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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史话(二)

文章来源:《瘟疫纵横谈》 作者:吴晓煜(编著) 时间:2020年04月14日 字体:

按:为配合全民抗疫阻击战,介绍有关历史知识,中国煤矿文联与煤炭工业文献委共同组织防疫史话专题,从吴晓煜《瘟疫纵横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选取部分文章,陆续在中国煤矿文化网和煤炭史志网上推出。

杜甫曾患疟疾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名著中外的诗圣。他7岁能言诗,才华横溢,诗至精善,可称大师。对他的一生有两个词可以概括:一是穷苦,二是多病。所谓穷,则是从小家里就穷,想走入仕途,参加科举考试,却不及第;想当官,却始终不能当上大官,政治上失意,再加上生不逢时,战乱迭起,颠沛流离,因而虽也有一段“裘马清狂”的日子,但多数时候是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包含了他对穷的不满。当然这种穷与下层老百姓的穷还是有点区别的。由于生活穷苦,与之连带的就是多病。这在许多诗中都有所反映。

杜甫从小就多病,到中老年时期更是疾病缠身。他患过多种疾病,如眼疾较重,老年耳聋,得过哮喘。此外他还曾患上过疟疾。

郭沫若所作的李白杜甫年表中,就有他患疟疾的摘记。其中记有玄宗天宝十年(751年), 杜甫40岁,“居于长安”,“秋,长安苦雨,得疟疾,顺狼狈。在从弟杜位宅度岁”。此事见于《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看来,杜甫得疟疾的时令是在秋天,而且比较严重,搞得他颇为狼狈。

关于这次疟疾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社甫的诗中也可以找到证据。杜甫在《在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就明确讲出了这次疟疾的大概情节。此诗中这样写道(仅节取与病有关的诗句):

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沈年苦无健。

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殽膳。

写这首诗的缘起,是杜甫得病之后,身体受到病魔折磨,苦不堪言。他的病还没有痊愈,一位姓王的朋友,在他贫病之时,请他喝酒吃饭。宴席十分丰盛,杜甫心情愉快,且十分感动,为了感谢朋友的深情厚谊,写了这首诗。

从诗中看,杜甫这次患的是疟疾无疑,患病的时间是在三秋(疟疠三秋孰可忍)。这一年秋天,连天阴雨,本来就多病的杜甫在愁苦之中不幸染上了疟疾。诗中讲到此病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使他“颜色恶”,头发也白了,眼疾加重了(头白眼暗),皮肤发黄皱纹增多(肉黄皮皱)。由于长期卧坐,屁股长出了硬厚的服子(坐有胝)。此病明显的症状,就是患者出现周期性的寒战(浑身发冷)和发热,以及肌痛头疼,每隔一两天或三天寒战与发热就要交相出现,正如杜甫在诗中所讲的那样“寒热百日交相战”。这种疟疾之苦缠了他大约一百天。而“命如线”一句则说明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此时他的命运如同重物悬线,时刻会线断物坠。

对于疟疾之病,杜甫是十分憎恨的,这种愤之情溢于全诗。什么“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这“孰可忍”三字,充分表达出杜甫已经无法忍受疟疾带来的痛苦以及对于疾病的痛恨。当然,处于贫困加病苦之中的杜甫,此时在政治上又失意,对于疾病的抗争既无奈又无力。难怪朋友请他吃一顿好饭,就使他如此兴奋。

(2004年4月5日)

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谈起

提起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819年),我们会首先想到那些生动隽永,优美犀利,令人深思的散文,像小石潭记》、《种树郭橐驼传》、《蝜蝂传》、《桐叶封弟辩》等,都令人百读不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的一些文章也涉及到一些防治瘟疫的史实,比如在著名的散文《捕蛇者说》中,就介绍了用永州所产之蛇医治疫疾,特别是麻风病的情况。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开始就讲,永州有一种奇怪的蛇(“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这是讲此蛇毒性极强,凡是与蛇接触过的禾草和树木一律枯死,人被蛇咬伤后,根本无药可解,只有死路一条。这种黑底有白色花纹的蛇的确厉害。

然而,就是这种蛇却可以治麻风病等疾病。正如柳宗元所介绍的那样:“得而蜡之以为佴,可以已大风、挛、瘘、疠,去死肌,杀虫。”此种蛇虽然可以伤及草木,使人致死,却是一种极好的药材。如果把捉到的蛇杀死后,曝干,制成药佴,就可以医治大麻风病。“已大风”的“已”字十分关键,已是止停止的意思,意即把病止住。而大风,即大麻风病。这种用蛇腊制而成的药佴,不仅可以治疗大麻风病,而且对于手脚不能屈伸的关节病(“挛”)、瘘、疠等病也是很有疗效的,甚至可以使死去的肌肉复活,杀死身体内的寄生虫(“三虫”)。

正因为蛇药有这样的治疗奇效,所以宫廷的太医以朝廷的命令向永州征派这种蛇饵,而且要求永州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如此看来,这种蛇对于治疗麻风等疫病的疗效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并且把此蛇作为宫廷的御药,作为向朝廷进贡之物。

为了满足朝廷对蛇佴的需求,完成每年两次进贡的任务,永官府招集有捕蛇经验的人户进山捕蛇,还许诺如果捕到一定数量的蛇,就可免交赋税。有这样的好处,于是永州之民争相去捕蛇。

但是,蛇不是好捕的,危险性相当大,许多人就因捕蛇死于蛇口之下。有个三代从事捕蛇的人家,其祖父、父亲都是因捕蛇丢了性命,而这位第三代捕蛇者,也有好几次差点儿死掉。柳宗元于是向他讲,既然捕蛇很艰难,有性命之忧,就不要捕蛇了吧,并打算替他向官府管事者说情,改捕蛇为交赋税。但此捕蛇者听后非常忧戚、害怕,急得流眼泪。他对柳宗元说,捕蛇虽苦,但交赋税更苦。如果交税的话,就是拿出全部家产和全家的一切收入也交不够。由于交不起苛税,村民不是被逼死就是流浪乞讨,而且日甚一日日苦一日。捕蛇虽然十分危险,尚还有一点点活路。这番话使柳宗元感到悲哀,感到愤慨。他想起了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话,于是奋笔写下了《捕蛇者说》。

这篇寓言式的散文思想性和教育意义是十分深刻的,表现了柳宗元对永州老百姓艰苦处境的同情和对苛政的厌恶。但他在文章开头所讲的,用蛇佴治疗麻风病的方法,却是民间的一个土办法。当然柳子厚不是医生,只是个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不可能知道用蛇治麻风病的科学道理,但他把永州之蛇的特点以及药用价值讲得非常清楚,这倒是我国防治麻风病历史上的一段趣话。

(2003年6月19日)

苏东坡杭州治癌救民

苏东坡(1037-1101年),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提起苏东坡人们会首先想起他那豪放高亢的诗赋,引人入胜的政论文章。其实,他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旷世奇才,在从政方面也颇有声誉。他关心民间疾苦,兴水利,办教育,抚民节俭,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事。其中,他在杭州太守任上,面对杭州严重的饥疫并行,死人众多的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战胜了瘟疫,取得了实效。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在朝廷的政治纷争中,苏东坡认为自己“受性刚偏,黑白太明,难以处众”,因而主动要求离开中央政府,到外地任职。这年三月,他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这是他二度到地方为官。皇帝为了表示恩慰,赐给他龙茶、鞍马、官袍、银带等。

然而,这个差事并不是好干的。因为他一上任就赶上杭州发生大旱,而且大旱与大疫接踵而至,“饥疫并行”。杭州百姓既室无隔宿粮,又身染瘟疫,死者多有。不仅如此,第二年春天,瘟疫还在流行,又发生了水灾和风灾,杭州人民陷于灾难之中。苏东坡不仅是个文人,还是个治乱干吏,他立即组织人力,投入了紧张的救灾抗疫斗争。据《宋史・苏轼传》(卷338,列传973)记载,苏东坡采取了如下抗疫措施

第一,高度重视瘟疫防治工作。他深刻认识到杭州疫情的严重性。他说:“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这既是事实,又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像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处于水陆交通要冲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大,因而疫病极为流行,造成“疫死者比他处常多”的严重局面。他的这段分析,对于研究我国治瘟思想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从经济上减轻杭州老百姓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救民措施。一是向朝廷如实报告灾情,请求减免杭州的粮赋;二是拨出专款,并筹集到一大笔款项,大约两千缗,用于购买粮食,“多作粥,以救饥者”;三是除去免费施粮外,又减价售粮,使一般老百姓口中有粮,既解决了不致饿死的问题,又使疫者有了抵抗力。

第三,最关键的,就是全力对疫者进行救治。苏东坡组织医生,开方制药,而且药剂满足供应,并“遣使挟医,分坊医治”。他采取的办法是,利用杭州的基层单位——“坊”来组织抗疫,政府官员带领医疗人员到各坊去发药、治病。这项措施不仅使瘟疫不再扩散蔓延,而且使一大批瘟疫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其结果如《宋史》上讲的“活者甚众”。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四,建立“病坊”,以专门救治瘟疫患者。有了专门的病坊既可以使病人得到有效治疗,挽救生命,又起到隔离病人,防止交相染易”的作用。这个病坊坐落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有人讲这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医院,还有人讲这是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病坊”不仅有政府的投资,更有苏东坡本人的捐赠。他当时立即捐出黄金50两,作为建坊资金。《宋史》上讲:“发囊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看来,当时还为病坊准备了一些经费和生活用粮,以保持病坊正常运转施治。据说三年内,治疗过上千病人。黄金50两的捐资,在今天来讲也是一个不很小的数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爱民情杯,看出他在抗疫中的贡献。希望中国医学史家和疫病史家不要忘却苏东坡在杭州的这段抗疫、治疫的做法与经验。

(2003年6月21日)

唐文宗下诏治瘟疫

唐代后期政治混乱,灾害多行,瘟疫多有。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浙西、杭州等地不仅发生饥荒,而且瘟疫并行。当年五月朝廷因杭州八县发生灾疫,发放赈米七万石,不久疫情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唐文宗李昂颁下诏书,申明疫情的严重性,下令采取措施,以救灾治疫。诏书并不长,为使读者窥其全貌,据《旧唐・文宗记》(卷17)所载,引录于下:

闻诸道水早,害人疾疫相继,宵旰罪己,兴寝疚怀。今长史奏申札瘥犹甚,盖教化未感于烝人,精诚未格于天地,法令或爽,官吏为非。有一为兹,皆伤和气。并委中外臣察,一一俱所见闻奏,朕当亲览,无惮直言。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其余人口遭疫多少,与减税钱。疾疫未定处,官给医药。诸道既有赈赐国费,复滤不充,其供御所需及诸公用量宜减,以救凶荒。

这份救灾治疫诏书,在朝廷以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灾疫的扩大,减少了死亡人数,使一批患病者得到治疗,而目从政之风也有所改善。现在看,这份诏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唐文宗对于瘟疫的发生,感到十分痛心。他看到老百姓曹此灾疫内心有所自责,感到“疚怀”。用封建时代的话就是“罪”,这比那些荒淫无耻,对人民死活不闻不问的皇帝和高官来讲,是一个很好范例。我们可以把此诏书看作罪己诏。

第二,文宗在诏书中向全国公开宣布疫情的严重性。正如诏书所指出的,这种严重性局面不仅在于疾疫的本身,如“一门尽殁”等,而且还表现在这场瘟疫是在连年水旱的情况下发生的,大灾与大疫相继,这就使广大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其境遇更为悲惨。由此他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加以重视。

第三,他指出了灾情之所以特别严重,不仅有天灾,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内。比如,有“法令不爽”,即朝廷有规定不正确或不科学的问题,更有“官吏为非”的问题,这可谓一针见血。这说明有一大批官吏工作不力,不认真进行拯救,为非作歹,中饱私囊,这更加重了老百姓的痛苦唐文宗在此点中了要害,这种见识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诏书中规定了一些救灾措施。一是,要求官吏如实报告灾情和疫情,“一一具所见闻奏”,“无惮直言”,不得隐瞒,不得弄虚作假;二是,对全家都死于灾疫者,给以棺具,进行掩埋处理,不得尸抛街头;三是,向患者发放药品,派人按地区予以治疗,防止疫病传染,控制蔓延,避免死亡;四是,对灾疫地区根据灾疫程度,遭疫人数多少,减免税费,以缓解百姓负担;五是,向各地发放赈灾粮物;六是要求从自己做起,朝廷及各级官吏减薪省用,减少办公费用,用节俭下来的钱财“以救灾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份诏书无疑是一份救灾防疫的动员令,其态度是诚实和实事求是的,其分析是深刻的,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切实可行的。一个封建皇帝,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谷易。在中国几百个皇帝中,几乎都遇到过疾疫之灾,但能发出这样的诏书的,却很少见。就是在今天也发人深省,具有一定借鉴作用。这更说明此诏书的可贵。

还要向读者交代的是。唐文宗李昂(809-840年)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十多年。他生不逢时,接手时就是一个烂摊子,朝廷争斗不已。他当皇帝后,很想有一番作为,曾锐意改革,裁减冗员1200人,释放官女30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制定官吏待遇标准,削弱宦官势力。无奈他无力回天,反而被宦官软禁起来,后郁病而死,年仅31岁。

(2003年6月24日)

嘉庆皇帝下令防治疫病

电视里正在播放有关嘉庆皇帝的节目。这使我联想到他下令采取一些措施,对北京出现的瘟疫进行防治的有关史实。

嘉庆皇帝,即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年)。他是清高宗(乾隆帝)的第十五子,年号嘉庆。此人政绩颇著,处治大贪官和绅,赐令自尽,抄其家产。他比较关心民疾,主张节位,减免田,禁止“八旗子弟征逐歌场”。而他在晚年防止京城瘟疫中,当机立断,措施得力,颇值得一提。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夏季,京城发生了严重瘟疫。据史料记载,当时“时疫流行”,“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促病毙者”。更有甚者,多数贫民“无力买棺敛埋,情殊可”。从上述记载中可知当时京城的疫情比较严重,来势凶猛,不仅发生于城内,而且波及市郊地区;那些无力置办药饵者,多数仓促病毙”。许多死者家属无力购买棺材,或抛尸于野,或置于露市,这也是危害更大的传染源。在这种情况下,嘉庆皇帝高度重视,听从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并分别于当年七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二日、八月三日一连几次向内阁发出谕示,命令内阁及有关部门官吏立即行动起来,把各项抗疫措施落到实处,全力防疫,“用示朕救灾恤民至意”。看来这位皇帝是把防治疫病作为抗灾救灾来认真对待的。

据《清实录》披露的情况,这里把嘉庆皇帝上谕中提出的防治施归纳如下:

一、命令内阁以及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尹以及京城五城长官,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亟为拯恤”,“务使认真救治,多所全活”。这为救治工作明确了领导责任,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专门设立防疫救病的药局,并且组织医士“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特别是对那些无钱买药者,免费发药。这等于为疫民雪中送炭,此措施成为当时救治病人,控制疫情传播,减少死亡的关键之举。

三、设立棺局。为解决贫民无力购买棺材掩埋尸体的困难,皇帝下令调集木材,制作棺材,“设局散给棺櫘,勿使暴露”,这种免费发棺的举措,不仅使死者入土为安,生者得到安慰,而且杜绝了一个很关键的传染途径。这对于进一步控制病毒传播,缩小疫情,是极为有效的。

四、立即拨款,保证防疫资金。一是,于八月二日命令户部拨给广储司银2500两,分发给五个城区,“为制备药料棺櫘之用”;二是,第二天又命令户部拨给银两1000两,分发至大兴和宛平两县,作为防治疫病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三是,采取变通措施,告知有关经办官员,在防治时疫过程中可以不经请示,先行购买抗疫物品,“俟疫病全消之日停止,分别报销”。这种措施的确为京城的抗疫斗争开了绿灯。

五、决定将在京举行的顺天府科举(乡试)延期一个月举行嘉庆皇帝在八月三日就做出此项决定,他在对内阁的上谕中讲到本年八月天气尚觉暑热,京城内外兼有时疫流行,因念贡院中号舍湫溢,士子等萃处郁蒸,恐致传染疾病,非所以示体恤。今科顺天府乡试著展期一月,于九月举行。”他还命令内阁衙门“即行晓谕,俾众成知”。这实在是正确的决策,对于减少人员聚集,防止感染,保护士子考生的生命安全,极具重要性。

六、也是最关健的,派监察官员赴京城各地对防疫工作进行监督检在和催办。他在八月三日的上前中就要求:“著都察院堂官于五城地方,拣满、汉御使各一,分司查察其京城外设局之处,该堂官不时自行察访。”命令监察官员,“徜查有怠玩从事,奉行不力者,即行据实参奏”,予以严惩。看来这位皇帝是十分认真的,他不是一个只发命令不督办、只布置不检查的人。当时也确有对防疫工作不负责任,办事不力的官员,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理。

由于嘉庆皇帝所采取的这些举措得到实施,使京城的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他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对于我们今天的防治疫情是有可借鉴之处的。

(200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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