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经典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自封的或他封的。因此，真正的文学经典既不是文学评论家捧出来的，也不是文学评论家所能轻易否定的。

　　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具有世界地位和世界影响的作家作品。但是，人们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时却存在一些理论误区，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限，妨碍了人们对造成这种局限的真正原因的把握。这是极不利于我们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限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广大作家刻苦创作出来的，而不是文学评论家吹捧出来的。在文学经典诞生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忽视文学评论家的作用，也不能任意夸大这种作用。但是，有人却过于夸大文学评论家在文学经典诞生中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存在两种夸大文学评论家的作用的现象：一是认为文学经典是在文学评论家的炒作中产生的。有人认为：‘经典’的价值不仅不是自动呈现的，而且更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经典和大师，而是文学评论家对经典和大师不敢承认。不少文学评论家受到种种偏见的蒙蔽，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家总是以崇敬的眼光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拿着显微镜去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限。这种厚古薄今、轻视当代、文人相轻的风气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愈演愈烈。这种对文学批评家的非难是站不住脚的。在文学史上，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可能出现矛盾，但不可能发生文人相轻。文学评论家是在发现和推出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中实现自我的。文学评论家轻视作家作品的这种自否定是很难发生的。这种论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对立，而且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缺失一概诿过于文学评论家，这是不公正的。
　　二是认为一个阶级或集团可以炮制文学经典。有人指出，经典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而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经典的确立和崩溃的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死灭。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被经典化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知识分子的话语不断建构为经典的。同时，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经典化的过程中，也树立了启蒙的神话和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的确，文学经典的确立和崩溃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死灭。文学经典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长河上的路标，是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但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的文学经典是绝不受各种意识形态限制的。至于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缺乏经典，是因为文学评论家对同代作家过分挑剔与苛刻，就更不确切了。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有些文学评论家是很不吝啬大师这种桂冠的，不但给一些作家戴上了大师的桂冠，而且将他们的文学作品抬上了经典的行列，甚至认为中国当代几乎出现了伟大的作品。但是，真正的经典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自封的或他封的。因此，真正的文学经典既不是文学评论家捧出来的，也不是文学评论家所能轻易否定的。在文学史上，很少有经典（包括大师）没有经历过严厉批评甚至诋毁。有些文学经典即使存在一些瑕疵，也仍难以掩其伟大。王元化指出：如果我们要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寻找形式或表现手法的缺陷，以至事件上的出入和情节上的漏洞，那是并不困难的。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某些段落，更是写得拖沓、累赘、繁冗。但是，能够说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伟大的作家么？能够说他们的作品没有自己的风格和作为伟大作家标志的独创性么？这类作品是榛楛弗剪的深山大泽，而不是人工修饰的盆景。因此，如果中国当代文学有经典，就不可能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过分的挑剔与苛刻中遭到抹杀。有些文学经典即使一时遭到遮蔽，也不可能永远被埋没。
　　有些文学评论家没有严格区别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时出现的虚无主义倾向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要求的不同，因不满虚无主义倾向而迁怒一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是相当不公平的。那种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虚无主义倾向只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现实存在。不过，这种虚无主义倾向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中只是个别的，而更多的则是迫切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要求即使存在过分的挑剔与苛刻，也不是为了彻底否定，而是为了有些作家作品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提高。这有助于作家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学作品。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如果缺乏这种真正的文学批评，就会出现鱼目混珠的局面，那些优秀文学作品将会淹没在众声喧哗中发挥不了引领作用。因此，过于夸大文学评论家在文学经典诞生中的作用是十分有害的，将助长有些作家不是在写作上精益求精而是在炒作上费尽心机的不良习气。
　　尽管文学评论家不能决定哪些文学作品为经典，哪些文学作品不是经典，但在文学经典诞生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文学经典在最广泛的阅读和阐释中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出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在最广泛的阅读和阐释中发生成百上千的变化这种现象。但是，这种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而不是无中生有。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有自己特殊的精神需要，既不可能完全满足于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于同一时代其他阶级所创造的文学经典，都会对以往文学经典各取所需。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虽然它们今天仍然能够给人以文学享受，并且在一些方面上可能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但它们在历史的接受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后人的接受绝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恩格斯特别地指出，同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在过去条件下的感受和在当代条件下的感受是有本质区别的。可见，在文学经典中，有些东西已成为过去。但是，真正的文学经典还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人类对这种文学经典的接受不是全盘地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即在突破各种限制和克服各种偏见的过程中吸收和发扬那些还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因此，文学评论家甚至可以帮助有些经典有效地增值。
　　其次，文学评论家不但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甄别经典和非经典，而且可以促使人们准确地认识经典。因此，夸大文学评论家在经典诞生中的作用固然不对，但是，也不能漠视文学评论家的作用。文学评论家不但可以发现经典和推广经典，而且可以帮助作家创作经典。文学评论家应该着力研究经典的内在特质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一些经典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产生的条件，促进一些经典的诞生，而不是相互攻讦。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只是指出一些文学作品的不足是不够的，还要积极发现和挖掘一些遭到遗漏或埋没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不要受到各种奖项和名号的限制，而应积极挖掘一些优秀作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人文环境。在这种公平竞争的人文环境里，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大量涌现。而经典就会在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中诞生。而有些文学评论家虽然对一些文学评奖非常不满，但他们热衷于把握一些获奖文学作品的缺陷，很少执著地挖掘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既缺乏长期扶持幼苗的文学评论家，也缺乏补遗拾缺的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有些文学评论家尤其是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不认是非，只认强弱，对一些有地位有势力的作家作品毫不吝惜大师和经典桂冠，而对一些有实力有潜力的作家作品却视而不见，这是既不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人文环境，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