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丹铅法》,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南宋末年刻配补元刻本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殊样式,评点通常由文字形式的评语和符号形态的圈点两部分构成。与诗文评不同,评点的特殊性来自于它对作品文本的高度依附性,特别是圈点,须嵌入字里行间才能使符号产生批评意义,因而对古代的文本阅读和理解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借助符号标示的读书方法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人唐文治就曾指出:“圈点之学,始于谢叠山,盛于归震川、钟伯敬、孙月峰,而大昌于方望溪、曾文正。圈点者,精神之所寄。学者阅之,如亲聆教者之告语也。”1唐氏所论,既点明圈点之学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又强调了圈点法在读书习文中的引导作用。对明清士人而言,圈点法提供了借助书籍阅读的习文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授受的传统教育方式,这构成明中叶以来勃兴的书籍出版和阅读文化的一个背景。当前学界对古代圈点之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南宋的文章总集2,而对明代文章总集中的圈点现象及其牵涉的文章阅读则关注较少。本文即尝试从文学阅读的角度切入,讨论明代的文章圈点法以及文章阅读中的符号和声音要素。

一、文章圈点法在宋明间的承与变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诸多样式中,评点是批评者与读者关系相当紧密的一种类型。关于评点之学,章学诚曾指出,“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3,强调其功能在于指示法门以便效仿学习。由此也可见出,文章圈点法不仅关系到古代文法之授习,更涉及文章诵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文章圈点法是在南宋伴随着《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文章总集的编刻而发展成熟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条云:“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4叶德辉所记宋版《文章正宗》已有句读圈点,高津孝《宋元评点考》一文曾对此进行考察,指出“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宋末元初建安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宋末元初刊部分有句读点、声点,也有圈点、抹”5。此本卷首《用丹铅法》,记载了书中圈点运用的凡例:

除标示句读的“小点”外,其余“旁点”“圆点”“抹”“撇”等符号,分别标示佳句、字眼、立意及行文结构,皆可视为指示文法之标记。如果结合南宋时期编刻的诸多文章总集,便可看出《文章正宗》所标示的圈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形式上基本以圈、点、抹(撇为短抹)、截四种符号为主,在符号的含义上多指向字句章法、行文立意的作文法。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书影,1925年无锡国学专修馆铅印本

在南宋文章评点中,圈点之所以通常以文法为指向,其实与宋人的读书法密切相关。宋人阅读文章颇看重文章关节、紧要之处,往往多在这些地方以笔抹、圈点标出。四库馆臣在《苏评孟子》的提要中即指出:“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7这其中,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列有《总论看文字法》,既可视为最早的评点理论8,也可看作宋人的读书看文之法: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苏文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人,盖近世多读故也。

第一看大概、主张。

第二看文势、规模。

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9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人的读书法既讲究对文章立意、主张的总体把握,也强调对行文章法、结构及句法、字法的仔细玩味。结合上引《文章正宗》的圈点凡例来看,宋人的圈点之法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不如说是阅读理论的具体化,更多关注在文法、技巧等层面,旨在为读者提供相对简明易懂的习文指引,这是南宋以来文章学实用性的一个体现。

《总论看文字法》,吕祖谦《古文关键》,清同治间刻《金华丛书》本

明代的文章圈点之法总体上既有对南宋吕东莱、谢叠山圈点法的承袭,也有着因文章学之发展而产生的新变。首先就承袭所谓“古法”而言,从明代前中期的文评、文章总集等文献来看,南宋文章圈点及阅读理论在明代仍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明初曾鼎编纂的《文式》,卷下即列有“吕祖谦东莱《古文关键》” 10,收录上引《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以作为读文规矩、作文绳墨的一部分。再如归有光《文章指南》,卷首所列《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法》11,实则也照搬自吕氏《总论看文字法》。至于圈点法的沿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徐师曾所编《文体明辨》,此书前有《文章纲领》一卷,在收录诸家论文语之后,附有《宋真德秀批点法》,亦即上引《文章正宗》卷首《用丹铅法》,此后又附《大明唐顺之批点法》12,收录的是本朝唐顺之的圈点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凡例》同样提到了南宋诸家的圈点法,特别指出此书不辑录吕祖谦、楼昉、谢枋得以来的“古法”,“以其行于世已久,而学士大夫无不知之者。独近年唐荆川、王遵岩二公所传,世未必知之。故唐以○、王以△,各标于上,以见两公之用心读书处”13。从这段表述中既可看出南宋诸家圈点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也可见出《唐宋八大家文钞》欲将唐、王圈点法推而广之的编纂意图。

楼昉《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书影,明嘉靖间刻本

明代的文章圈点法也有随明代文章学之发展而呈现的新变。《文体明辨》收录唐顺之批点法,《唐宋八大家文钞》推行唐、王二家读书法,皆表明在明代的诸多圈点用例中,唐宋派诸家的评点本影响很大。唐顺之的文章评点主要见于《文编》《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等评点本,其中最能体现其评点之功的当属《文编》。该书所用圈点基本符合《大明唐顺之批点法》所录之长圈、短圈、长点、短点、长抹、短抹、截等几种形式,其作用正如书前自序所说“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14,是以指示文法为标的的。唐顺之圈点法的符号及其含义的说明,见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由书坊所刊的《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是书卷首《凡例》标明了唐顺之圈点之法:

此段圈点凡例与《文体明辨》所载《大明唐顺之批点法》大体一致。唐顺之的圈点法基本沿用南宋“古法”,即如《文章正宗》所示的圈、点、抹、截四种符号。不同的是,其中另有以虚长抹标示的文之敝处、虚短抹标示的用典处。特别是前者,尽管在唐顺之所编的文章评点诸书中用例并不多见,但至少可知明人读书,对古人文字佳、恶两方面皆有关注。《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吸收唐顺之圈点法时,对此亦有说明:“凡文之佳处,首圆圈○,次则尖圈△,又次则旁点、 。间有敝处,则亦旁抹,或镌数字,譬之合抱之木而寸朽,明月之珠而累綦,不害其为宝也。”16通过圈点标示文字敝处,以警示读者,这是评点之学在明代出现的新变。

《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法》,归有光《文章指南》,清光绪二年刻本

从明人有关文章阅读的论述来看,对文字敝处的留意,同样是出于作文的实用性考虑。例如曾鼎《文式》卷下即辑有“论文字病”17,罗列“深”“晦”“怪”“冗”“弱”“涩”“尘俗”“熟烂”等作文应避免的弊病。清人袁守定《占毕丛谈·谈文》记有明人时文作法论著:“茅鹿门有《论文四则》,董华亭有《九字诀》,郭青螺有《九等题式》,沈虹台有《十一要》,焦淡园有《文家十九种》,张洪阳有《二十六忌》,顾仲恭有《时艺三十戒》,汤霍林有《读书谱》,近时唐翼修有《读书作文谱》。”18其中张位《二十六忌》、顾大韶《时艺三十戒》便是专论“文病”“文忌”之作。顾大韶的《时艺三十戒》,未见著录,也无传本,但见收于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九《顾仲恭论文》,前有小引曰:

余潜心斯业约有数载,遍阅今昔诸名公之作,非不妙析奇致,异锦同工,其能一臻正度、粹然无瑕者,盖亦鲜矣。揆厥所蔽,源流实繁,或滥觞于先哲,或创见于流辈,乃至充塞,惜莫之惩。遂令承学之士,濡染成风,沉沦恶道,不能自脱。予是用悯焉,观览之暇,辄复论辨,先其易者,后其难者,即目为时艺三十戒,置之座隅,用以自儆。19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书影,明万历间刻本

顾大韶在这里明确指出古今文章少有无瑕者,因此看书读文亦须留心文字之弊病,不可草率放过。虽说“用以自儆”,实则意在警示读书习文者以此为戒,避免后文所举“悖”“死”“误”“野”“排”“复”等三十类文病。这类论著的出现,表明明人的阅读观念包含着仿习佳文和规避劣作的正反两方面取向。

总的来看,明代的文章圈点法很大程度上沿袭着南宋“古法”,尽管不同的评点本在用例上各有特点,但圈点符号和标记意义在总体上保持稳定,以圈、点、抹、截四种符号为主体,以指示文章作法为宗旨。这样一套符号系统,对明人的读书习文风气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例如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其卷首《凡例》所标圈点法,同样以圈、点、抹、截四种符号为主,表示精华、文采、眼目照应、关键主意、字法、截段等,并强调“各有深意,观者毋忽”20,可看作是在《文章正宗》圈点法基础上略作补充,既指明这些符号所对应的文章字句及立意、结构等为文之法,也提示读者应在圈点符号的提示下进行阅读,不可等闲视之。此外,像唐顺之用虚长抹来标示文之敝处,这在基本以正面评价为导向的古代评点之学中确属少见,说明明人文章圈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指向的是一种包含高下品评、优劣判断的更为丰富的阅读理论。

唐顺之选批《文编》书影,明嘉靖间刻本

二、商业出版与圈点的阅读指引功能

考察明代的文章圈点之法,除了像唐顺之等评点家的个人因素外,还应考虑明代发达的商业出版文化对文章评点、士人阅读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书籍出版的进一步商业化,书坊为吸引读者、制造卖点,往往会在书籍的编刊、设计、印刷等各个方面不断翻新花样。例如在书前加入凡例、插图来辅助阅读,在题名上注明“新刻”“新镌”“增订”等制造新鲜度,或加入“会元评选”“太史批点”等批评者的头衔来提高权威性。圈点符号及其凡例作为一种“副文本”,同样对中晚明的书籍出版和阅读文化有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下文将从书籍之售卖、印刷术的发展、科举用书的阅读三方面,考察在中晚明商业出版的文化背景下,明代的文章圈点指引书籍阅读的意义。

为引导购阅行为,中晚明的书商往往会将圈点作为一种书籍质量的标志,在题名或卷首凡例等显著位置强调。特别是名家批点,更能起到吸引读书士子购阅的作用。如前引《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一书,扉页牌记特别指出该书批点出自唐荆川之手:

告白士夫君子:此书乃唐公亲自批点校正,字样无差。今被本行无籍棍徒省价翻刻,批点字画,差错甚多,亦无校正,哄骗人财。况价一般,买书君子,恐费唐公精选、批点之功,务要辨认端的。此牌为记,见住三山街浙江叶式锦泉印行。21

唐顺之《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书影,明嘉靖二十八年书林胡氏刻本

与中晚明众多坊刻书籍一样,此处的牌记主要是作为广告来吸引读者购买。但值得留意的是它还提示读者要认准品牌,切勿购买盗刻翻版之本。这也从侧面表明在当时的书籍市场上,名家批点本拥有较好的销路,而其中的圈点之法也因此成为一种与名家批点相关联的资源,进入到书籍出版的运作之中。

到了万历年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圈点作为书籍营销及出版运作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这集中体现为圈点法和套印技术的结合。学界一般认为,晚明套印技术应用于图书的出版得益于吴兴闵氏的推行22。闵齐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版了朱墨双色套印的《春秋左传》十五卷,卷首《闵氏家刻分次春秋左传凡例》对该书采用套印作了说明:

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板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板,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不无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23

王锡爵、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书影,明末刻本

闵齐伋指出旧刻用原版墨印,已不太受到读者欢迎,因而采取“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的双色套印,在原版之外另刻一版,其实也是一种出版策略上的推陈出新。

在闵氏套印刊刻的带动下,晚明出现了一批校刻精善的评点本,推动了圈点法与套印技术的结合。套印的流行与明代评点之学也有关联,这种技术之所以成为出版界的潮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晚明“评林”“汇评”本的流行。所谓“评林”,即荟萃众名家之评语,以供读者参酌。与评语可注明某家以示区别不同,作为符号的圈点则较难区分,因此评点本一般只用一套圈点法。当然,前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凡例》指出,该书原刻曾尝试合唐、王二人之圈点于一本,用不同的符号进行区分。但这种操作方法的问题仍是岁久漫漶,易于混淆,辨识度较低。《凡例》说:“原刻标批,唐以○,王以△。今恐易混,直出唐荆川、王遵岩二先生字号,使读者一览可知,不烦再审。”24后出的版本还是用文字加以区分。晚明套印技术的应用,为汇合不同评点家的圈点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现举闵尔容所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苏文》为例。此书的套印法是以原文用墨,茅、钱二家圈点分别用朱、蓝双色。卷首《苏东坡文选凡例》对书中两种圈点法作了说明,指出“丰寰钱先生圈点用朱”,“鹿门茅先生圈点用黛”。其中,茅坤圈点凡例录自《唐宋八大家文钞》,钱丰寰圈点法包括长抹、短抹、圈、点、字旁小圈、字旁小点、截等类。长抹表示“紧要处或一篇主意”,短抹表示“转或提或连”,字旁小圈、小点分别表示“妙境”“佳境”,一二字外大圈、字旁小圈、字旁小点表示“字眼或主意”,大截表示“大段落或譬喻”,小截表示“大段落,或小段落,或段落中枝节,或承上启下,或一篇歧路处”25,也以指示文法为主。

茅坤、钱丰寰二人圈点是以双色区分的,这样虽然一目了然,但有时也会出现二家圈点重合或错落的情况。先看圈点的重合。如《苏文》卷一所选《刑赏忠厚之至》一文,篇首“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数句字旁,既有茅坤标示“文之佳处”的黛色小点,也有钱丰寰标示“佳处”的朱色小点,二家意见一致,这对读者而言是一种视觉上的提醒,强调阅读时应格外留心。由于二家圈点法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在文中也能起到互补的作用。从符号类型上来说,茅坤圈点法仅抹、圆圈、尖圈、旁点四类,而无标示段落的截,因此文中的分段符号皆出自钱丰寰之朱色圈点。如《刑赏忠厚之至》一文中,有“见于虞、夏、商、周之书”下、“呜呼,尽之矣”下、“故曰忠厚之至也”下三处标示段落的朱色“|”,补充了茅坤圈点法在分段上的不足。另外如《孔子从先进》《既醉备五福》《大臣论上》《大臣论下》诸论,并无茅坤的黛色圈点,仅有唐顺之、茅坤评语,因此钱丰寰的朱色圈点在阅读效果上也构成对二人评语的呼应或补充。总的来说,如前引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一条所言:“至于《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26像闵尔容所刻《苏文》这类运用套印技术来汇合不同圈点,与“评林”“汇评”本的流行,都反映出晚明书籍印刷和出版业的发展,对文章圈点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外部因素来看,“评林”“汇评”本和圈点法的流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科考制度推动了整个社会读书习文需求的不断增长,书籍阅读成为士子获取知识和习得文法的重要手段。在此种文学教育因出版业的繁荣而越发商品化的潮流中,习文士子在备考时对书本知识的依赖度日益提升,相应地,文章圈点“如亲聆教者之告语”的阅读指引作用也受到进一步重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孙鑛批点《春秋左传》书影,明万历四十四年闵氏朱墨套印本

一是以圈点符号来标示选文的评价等级。例如晚明的举业用书《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由衢州书坊翁日新刻印。此书署焦竑、王衡同选,唐汝澜注,邵名世、王时学同校,翁日新绣梓。焦竑、王衡之名当系伪托,实际的编选、注释工作应由唐汝澜承担。唐汝澜对所选科考二三场中论、表、判、策程墨的等级评选,皆以圈点作为标示。对此,书前《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群玉圈点凡例》有清晰的说明:

程:

○○,绝品,精神充足。

、○,佳品,精神不乏。

○,具品,辞意到家。

、 、 ,亚品,辞意堪采。

、 ,余品,足备采览。

墨:

、○,具品,才华不足,意趣自佳。

○,亚品,亦颇成趣。

、 、 ,余品,就中备览。

、 ,杂品,寸绮难遗。27

随后的选文目录中,唐汝澜于各篇程墨题名之上各标如上几类圈点,以示文章等级。稍有出入的是,凡例于墨卷一项中并未设置双圈可能表示的“绝品”或“佳品”,但在选目第七、第八卷属墨卷的题名上,则有多篇选文标有双圈。例如万历二年甲戌科,会魁王应选《人君守成业而致盛治》论即属双圈之文,此亦或为晚明诸多举业用书编校不精之例证。但不管如何,此书展示的特殊用例,事实上也反映出明清文士运用圈点符号的一种阅读习惯,即在目录、题名之上以圈点标记文章篇目,来作为一种阅读记录。

闵尔容辑评《苏文》书影,明崇祯间乌程闵氏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二是以圈点符号来承担批语指示文法的功能。与《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选文多评语、少圈点的情形不同,晚明举业用书往往圈点、批语兼备,甚至某些选文多圈点而少批语。例如薛应旗批点的《新刊举业明儒论宗》,有明隆庆元年(1567)金陵三山书坊刻本,书前《明儒论宗凡例》对书中所用圈点之法作了如下说明:

从圈点凡例来看,此书所用圈点之法与前引唐顺之圈点法大同小异,将唐顺之同表示“精华”的长圈、长点细化为工意、工词两方面,取而代之的是原本表示文之敝处的虚长抹,另外给表示“转调”的短抹增加了“顿挫”“起伏”二项。为便于读者领会,圈点凡例之后附有一段文字说明:

作文之法,有工意、工词,有字眼、故事,有精华、处置,有顿挫、起伏、转调、分段不同。评文者不能悉批,书凡例于首。善学者,观圈而知意之工也,观点而知词之工也,观二圈二点而知字眼之妙也,观阳抹而知故事之有证也,观阴抹而知处置之有方也,观阳短抹而知故事之有证也,观阴短抹而知顿挫、起伏、转调之有法也,观一画而知分段之理也。知者观其凡例,则思过半矣。29

从这段凡例说明可以看出,作文之法与圈点之法协同对应,更进一步讲,也与读书之法相通,这是其以圈点取代批语的逻辑所在。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书影,明隆庆元年金陵三山书坊刻本

综上所述,圈点之学发展到明代,在商业出版影响下被进一步塑造为阅读的门径。众多书坊的运作、新式技术的运用、各式举业用书的大量刊行,也影响了读书人借助圈点、批语来阅读文章和掌握文法的学习方式。举业习文书籍的传播流通,使士子可以通过阅读参考书来习得撰文之法,如明末左培编撰《书文式》,于《文式》首列“历科诸先生文语”,指出名家文论、文评也具备“代师友提命”的作用:“及见名人硕论,剔髓抽精,未尝不梦之回而醉之醒,故可以代师友提命,开学士聋聩,莫此道神也。”30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本由师生关系所主导的传统文学教育功能,使得士人的文章学知识和技巧习得,一定程度上转向依赖阅读文章读本及附于其中的批语和圈点,这将是我们考察近世士人书籍阅读的一个方向。

三、从目鉴到口诵:读书法对声音的关注

从上文对南宋以来圈点法的梳理可以看出,除了字法、句法,评点家关注的文法要素还有所谓“转换”“转调”。《文章正宗》用“撇”表示转换,到了明代,《唐宋八大家文钞》以“短抹”表示转调,《明儒论宗》同样以“短抹”表示顿挫、起伏、转调。从转换到转调,实则反映出明代文章学在追求“调法”上获得的进展31。特别是八股文这种讲求音乐性的文体,尤其重视声音顿挫、节奏起伏的语言质感。在这种文章学风气下,晚明士人的读书作文及评家的批点议论也看重诵读之法,将口诵、耳听及其中的声音视为文章批评的考量要素。

就体制而言,八股文有着相对固定的结构形式,各体段由不同的句式构成,或散或对。在由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系列要素构成的文法体系中,句法处于核心,不仅关系到句子结构内部的字法、词法,也牵涉到文章结构脉络的转换、衔接。缘此,晚明以来众多的时文论著多有围绕句法而展开讨论者,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诵读和语感的衡文准则。例如时文评论家袁黄就颇重视文句是否可诵,在他编纂的举业用书《游艺塾文规》中,论“小讲”云:

武之望、陆翀之《新刻官板举业卮言》书影,明万历二十七年周曰校刻本

戊子顺天《季文子三思》(一节),黄葵阳改程云:“古今得失之故,皆起于人心之思。顾其得也,以沉几亦以果断;其失也,以轻发亦以迟疑。”句句切题。王蒙亨云:“人心之有思也,理所通也。顾以有主之心,善用其思,则思常彻于理之中;以无主之心,过用其思,则思常眩于理之外。”亦朗然可诵。32

将内容上的句意“切题”和形式上的“朗然可诵”均视为句法的评价标准。又如评《居敬》(一节)文,指出汪文溪、丁天毓、田大成、何南金诸家小讲“皆警策可诵”33;评浙江《丘也闻有国》(二节)一题,录张应完、杨守勤二家小讲曰“元魁二首皆可诵”34。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袁黄阐述了八股文句法、章法与听、诵之间的关系:

昔人论诗云:“观之如明霞散锦,听之如玉振金声,诵之如行云流水,讲之如独茧抽丝。”今时义亦须如此。然欲文如明霞散锦,当知炼字之法,凡同用一句法,有灿然可观,有暗然无色者,其窍在用字不同耳。故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则一句不新。慎勿草草。欲文如玉振金声,当知炼句之法,词调之铿锵,音节之响亮,全在句中。行云流水,取其运而无迹也,文字过而无过,行而无行,伏而忽起,断而若续,其变多端,大要章法贵熟。35

袁黄以“观”“听”“诵”“讲”四种手段来归纳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分别对应字法、句法、章法、篇法,于炼句之法即强调应做到听觉上的词调铿锵、音节响亮,于章法布置则追求转换自如、过接无痕,来实现行云流水的诵读感。从文学批评的触发机制来说,以是否可诵来评判文句优劣,依靠的并不仅仅是视觉性的阅览,而主要是源于发音、吐字、听声等与声音相关的感官体验。

与评文看重“可诵”相呼应,袁黄对读书法的论述也讲究吟诵、朗读的方式。如他指出,阅读科考范文,要通过吟诵的方法来领会文字妙处:

看会元文字,须先看其体段,次看用意,次看修词。其体段中,一要看其机关活动,二要看其脉络贯通,三要看其接换无痕,四要看其始终系应。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微吟一过,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彷徨追赏。36

认为阅读会元佳作,应轻声朗读并掩卷回味。晚明武之望撰、陆翀之续补的《新刻官板举业卮言》,卷四录有袁黄《读书作文法十七条》,也说:

读书之法,将本文朗诵精思,先会通章大意,识其指归。次将一句一字,求其下落,皆须体之于心声,验之于日用,灼见其句句可行,字字不妄。37

由此可见,袁黄的读书法与作文法互相呼应,强调通过语感来体悟文章的结构脉络、行文转接之处。文章之脉络贯通、接换无痕,一定程度上要通过诵读时的声畅气顺来加以体会。

古代的文学教育之所以强调读书、作文二者之融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文学具备基于语言文字特性上的形式美感。就阅读行为的感官性而言,这种形式美感既可通过视觉来鉴赏,也能通过听觉来感受。因此对习文士子而言,读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知识获取、文法习得,更在于语言感知力的培养。就此,晚明时文评论家武之望有一段关于“目鉴”和“口诵”的代表性论述:

文字佳恶,不惟目鉴能识之,即口诵亦能辨之。少时曾侍业师杨先生看文字,每听口中一过,其佳者稳顺谐和,中律中度,恶者牵涩乖戾,寡韵寡声,不待讥评指摘,而高下工拙,已犁然辨矣。余自是读文字,最不敢卤莽,时或深嗜细咀,谈骨理于意象之中,时或朗诵长吟,索风调于词章之外。至于抑扬高下、轻重疾徐,如按习歌吹,必调叶而后已。久之音节既谐,形神未有不合者也,谁谓诵读可苟哉?昔人谓有具眼具耳,试取佳文章,令他人诵读,而吾从旁听之,其音节之乖合,即才识之高下,不必待其操觚也。38

武之望自述其读书习文以及从“看文字”转到“读文字”的经历,特别强调诵读是评判文章好坏最直接的途径,因而在“读文字”的过程中,采用“深嗜细咀”或“朗诵长吟”等读书法,来判断文章声调、音节是否谐和。武之望《重订举业卮言》卷下列有“读书”“看书”二目,可见在他看来,书籍阅读中的“读”与“看”是有区别的。其差别在于前者以“口诵”,后者以“目鉴”。借助口诵评判文字佳恶,主要是在声音、口吻的层面感知“抑扬高下”“轻重疾徐”的声调和节奏感。在某些场合,这种通过听觉来判断文章优劣、音节乖合乃至才识高下的手段,或许会比阅览更为直接和有效。这反映了晚明读书人借助诵读法领会文章作法的大致情形。

作为一种受众广泛的阅读文化,提倡吟诵、朗读的读书法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经由桐城文派的推演而使其中的“声音”要素成为读书、作文法之关键。桐城古文家向来注重诵读的习文实践,如姚鼐《与陈硕士》强调“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39,指出口诵是更有效果的读书法;曾国藩则认为读四书五经、《文选》及唐宋诗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40,认为文章不同的审美风格,需要通过朗诵、微吟等不同的诵读法来体悟,实与前引武之望的“朗诵长吟”“深嗜细咀”有相通之处。桐城文家之所以提倡口诵的读书法,在于他们格外注重对文学中声音要素的把握,如姚鼐所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41,将声音视为认识文学的门径,这正是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提出“格”“律”“声”“色”为“文之粗处”的重要基础42。

《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唐彪《读书作文谱》,日本江户间临照堂刻本

除了对声音的关注,清人的阅读理论对圈点运用也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出现了如清初唐彪《读书作文谱》一类细致论述读书法的专书。该书列有《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指出“凡书文有圈点,则读者易于领会,而句读无讹”43,将圈点之法融入到阅读理论之中,既便于读者断句识文,也有助于领会文章精华和写作技法。分析晚明至清初文论家有关书籍阅读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文字以外的符号、声音等视角去考察古代的读书及作文法。

结语

从南宋到明清,在古代文章学渐趋精细化和实用化的进程中,恰恰是看似意义不明的符号和难以把捉的声音,将众多抽象的文章与阅读写作理论落实为具体的知识和技法。这既反映了古代文学批评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也提醒我们,不应忽视古人借助符号、声音来认识文学的多种手段。从本质上说,这种强调视觉感受和听觉经验的批评方法,是基于汉字一字一音的特点以及汉文学以字句排列的特质。刘大櫆《论文偶记》即指出:“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44在这种将文学理解为文字组织与声音系统的观念中,如果说圈点法多揭示字句排列的细小规则,那么阅读法则强调对文辞声调审美的总体感知。南宋以来文章家在这两方面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为当今学界针对文学批评之视觉性、听觉性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经验。

进一步来说,通过上述有关明代文章圈点法及阅读法的讨论,我们可以对读书人以“目鉴”“口诵”为主的阅读行为有一个基本认识。就中国古代的书籍阅读史而言,特别是在近世,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在进行各类资源整合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也对古代读书人长期以来的阅读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业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参与到了书籍的制作、出版与阅读等环节中。明人对一系列文章圈点法的运作及对文章诵读法的阐说,正是科举制度、商业出版、文学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书籍及阅读中的符号、声音的讨论,可以更好地揭示明代中下层士人群体普遍的阅读行为,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书籍批点、文章诵读等角度深化对古代书籍阅读史的理解,更好地理解评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意义。

注释:

1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43—8244页。

2 参见张秋娥:《谢枋得评点中的圈点——从谢枋得三种评点著作看其圈点及其体现的修辞思想》,《殷都学刊》2003年第3期;姜云鹏:《试论评点符号早期的发展历程》,黄霖主编:《文学评点论稿》,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9页;黄志立:《评点符号的历史演进与批评功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20年第10期。

3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4 26 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第28页。

5 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潘世圣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6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首,南宋末年刻配补元刻本。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7页。

8 参见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9 吕祖谦:《古文关键》,《丛书集成初编》第182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0 17 曾鼎:《文式》卷下,《历代文话》第2册,第1575页,第1578页。

11 归有光:《文章指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24页。

12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历代文话》第2册,第2066—2068页。

13 16 24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明万历间刻本。

14 唐顺之:《文编》自序,明嘉靖间刻本。

15 21 唐顺之:《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卷首,明嘉靖二十八年书林胡氏刻本。

18 袁守定:《占毕丛谈》卷五,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19 35 袁黄:《游艺塾续文规》,黄强、徐姗姗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第214页。

20 王锡爵、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53页。

22 参见周兴陆:《吴兴闵、凌套印与诗歌评点的传播》,《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 孙鑛批点:《春秋左传》卷首,明万历四十四年朱墨套印本。

25 闵尔容辑评:《苏文》卷首,明崇祯间乌程闵氏刻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27 唐汝澜:《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卷首,明万历三十六年序刻本。

28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卷首,明隆庆元年金陵三山书坊刻本。

29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卷首。“观阳抹”句有误。

30 左培:《书文式·文式》,《历代文话》第3册,第3143页。

31 胡琦曾指出明代的“调法”论是由晚明时文评论家通过吸收转化宋元字句、章法理论建构的(胡琦:《明清文章学中的“调法”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32 33 34 36 袁黄:《游艺塾文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第60—61页,第58页,第59页,第84页。

37 武之望撰,陆翀之续补:《新刻官板举业卮言》,陈广宏、龚宗杰编校:《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38 武之望:《重订举业卮言》卷下,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39 41 姚鼐:《惜抱轩尺牍》,《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45页,第964页。

40 邓云生编校标点:《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6页。

42 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43 唐彪:《读书作文谱》,《历代文话》第4册,第3419页。

44 刘大櫆:《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用丹铅法》,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南宋末年刻配补元刻本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殊样式,评点通常由文字形式的评语和符号形态的圈点两部分构成。与诗文评不同,评点的特殊性来自于它对作品文本的高度依附性,特别是圈点,须嵌入字里行间才能使符号产生批评意义,因而对古代的文本阅读和理解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借助符号标示的读书方法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人唐文治就曾指出:“圈点之学,始于谢叠山,盛于归震川、钟伯敬、孙月峰,而大昌于方望溪、曾文正。圈点者,精神之所寄。学者阅之,如亲聆教者之告语也。”1唐氏所论,既点明圈点之学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又强调了圈点法在读书习文中的引导作用。对明清士人而言,圈点法提供了借助书籍阅读的习文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授受的传统教育方式,这构成明中叶以来勃兴的书籍出版和阅读文化的一个背景。当前学界对古代圈点之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南宋的文章总集2,而对明代文章总集中的圈点现象及其牵涉的文章阅读则关注较少。本文即尝试从文学阅读的角度切入,讨论明代的文章圈点法以及文章阅读中的符号和声音要素。

一、文章圈点法在宋明间的承与变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诸多样式中,评点是批评者与读者关系相当紧密的一种类型。关于评点之学,章学诚曾指出,“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3,强调其功能在于指示法门以便效仿学习。由此也可见出,文章圈点法不仅关系到古代文法之授习,更涉及文章诵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文章圈点法是在南宋伴随着《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文章总集的编刻而发展成熟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条云:“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4叶德辉所记宋版《文章正宗》已有句读圈点,高津孝《宋元评点考》一文曾对此进行考察,指出“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宋末元初建安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宋末元初刊部分有句读点、声点,也有圈点、抹”5。此本卷首《用丹铅法》,记载了书中圈点运用的凡例:

除标示句读的“小点”外,其余“旁点”“圆点”“抹”“撇”等符号,分别标示佳句、字眼、立意及行文结构,皆可视为指示文法之标记。如果结合南宋时期编刻的诸多文章总集,便可看出《文章正宗》所标示的圈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形式上基本以圈、点、抹(撇为短抹)、截四种符号为主,在符号的含义上多指向字句章法、行文立意的作文法。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书影,1925年无锡国学专修馆铅印本

在南宋文章评点中,圈点之所以通常以文法为指向,其实与宋人的读书法密切相关。宋人阅读文章颇看重文章关节、紧要之处,往往多在这些地方以笔抹、圈点标出。四库馆臣在《苏评孟子》的提要中即指出:“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7这其中,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列有《总论看文字法》,既可视为最早的评点理论8,也可看作宋人的读书看文之法: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苏文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人,盖近世多读故也。

第一看大概、主张。

第二看文势、规模。

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9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人的读书法既讲究对文章立意、主张的总体把握,也强调对行文章法、结构及句法、字法的仔细玩味。结合上引《文章正宗》的圈点凡例来看,宋人的圈点之法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不如说是阅读理论的具体化,更多关注在文法、技巧等层面,旨在为读者提供相对简明易懂的习文指引,这是南宋以来文章学实用性的一个体现。

《总论看文字法》,吕祖谦《古文关键》,清同治间刻《金华丛书》本

明代的文章圈点之法总体上既有对南宋吕东莱、谢叠山圈点法的承袭,也有着因文章学之发展而产生的新变。首先就承袭所谓“古法”而言,从明代前中期的文评、文章总集等文献来看,南宋文章圈点及阅读理论在明代仍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明初曾鼎编纂的《文式》,卷下即列有“吕祖谦东莱《古文关键》” 10,收录上引《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以作为读文规矩、作文绳墨的一部分。再如归有光《文章指南》,卷首所列《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法》11,实则也照搬自吕氏《总论看文字法》。至于圈点法的沿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徐师曾所编《文体明辨》,此书前有《文章纲领》一卷,在收录诸家论文语之后,附有《宋真德秀批点法》,亦即上引《文章正宗》卷首《用丹铅法》,此后又附《大明唐顺之批点法》12,收录的是本朝唐顺之的圈点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凡例》同样提到了南宋诸家的圈点法,特别指出此书不辑录吕祖谦、楼昉、谢枋得以来的“古法”,“以其行于世已久,而学士大夫无不知之者。独近年唐荆川、王遵岩二公所传,世未必知之。故唐以○、王以△,各标于上,以见两公之用心读书处”13。从这段表述中既可看出南宋诸家圈点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也可见出《唐宋八大家文钞》欲将唐、王圈点法推而广之的编纂意图。

楼昉《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书影,明嘉靖间刻本

明代的文章圈点法也有随明代文章学之发展而呈现的新变。《文体明辨》收录唐顺之批点法,《唐宋八大家文钞》推行唐、王二家读书法,皆表明在明代的诸多圈点用例中,唐宋派诸家的评点本影响很大。唐顺之的文章评点主要见于《文编》《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等评点本,其中最能体现其评点之功的当属《文编》。该书所用圈点基本符合《大明唐顺之批点法》所录之长圈、短圈、长点、短点、长抹、短抹、截等几种形式,其作用正如书前自序所说“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14,是以指示文法为标的的。唐顺之圈点法的符号及其含义的说明,见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由书坊所刊的《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是书卷首《凡例》标明了唐顺之圈点之法:

此段圈点凡例与《文体明辨》所载《大明唐顺之批点法》大体一致。唐顺之的圈点法基本沿用南宋“古法”,即如《文章正宗》所示的圈、点、抹、截四种符号。不同的是,其中另有以虚长抹标示的文之敝处、虚短抹标示的用典处。特别是前者,尽管在唐顺之所编的文章评点诸书中用例并不多见,但至少可知明人读书,对古人文字佳、恶两方面皆有关注。《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吸收唐顺之圈点法时,对此亦有说明:“凡文之佳处,首圆圈○,次则尖圈△,又次则旁点、 。间有敝处,则亦旁抹,或镌数字,譬之合抱之木而寸朽,明月之珠而累綦,不害其为宝也。”16通过圈点标示文字敝处,以警示读者,这是评点之学在明代出现的新变。

《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法》,归有光《文章指南》,清光绪二年刻本

从明人有关文章阅读的论述来看,对文字敝处的留意,同样是出于作文的实用性考虑。例如曾鼎《文式》卷下即辑有“论文字病”17,罗列“深”“晦”“怪”“冗”“弱”“涩”“尘俗”“熟烂”等作文应避免的弊病。清人袁守定《占毕丛谈·谈文》记有明人时文作法论著:“茅鹿门有《论文四则》,董华亭有《九字诀》,郭青螺有《九等题式》,沈虹台有《十一要》,焦淡园有《文家十九种》,张洪阳有《二十六忌》,顾仲恭有《时艺三十戒》,汤霍林有《读书谱》,近时唐翼修有《读书作文谱》。”18其中张位《二十六忌》、顾大韶《时艺三十戒》便是专论“文病”“文忌”之作。顾大韶的《时艺三十戒》,未见著录,也无传本,但见收于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九《顾仲恭论文》,前有小引曰:

余潜心斯业约有数载,遍阅今昔诸名公之作,非不妙析奇致,异锦同工,其能一臻正度、粹然无瑕者,盖亦鲜矣。揆厥所蔽,源流实繁,或滥觞于先哲,或创见于流辈,乃至充塞,惜莫之惩。遂令承学之士,濡染成风,沉沦恶道,不能自脱。予是用悯焉,观览之暇,辄复论辨,先其易者,后其难者,即目为时艺三十戒,置之座隅,用以自儆。19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书影,明万历间刻本

顾大韶在这里明确指出古今文章少有无瑕者,因此看书读文亦须留心文字之弊病,不可草率放过。虽说“用以自儆”,实则意在警示读书习文者以此为戒,避免后文所举“悖”“死”“误”“野”“排”“复”等三十类文病。这类论著的出现,表明明人的阅读观念包含着仿习佳文和规避劣作的正反两方面取向。

总的来看,明代的文章圈点法很大程度上沿袭着南宋“古法”,尽管不同的评点本在用例上各有特点,但圈点符号和标记意义在总体上保持稳定,以圈、点、抹、截四种符号为主体,以指示文章作法为宗旨。这样一套符号系统,对明人的读书习文风气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例如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其卷首《凡例》所标圈点法,同样以圈、点、抹、截四种符号为主,表示精华、文采、眼目照应、关键主意、字法、截段等,并强调“各有深意,观者毋忽”20,可看作是在《文章正宗》圈点法基础上略作补充,既指明这些符号所对应的文章字句及立意、结构等为文之法,也提示读者应在圈点符号的提示下进行阅读,不可等闲视之。此外,像唐顺之用虚长抹来标示文之敝处,这在基本以正面评价为导向的古代评点之学中确属少见,说明明人文章圈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指向的是一种包含高下品评、优劣判断的更为丰富的阅读理论。

唐顺之选批《文编》书影,明嘉靖间刻本

二、商业出版与圈点的阅读指引功能

考察明代的文章圈点之法,除了像唐顺之等评点家的个人因素外,还应考虑明代发达的商业出版文化对文章评点、士人阅读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书籍出版的进一步商业化,书坊为吸引读者、制造卖点,往往会在书籍的编刊、设计、印刷等各个方面不断翻新花样。例如在书前加入凡例、插图来辅助阅读,在题名上注明“新刻”“新镌”“增订”等制造新鲜度,或加入“会元评选”“太史批点”等批评者的头衔来提高权威性。圈点符号及其凡例作为一种“副文本”,同样对中晚明的书籍出版和阅读文化有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下文将从书籍之售卖、印刷术的发展、科举用书的阅读三方面,考察在中晚明商业出版的文化背景下,明代的文章圈点指引书籍阅读的意义。

为引导购阅行为,中晚明的书商往往会将圈点作为一种书籍质量的标志,在题名或卷首凡例等显著位置强调。特别是名家批点,更能起到吸引读书士子购阅的作用。如前引《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一书,扉页牌记特别指出该书批点出自唐荆川之手:

告白士夫君子:此书乃唐公亲自批点校正,字样无差。今被本行无籍棍徒省价翻刻,批点字画,差错甚多,亦无校正,哄骗人财。况价一般,买书君子,恐费唐公精选、批点之功,务要辨认端的。此牌为记,见住三山街浙江叶式锦泉印行。21

唐顺之《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书影,明嘉靖二十八年书林胡氏刻本

与中晚明众多坊刻书籍一样,此处的牌记主要是作为广告来吸引读者购买。但值得留意的是它还提示读者要认准品牌,切勿购买盗刻翻版之本。这也从侧面表明在当时的书籍市场上,名家批点本拥有较好的销路,而其中的圈点之法也因此成为一种与名家批点相关联的资源,进入到书籍出版的运作之中。

到了万历年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圈点作为书籍营销及出版运作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这集中体现为圈点法和套印技术的结合。学界一般认为,晚明套印技术应用于图书的出版得益于吴兴闵氏的推行22。闵齐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版了朱墨双色套印的《春秋左传》十五卷,卷首《闵氏家刻分次春秋左传凡例》对该书采用套印作了说明:

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板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板,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不无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23

王锡爵、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书影,明末刻本

闵齐伋指出旧刻用原版墨印,已不太受到读者欢迎,因而采取“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的双色套印,在原版之外另刻一版,其实也是一种出版策略上的推陈出新。

在闵氏套印刊刻的带动下,晚明出现了一批校刻精善的评点本,推动了圈点法与套印技术的结合。套印的流行与明代评点之学也有关联,这种技术之所以成为出版界的潮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晚明“评林”“汇评”本的流行。所谓“评林”,即荟萃众名家之评语,以供读者参酌。与评语可注明某家以示区别不同,作为符号的圈点则较难区分,因此评点本一般只用一套圈点法。当然,前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凡例》指出,该书原刻曾尝试合唐、王二人之圈点于一本,用不同的符号进行区分。但这种操作方法的问题仍是岁久漫漶,易于混淆,辨识度较低。《凡例》说:“原刻标批,唐以○,王以△。今恐易混,直出唐荆川、王遵岩二先生字号,使读者一览可知,不烦再审。”24后出的版本还是用文字加以区分。晚明套印技术的应用,为汇合不同评点家的圈点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现举闵尔容所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苏文》为例。此书的套印法是以原文用墨,茅、钱二家圈点分别用朱、蓝双色。卷首《苏东坡文选凡例》对书中两种圈点法作了说明,指出“丰寰钱先生圈点用朱”,“鹿门茅先生圈点用黛”。其中,茅坤圈点凡例录自《唐宋八大家文钞》,钱丰寰圈点法包括长抹、短抹、圈、点、字旁小圈、字旁小点、截等类。长抹表示“紧要处或一篇主意”,短抹表示“转或提或连”,字旁小圈、小点分别表示“妙境”“佳境”,一二字外大圈、字旁小圈、字旁小点表示“字眼或主意”,大截表示“大段落或譬喻”,小截表示“大段落,或小段落,或段落中枝节,或承上启下,或一篇歧路处”25,也以指示文法为主。

茅坤、钱丰寰二人圈点是以双色区分的,这样虽然一目了然,但有时也会出现二家圈点重合或错落的情况。先看圈点的重合。如《苏文》卷一所选《刑赏忠厚之至》一文,篇首“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数句字旁,既有茅坤标示“文之佳处”的黛色小点,也有钱丰寰标示“佳处”的朱色小点,二家意见一致,这对读者而言是一种视觉上的提醒,强调阅读时应格外留心。由于二家圈点法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在文中也能起到互补的作用。从符号类型上来说,茅坤圈点法仅抹、圆圈、尖圈、旁点四类,而无标示段落的截,因此文中的分段符号皆出自钱丰寰之朱色圈点。如《刑赏忠厚之至》一文中,有“见于虞、夏、商、周之书”下、“呜呼,尽之矣”下、“故曰忠厚之至也”下三处标示段落的朱色“|”,补充了茅坤圈点法在分段上的不足。另外如《孔子从先进》《既醉备五福》《大臣论上》《大臣论下》诸论,并无茅坤的黛色圈点,仅有唐顺之、茅坤评语,因此钱丰寰的朱色圈点在阅读效果上也构成对二人评语的呼应或补充。总的来说,如前引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一条所言:“至于《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26像闵尔容所刻《苏文》这类运用套印技术来汇合不同圈点,与“评林”“汇评”本的流行,都反映出晚明书籍印刷和出版业的发展,对文章圈点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外部因素来看,“评林”“汇评”本和圈点法的流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科考制度推动了整个社会读书习文需求的不断增长,书籍阅读成为士子获取知识和习得文法的重要手段。在此种文学教育因出版业的繁荣而越发商品化的潮流中,习文士子在备考时对书本知识的依赖度日益提升,相应地,文章圈点“如亲聆教者之告语”的阅读指引作用也受到进一步重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孙鑛批点《春秋左传》书影,明万历四十四年闵氏朱墨套印本

一是以圈点符号来标示选文的评价等级。例如晚明的举业用书《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由衢州书坊翁日新刻印。此书署焦竑、王衡同选,唐汝澜注,邵名世、王时学同校,翁日新绣梓。焦竑、王衡之名当系伪托,实际的编选、注释工作应由唐汝澜承担。唐汝澜对所选科考二三场中论、表、判、策程墨的等级评选,皆以圈点作为标示。对此,书前《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群玉圈点凡例》有清晰的说明:

程:

○○,绝品,精神充足。

、○,佳品,精神不乏。

○,具品,辞意到家。

、 、 ,亚品,辞意堪采。

、 ,余品,足备采览。

墨:

、○,具品,才华不足,意趣自佳。

○,亚品,亦颇成趣。

、 、 ,余品,就中备览。

、 ,杂品,寸绮难遗。27

随后的选文目录中,唐汝澜于各篇程墨题名之上各标如上几类圈点,以示文章等级。稍有出入的是,凡例于墨卷一项中并未设置双圈可能表示的“绝品”或“佳品”,但在选目第七、第八卷属墨卷的题名上,则有多篇选文标有双圈。例如万历二年甲戌科,会魁王应选《人君守成业而致盛治》论即属双圈之文,此亦或为晚明诸多举业用书编校不精之例证。但不管如何,此书展示的特殊用例,事实上也反映出明清文士运用圈点符号的一种阅读习惯,即在目录、题名之上以圈点标记文章篇目,来作为一种阅读记录。

闵尔容辑评《苏文》书影,明崇祯间乌程闵氏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二是以圈点符号来承担批语指示文法的功能。与《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选文多评语、少圈点的情形不同,晚明举业用书往往圈点、批语兼备,甚至某些选文多圈点而少批语。例如薛应旗批点的《新刊举业明儒论宗》,有明隆庆元年(1567)金陵三山书坊刻本,书前《明儒论宗凡例》对书中所用圈点之法作了如下说明:

从圈点凡例来看,此书所用圈点之法与前引唐顺之圈点法大同小异,将唐顺之同表示“精华”的长圈、长点细化为工意、工词两方面,取而代之的是原本表示文之敝处的虚长抹,另外给表示“转调”的短抹增加了“顿挫”“起伏”二项。为便于读者领会,圈点凡例之后附有一段文字说明:

作文之法,有工意、工词,有字眼、故事,有精华、处置,有顿挫、起伏、转调、分段不同。评文者不能悉批,书凡例于首。善学者,观圈而知意之工也,观点而知词之工也,观二圈二点而知字眼之妙也,观阳抹而知故事之有证也,观阴抹而知处置之有方也,观阳短抹而知故事之有证也,观阴短抹而知顿挫、起伏、转调之有法也,观一画而知分段之理也。知者观其凡例,则思过半矣。29

从这段凡例说明可以看出,作文之法与圈点之法协同对应,更进一步讲,也与读书之法相通,这是其以圈点取代批语的逻辑所在。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书影,明隆庆元年金陵三山书坊刻本

综上所述,圈点之学发展到明代,在商业出版影响下被进一步塑造为阅读的门径。众多书坊的运作、新式技术的运用、各式举业用书的大量刊行,也影响了读书人借助圈点、批语来阅读文章和掌握文法的学习方式。举业习文书籍的传播流通,使士子可以通过阅读参考书来习得撰文之法,如明末左培编撰《书文式》,于《文式》首列“历科诸先生文语”,指出名家文论、文评也具备“代师友提命”的作用:“及见名人硕论,剔髓抽精,未尝不梦之回而醉之醒,故可以代师友提命,开学士聋聩,莫此道神也。”30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本由师生关系所主导的传统文学教育功能,使得士人的文章学知识和技巧习得,一定程度上转向依赖阅读文章读本及附于其中的批语和圈点,这将是我们考察近世士人书籍阅读的一个方向。

三、从目鉴到口诵:读书法对声音的关注

从上文对南宋以来圈点法的梳理可以看出,除了字法、句法,评点家关注的文法要素还有所谓“转换”“转调”。《文章正宗》用“撇”表示转换,到了明代,《唐宋八大家文钞》以“短抹”表示转调,《明儒论宗》同样以“短抹”表示顿挫、起伏、转调。从转换到转调,实则反映出明代文章学在追求“调法”上获得的进展31。特别是八股文这种讲求音乐性的文体,尤其重视声音顿挫、节奏起伏的语言质感。在这种文章学风气下,晚明士人的读书作文及评家的批点议论也看重诵读之法,将口诵、耳听及其中的声音视为文章批评的考量要素。

就体制而言,八股文有着相对固定的结构形式,各体段由不同的句式构成,或散或对。在由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等系列要素构成的文法体系中,句法处于核心,不仅关系到句子结构内部的字法、词法,也牵涉到文章结构脉络的转换、衔接。缘此,晚明以来众多的时文论著多有围绕句法而展开讨论者,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诵读和语感的衡文准则。例如时文评论家袁黄就颇重视文句是否可诵,在他编纂的举业用书《游艺塾文规》中,论“小讲”云:

武之望、陆翀之《新刻官板举业卮言》书影,明万历二十七年周曰校刻本

戊子顺天《季文子三思》(一节),黄葵阳改程云:“古今得失之故,皆起于人心之思。顾其得也,以沉几亦以果断;其失也,以轻发亦以迟疑。”句句切题。王蒙亨云:“人心之有思也,理所通也。顾以有主之心,善用其思,则思常彻于理之中;以无主之心,过用其思,则思常眩于理之外。”亦朗然可诵。32

将内容上的句意“切题”和形式上的“朗然可诵”均视为句法的评价标准。又如评《居敬》(一节)文,指出汪文溪、丁天毓、田大成、何南金诸家小讲“皆警策可诵”33;评浙江《丘也闻有国》(二节)一题,录张应完、杨守勤二家小讲曰“元魁二首皆可诵”34。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袁黄阐述了八股文句法、章法与听、诵之间的关系:

昔人论诗云:“观之如明霞散锦,听之如玉振金声,诵之如行云流水,讲之如独茧抽丝。”今时义亦须如此。然欲文如明霞散锦,当知炼字之法,凡同用一句法,有灿然可观,有暗然无色者,其窍在用字不同耳。故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则一句不新。慎勿草草。欲文如玉振金声,当知炼句之法,词调之铿锵,音节之响亮,全在句中。行云流水,取其运而无迹也,文字过而无过,行而无行,伏而忽起,断而若续,其变多端,大要章法贵熟。35

袁黄以“观”“听”“诵”“讲”四种手段来归纳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分别对应字法、句法、章法、篇法,于炼句之法即强调应做到听觉上的词调铿锵、音节响亮,于章法布置则追求转换自如、过接无痕,来实现行云流水的诵读感。从文学批评的触发机制来说,以是否可诵来评判文句优劣,依靠的并不仅仅是视觉性的阅览,而主要是源于发音、吐字、听声等与声音相关的感官体验。

与评文看重“可诵”相呼应,袁黄对读书法的论述也讲究吟诵、朗读的方式。如他指出,阅读科考范文,要通过吟诵的方法来领会文字妙处:

看会元文字,须先看其体段,次看用意,次看修词。其体段中,一要看其机关活动,二要看其脉络贯通,三要看其接换无痕,四要看其始终系应。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微吟一过,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彷徨追赏。36

认为阅读会元佳作,应轻声朗读并掩卷回味。晚明武之望撰、陆翀之续补的《新刻官板举业卮言》,卷四录有袁黄《读书作文法十七条》,也说:

读书之法,将本文朗诵精思,先会通章大意,识其指归。次将一句一字,求其下落,皆须体之于心声,验之于日用,灼见其句句可行,字字不妄。37

由此可见,袁黄的读书法与作文法互相呼应,强调通过语感来体悟文章的结构脉络、行文转接之处。文章之脉络贯通、接换无痕,一定程度上要通过诵读时的声畅气顺来加以体会。

古代的文学教育之所以强调读书、作文二者之融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文学具备基于语言文字特性上的形式美感。就阅读行为的感官性而言,这种形式美感既可通过视觉来鉴赏,也能通过听觉来感受。因此对习文士子而言,读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知识获取、文法习得,更在于语言感知力的培养。就此,晚明时文评论家武之望有一段关于“目鉴”和“口诵”的代表性论述:

文字佳恶,不惟目鉴能识之,即口诵亦能辨之。少时曾侍业师杨先生看文字,每听口中一过,其佳者稳顺谐和,中律中度,恶者牵涩乖戾,寡韵寡声,不待讥评指摘,而高下工拙,已犁然辨矣。余自是读文字,最不敢卤莽,时或深嗜细咀,谈骨理于意象之中,时或朗诵长吟,索风调于词章之外。至于抑扬高下、轻重疾徐,如按习歌吹,必调叶而后已。久之音节既谐,形神未有不合者也,谁谓诵读可苟哉?昔人谓有具眼具耳,试取佳文章,令他人诵读,而吾从旁听之,其音节之乖合,即才识之高下,不必待其操觚也。38

武之望自述其读书习文以及从“看文字”转到“读文字”的经历,特别强调诵读是评判文章好坏最直接的途径,因而在“读文字”的过程中,采用“深嗜细咀”或“朗诵长吟”等读书法,来判断文章声调、音节是否谐和。武之望《重订举业卮言》卷下列有“读书”“看书”二目,可见在他看来,书籍阅读中的“读”与“看”是有区别的。其差别在于前者以“口诵”,后者以“目鉴”。借助口诵评判文字佳恶,主要是在声音、口吻的层面感知“抑扬高下”“轻重疾徐”的声调和节奏感。在某些场合,这种通过听觉来判断文章优劣、音节乖合乃至才识高下的手段,或许会比阅览更为直接和有效。这反映了晚明读书人借助诵读法领会文章作法的大致情形。

作为一种受众广泛的阅读文化,提倡吟诵、朗读的读书法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经由桐城文派的推演而使其中的“声音”要素成为读书、作文法之关键。桐城古文家向来注重诵读的习文实践,如姚鼐《与陈硕士》强调“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39,指出口诵是更有效果的读书法;曾国藩则认为读四书五经、《文选》及唐宋诗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40,认为文章不同的审美风格,需要通过朗诵、微吟等不同的诵读法来体悟,实与前引武之望的“朗诵长吟”“深嗜细咀”有相通之处。桐城文家之所以提倡口诵的读书法,在于他们格外注重对文学中声音要素的把握,如姚鼐所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41,将声音视为认识文学的门径,这正是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提出“格”“律”“声”“色”为“文之粗处”的重要基础42。

《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唐彪《读书作文谱》,日本江户间临照堂刻本

除了对声音的关注,清人的阅读理论对圈点运用也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出现了如清初唐彪《读书作文谱》一类细致论述读书法的专书。该书列有《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指出“凡书文有圈点,则读者易于领会,而句读无讹”43,将圈点之法融入到阅读理论之中,既便于读者断句识文,也有助于领会文章精华和写作技法。分析晚明至清初文论家有关书籍阅读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文字以外的符号、声音等视角去考察古代的读书及作文法。

结语

从南宋到明清,在古代文章学渐趋精细化和实用化的进程中,恰恰是看似意义不明的符号和难以把捉的声音,将众多抽象的文章与阅读写作理论落实为具体的知识和技法。这既反映了古代文学批评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也提醒我们,不应忽视古人借助符号、声音来认识文学的多种手段。从本质上说,这种强调视觉感受和听觉经验的批评方法,是基于汉字一字一音的特点以及汉文学以字句排列的特质。刘大櫆《论文偶记》即指出:“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44在这种将文学理解为文字组织与声音系统的观念中,如果说圈点法多揭示字句排列的细小规则,那么阅读法则强调对文辞声调审美的总体感知。南宋以来文章家在这两方面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为当今学界针对文学批评之视觉性、听觉性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经验。

进一步来说,通过上述有关明代文章圈点法及阅读法的讨论,我们可以对读书人以“目鉴”“口诵”为主的阅读行为有一个基本认识。就中国古代的书籍阅读史而言,特别是在近世,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在进行各类资源整合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也对古代读书人长期以来的阅读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业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参与到了书籍的制作、出版与阅读等环节中。明人对一系列文章圈点法的运作及对文章诵读法的阐说,正是科举制度、商业出版、文学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书籍及阅读中的符号、声音的讨论,可以更好地揭示明代中下层士人群体普遍的阅读行为,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书籍批点、文章诵读等角度深化对古代书籍阅读史的理解,更好地理解评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意义。

注释:

1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43—8244页。

2 参见张秋娥:《谢枋得评点中的圈点——从谢枋得三种评点著作看其圈点及其体现的修辞思想》,《殷都学刊》2003年第3期;姜云鹏:《试论评点符号早期的发展历程》,黄霖主编:《文学评点论稿》,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9页;黄志立:《评点符号的历史演进与批评功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20年第10期。

3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4 26 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第28页。

5 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潘世圣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6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首,南宋末年刻配补元刻本。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7页。

8 参见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9 吕祖谦:《古文关键》,《丛书集成初编》第182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0 17 曾鼎:《文式》卷下,《历代文话》第2册,第1575页,第1578页。

11 归有光:《文章指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24页。

12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历代文话》第2册,第2066—2068页。

13 16 24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明万历间刻本。

14 唐顺之:《文编》自序,明嘉靖间刻本。

15 21 唐顺之:《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卷首,明嘉靖二十八年书林胡氏刻本。

18 袁守定:《占毕丛谈》卷五,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19 35 袁黄:《游艺塾续文规》,黄强、徐姗姗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第214页。

20 王锡爵、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8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53页。

22 参见周兴陆:《吴兴闵、凌套印与诗歌评点的传播》,《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7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 孙鑛批点:《春秋左传》卷首,明万历四十四年朱墨套印本。

25 闵尔容辑评:《苏文》卷首,明崇祯间乌程闵氏刻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27 唐汝澜:《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卷首,明万历三十六年序刻本。

28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卷首,明隆庆元年金陵三山书坊刻本。

29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卷首。“观阳抹”句有误。

30 左培:《书文式·文式》,《历代文话》第3册,第3143页。

31 胡琦曾指出明代的“调法”论是由晚明时文评论家通过吸收转化宋元字句、章法理论建构的(胡琦:《明清文章学中的“调法”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32 33 34 36 袁黄:《游艺塾文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第60—61页,第58页,第59页,第84页。

37 武之望撰,陆翀之续补:《新刻官板举业卮言》,陈广宏、龚宗杰编校:《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

38 武之望:《重订举业卮言》卷下,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39 41 姚鼐:《惜抱轩尺牍》,《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45页,第964页。

40 邓云生编校标点:《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6页。

42 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43 唐彪:《读书作文谱》,《历代文话》第4册,第3419页。

44 刘大櫆:《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