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一百年。本报记者近日采访文学理论家张炯，请其梳理我国文学事业在党的关怀下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并对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进行展望。

记者：五四文学革命主要是进行“文学的革命”，192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文学的革命”逐渐转向“革命的文学”成为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和文化人的思想主张。您认为这样的思想转变是由什么样的背景和环境导致的？

张炯：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深刻的历史变革和社会环境决定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士人已感受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太平天国运动以宗教之名推行所谓的“新政”，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主张变法，想实行“君主立宪”。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随之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立即又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当政。这一切使得忧国忧民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感悟到，中国要自强、免于危亡，非有基于文化的更深刻更有力的变革不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大力批判封建文化，同时求师“德先生”和“赛先生”，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新青年》的同仁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新人耳目，影响及于全国。1917年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工农政权，震撼了全世界。在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1919年巴黎和会出现弱肉强食的状况，引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六·三运动”更是促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人才的基础。

《新青年》杂志先后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前者主要着眼于文学形式的改革，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者更多指向文学内容的更新。实际上，维新派的梁启超在世纪之交已经倡导文学革命，但成绩有限，而五四时代则应者云集。在各种思潮中，由于当时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便致力于宣传革命文学的主张。

文化和文艺的领导权问题、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就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要实现领导权，并使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必然要提出相应的文艺理论，并团结和建构强有力的文艺队伍，展示文艺创作的新成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新文艺已如火如荼而且趋向多元。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文艺上，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主张纷纷登台。西方哲人从柏拉图到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杜威的学说，都冲击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思想摇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推进新文艺中产生了自己的影响。正在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共产党人当然也要争夺新文化新文艺的领导权。为此，当时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阐明新文艺应朝何种历史方向发展，文艺到底为什么人，它与革命、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等重大的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首任领导人陈独秀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时，就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生活文学。”对于陈独秀的“国民文学”思想，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表述为“平民文艺”。此前中国文学的主流多为贵族和士大夫的文学。因此，“国民文学”和“平民文艺”主张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中夏在1923年发表于《中国青年》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更是提出三点主张：即新诗人“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说：“如果你是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你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那就对于你的作品也不受什么深刻地感动了。”这实际上就提出了文艺必须反映现实并与革命紧密联系的理论主张。早期就加入共产党的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主将。他在《文学与人生》和《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代文坛的感想》中不但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而且具体讲到因种族、环境、时代与作家人格的不同，文学所写的人生也有所差异。他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明确提出，“商人工人都可以做文学家”，“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他还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中明确地说：“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因创作《女神》而享誉诗坛的郭沫若，以提倡自我表现和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始，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他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急速地转为革命文学的宣传者。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郭沫若认为当今存在“革命文学与反革命文学”。他以欧洲新兴的社会主义文艺为鉴，进一步号召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文艺必须面向平民、面向现实、面向革命，这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回答。它实际指明文艺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这对当时新旧文艺并陈的文坛，无异于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乃至被视为过激的“异端”。自然，这种回答是从马克思主义既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又要对现实社会做阶级分析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主革命浪潮高涨的年代。鉴于北洋政府的反动嘴脸日益暴露，身居南方的孙中山在李大钊等的协助下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酝酿北伐的大革命。但1925年孙中山的去世和国民党右派后来叛变革命，激起共产党人发动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十年内战时期。系列的革命浪潮自然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兴起。在我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文艺导向所做的阐述，无疑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记者：进入1930年代，党从哪些方面促进了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又如何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

张炯：左翼文学的兴起，应该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正是在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指引下，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革命文学异军突起，涌现了大批文学作品。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者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便是激励许多青年走向革命的著名小说。殷夫（白莽）等的诗歌，柔石、胡也频等的小说，都为初期革命文学增添了耀目的亮色。此外，丁玲从写《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转向写《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革命倾向的作品，也显然受到革命文学主张的影响。

倡导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发生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论争。这场论争促使鲁迅认真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更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上来。鲁迅和茅盾都是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以《呐喊》和《彷徨》开拓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而茅盾先以现实主义理论，后又以长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为大革命留下现实主义的写照。在1928年左右围绕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在《文艺与革命》、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等文中还提出了革命文学发展必须很好解决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如正确认识文艺的特性与本质，避免“标语口号”式的创作，正确处理革命文学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语言的大众化和欧化问题等。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则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无疑标志着革命文学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联合众多党内外进步作家成立的。左联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还指出，“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左联标志着革命文艺队伍的聚集，并意味革命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此前革命文学论争中狭隘团体主义的宗派倾向。实际上，19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创作，还有苏区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除了苏区，白区的左翼文艺，由于沙汀、艾芜等西南作家的努力，萧红、萧军等东北作家群的来到上海，以及北平左联支部的成立，还有田汉、阳翰笙、夏衍、洪深等在影剧界的创作，加上冯雪峰、胡风、周扬等理论的张扬，其声势和影响越来越大。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称当时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他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毛泽东则指出，从1927年至1937年反革命对于革命力量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与苏区革命文艺相呼应的白区左翼文艺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反革命势力失败的有力证明。

当然，左翼文艺运动并非没有缺点，如曾受到苏联“拉普”派影响的宗派主义和左的倾向，以及重视革命宣传而对文艺特性有所忽略等。这些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不仅影响到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等的批评，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后来与“新月派”梁实秋、“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的论争。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便化名“歌特”，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对左翼作家中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主义进行纠偏，指出左翼不应排斥“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而应团结他们，这样才能壮大革命文艺统一战线。上述缺陷在后来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后，才有更显著的纠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当然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鲁迅指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没有地址的信》，冯雪峰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还有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现实》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等，都有助于人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一步认识文艺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和情感并反作用于社会的特性。周扬介绍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口号，概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大特征：在现实的发展运动中认识与反映现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大众的文学等。这对人们更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起到了纠偏的有益作用。

总体而论，左翼时期鲁迅所写的杂文，茅盾、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萧红、萧军等的小说，田汉、阳翰笙、夏衍等的戏剧、电影，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艾青等人的诗歌，都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际成绩和广泛影响。它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红色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重要一部分。

记者：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党对文艺的指导思想，这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张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但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而且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他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也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就对文艺问题做了许多调查和研究，征求和听取了延安文艺界许多人士的意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回应了当时延安文艺界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实际上也对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革命文艺论争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了重要总结。它以回答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为中心，展开了对于文艺的审美特性、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政治和革命、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文艺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革命内容与完美形式、文艺创作中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与批评标准以及文艺发展中的继承、借鉴与创新等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辩证的论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军队，文艺也可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只有现实生活才是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文艺的美之所以区别于现实的美，是因为它“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对中外文艺遗产都要采取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的态度，“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艺创作和传播要“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文艺工作者应该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群众的生活与斗争，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在文艺创作中，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并“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等等。尽管毛泽东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论述文艺，但《讲话》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符合文艺的普遍规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问题第一次作出最系统最全面的论述，它也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在文艺领域予以坚决贯彻的表现。

《讲话》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后来扩及全国和国外。在它的指导下，当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的文艺都有蓬勃的发展，涌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大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国统区的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受其影响也创作了许多好的作品。像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曹禺的《日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这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中国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前进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政策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从您个人的视角来看，当时这些政策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

张炯：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仅实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的进步的作家队伍的会师，而且明确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南。新中国的成立标志我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也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为人民当家、独立自主的、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社会。从1949年10月1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艺创作既有不俗的成绩，也遭遇严重的挫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团结和改造全国文艺界，繁荣文艺，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这不能不成为新中国文艺最大的实践课题。它涉及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还涉及对整个文艺事业的领导、文艺生产与消费体制的改造等。当时提出文艺体制的改造，主要是借鉴苏联的模式，如建立各级作家协会和国家出版社等，并通过学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的教育。在这过程中，还探讨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等实际问题，以及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怎么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等问题。为解决文艺实践面临的系列新问题，毛泽东提出戏曲改革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辩证处理中西文艺关系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提出繁荣和发展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这都是符合社会和文艺发展规律的十分正确的政策主张，从而有力地促进文艺的迅速繁荣。

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例如，涌现了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公刘、李瑛等许多著名的诗人激情洋溢的诗作。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一批内容厚重、风格新颖的长篇小说，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话剧方面，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的《胆剑篇》等。大多数作品不仅开拓了新的题材和主题，表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新的英雄形象，而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都创造了新的成绩。它们对广大读者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发展的成绩也不容低估。在文艺讨论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等观点；积极促进文艺理论的建设，编写高校文艺理论教材。1958年，周扬还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60年代，由蔡仪、叶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当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代表性著作。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多次文艺批判运动，1957年“反右”扩大化，再到后来的十年“文革”，都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现在返观之，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讨论，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例如，对艺术创作方法，在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同时却排斥其他，批判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和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文艺题材的表现上，在提倡“重大题材”的同时却多年忽视题材的多样性。人物塑造上，在正确提倡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却错误地批判“中间人物”论；在主张文学艺术描写人时应表现阶级性，却不承认也存在共同的人性。这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左倾的弊病。正是在上述文艺思想理论复杂变动的过程中，新中国文艺既经历了十七年初步繁荣和曲折，也经历了“文革”中的荒芜和凋零。在“文革”中，只有极少数作家依照自己的信念坚持创作，只产生了一些革命样板戏和小说。

记者：新时期以来，党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坚持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回顾四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史，我们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您认为有哪些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张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根据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文革”结束后的实际出发，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从1978年至今的四十多年里，在党的领导下，文学创作与时俱进，深刻、全面地反映社会各领域的变迁；文学理论也在繁荣发展，科学地阐明文学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和广阔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他要求党按照文艺规律加强和改善对文艺的领导，同时他又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此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文艺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时期以来，文学界、理论界先后围绕文艺特征和形象思维问题、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问题、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其创作表现问题、人文精神问题、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文艺学向审美文化拓展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努力辩证地去理解相关的问题，也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学术界和翻译界也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出版了大批新的著作。重新依据德文本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出版了多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的著作。关于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问题，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展开过讨论。或主张这个体系应包括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语言学，或认为它应该反映文艺的本质规律、发展规律、结构规律、创作规律和接受规律。而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应汲取我国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的精华，并总结我国的文艺实践，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新世纪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所定的、由数十位专家共同完成的文艺理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对文艺的本质与功能、文艺创作和接受的规律、文艺的历史发展规律等均做了与时俱进的论述，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建构和阐释文艺理论体系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有个过程，而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被认知。四十多年来，得益于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广大作家齐心努力，文学创作涌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文学事业得到繁荣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名家辈出，佳作如云。“80后”和“90后”的作家也创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作品。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涌现了自己的富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家群，使我国文学地图变得更加五彩斑斓。这时期，有大量优秀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话剧，都荣获过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许多作品被译到国外，不少作家获得外国的奖项。

回顾40多年来的文学发展进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的递嬗，不仅为现实主义的真实论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材料，也引发过“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从朦胧诗、东方意识流小说到先锋小说、探索性话剧的涌现，点燃了关于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女性创作的不断发展，为我们研究女性文学的时代特色提供了许多新的文本。“底层文学”的崛起，吸引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网络文学和电子传播的普及，为文艺的生产与消费展开了全新的前景，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也必然要波及人们对文艺与经济、文艺与科技的关系及其发展的理论认知。当然，由于市场化思潮的影响，我们的文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浮躁情绪和媚俗倾向，需要我们警醒。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数量不断攀升的当下，需要我们在质量上更加严格地把关。

总而言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史，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继续坚持党的文艺政策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化，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弘扬主旋律，又坚持多样化。广大作家要坚持与现实生活、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和批示，进一步强调文艺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地位，为文学事业从“高原”走向“高峰”指明了方向。您认为，当下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应该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之间如何构建更为健康的互动关系？

张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总结了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针对当前文艺发展的实际和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阐述。他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作家要深入生活，表现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文艺应与时代同频共振，成为时代的镜子和前进的号角；文艺应大力弘扬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需要精益求精，反对粗制滥造，在艺术创新中努力做到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的统一；党要加强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为文艺工作者繁荣创作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些论述指明了我国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正确方向和剀切途径。我认为，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理应切实学习和全面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人民贡献更多高质量的作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提供正能量而竭尽全力。

理论源于实践，但正确的理论又能指引和促进实践。没有文学创作，当然谈不上文学批评。但优秀的文艺批评，不但会成为文艺家的诤友，也会传达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反馈，并从创作实践中不断升华和发展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和批评是科学，追求的是真理，是发现和揭示文艺规律。面对文艺作品，批评家自应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它无需取媚作家或堕为“恶评”。作家追求的是艺术的自由创造，遵从的是艺术创造的规律，对于理论和批评的声音自可善则从之，不善则置之。实际上许多作家也写理论批评文章，而有些理论批评家也写文学作品。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都是文艺战线上各尽其责、互相促进的同志，他们应该求同存异，共同为繁荣文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