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磨铁旗下的铁葫芦图书以一个中间代的概念推出了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路内的《云中人》、曹寇的《屋顶长的一棵树》，以及短篇合集《代表作·中间代》等书籍。这批青年作家的集体突围，一时间引发了大家对70后作家尴尬处境的又一轮热议。

　　文坛出了个中间代
　　《代表作·中间代》收录了薛忆沩、苗炜、冯唐、阿丁、路内、李师江、柴春芽、瓦当、阿乙和曹寇等10位中间代男作家的自选短篇。今后，还会推出一本中间代女作家的集子《新女性》，将收录西门媚、盛可以、巫昂、绿妖、张惠雯、任晓雯、走走、叶三、叶扬、颜歌等人的短篇代表作。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中间代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从代际的角度来看，以70后为主体，也有一些60后(如薛忆沩、苗炜)和80后(如颜歌)；从创作风格来看，他们各自为战，风格迥异。在概念提出者看来，他们既不属于圈内叫好的，也非场子上叫座的，但这也使得他们保持住与文学的亲密关系，而非急于和市场、评奖等外在条件拥抱。他们在浮躁的市场中保持着清醒与独立，用个人化的故事直抵写作的本质。
　　出版机构舍弃70后而用中间代来对他们进行命名，不无商业包装方面的意图。强调作家的边缘身份及其作品的独特性，目的就是为了打造小众化的文学品牌，他们清楚文艺青年们最好这一口了。另外，中间代是一个比70后要大得多的范畴，不管是×0后的作家，只要发现什么他们认为好的，都可以放在这个概念下运作。最重要的，以一个特定的概念推出作家作品，更易在图书市场上取得集体效应，如玄幻小说之于《盗墓笔记》(南派三叔)、历史科幻之于《天意》《天命》(钱莉芳)。
　　这个新的命名，指涉了关于70后被遮蔽的问题。早在2001年，诗歌界就有了关于中间代的表述。中间代诗人安琪表示，中间代指的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但没有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他们虽然写出了优秀之作，但没有能够赶上1986年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从而被诗坛所忽略。而中间代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对这一诗坛现状的反抗。铁葫芦将这个概念引用到关于70后小说家的论述中，不无这方面的考虑。这样一来，中间代既指那些被忽略的60后诗人，又指这批被遮蔽的以70后为主体的小说家。然而，一个表述双重指涉，再加上范围的无边界性，该概念的生命力有待批评界的探讨。

　　被遮蔽，但不必在意
　　实际上，被遮蔽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作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70后作家所要面对的问题。曹寇在《适逢其时的中间代》一文中谈到，70后与60后基本保持着兄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兄长们有着因循相袭以至兄终弟及的降序，所以长期以来弟弟这一角色构成了70后的宿命，那就是被遮蔽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兄长们高大身躯后。新世纪以来，80后作家迅速蹿红，这是一次呼应市场主义的换代行为，但它直接针对的是50后和60后，70后像页码那样被顺手翻过，似乎不足道哉。
　　所谓被遮蔽并不是说批评家、媒体故意屏蔽70后，而是因为他们处在两种文学境遇的交接处，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趋势，无法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批评家洪治纲认为，每一代作家都有共同的集体记忆，这是他们共同经历的历史所赋予他们的。60后作家有关于文革的苦难记忆，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共性的话题，而且正好处于文学特别受到关注的时期，所以他们很快就冒出来了。80后作家则契合了商业化的潮流，开拓了另一种公共空间市场空间。然而，70后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他们的集体记忆缺乏公共性，没有在文坛构成话题空间，从而被遮蔽了。
　　然而，被遮蔽的命题也只是在代际的视野中才有效，对于单独一个作家来说，很难说谁被遮蔽了，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性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它无所不在。因此，很多70后作家对此释然了。在批评家和媒体整天嚷着70后被遮蔽、处于尴尬处境时，70后作家一个个埋头努力写作。于是，一本本长篇小说悄悄出版，一篇篇中短篇小说悄悄占据各种期刊杂志的版面。徐则臣说：现在撅着屁股吃力不讨好地写中短篇小说的，绝大多数都是‘70后’。身为编辑，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要是这群人集体抽风急功近利，中短篇小说罢写了，那么多文学期刊杂志辽阔的版面该如何填满呢？
　　默默地写作，以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70后走出困境的惟一办法。但对于杂志编辑或出版者来说，却可以做一些外围的事情来帮助他们。1998年7月，《作家》杂志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集中推介了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7位女作家的作品。这种集中推介70后的方式现在依然在延续。除了铁葫芦图书推出中间代，《人民文学》评选娇子·未来大家top20，并于今年7月推出他们的专号；去年刚创办的《天南》杂志则持续以可观的版面刊发70后作家的作品。

　　个人经验书写的是与非
　　长期以来，70后作家受到诟病的是，他们的小说有鲜活的个人经验，却缺乏公共经验的表达。无疑，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值得书写的。阿乙表示，任何一个作者，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总会从身边最熟悉的写起，这会让他对自己的书写抱有信心。但个人的生活经验极为有限，写了两三年就可能被挖空，这时候就必须尝试着写个人经验之外的东西。
　　在最近举行的鲁敏《六人晚餐》研讨会上，李敬泽谈到，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其实没有严格的区分。时代也好，历史也好，难道不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意识深处吗？他认为，鲁敏的《六人晚餐》回到了现实主义传统中由福楼拜所开创的目光和方法：在大城市的边缘，一个传统工业区，一个具有特定风俗、风景和秩序的地方，平凡人物的选择和命运获得史诗般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深藏着某些影响和塑造千万人的因素、结构和动态。
　　看来，我们应该探讨的，不是应不应该写私人经验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将其写好的问题。在青年批评家张莉看来，70后作家写日常生活的时候，侧重于写日常生活的美好和光泽。即使面对令人齿冷的黑暗，他们也愿意为那‘新坟’添上‘花环’，他们对人性与生活永远有着同情的理解，他们对人间亲情还有最后的眷恋。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作家们与现实世界的悄然和解。对现实世界，写作者内心没有紧张感、警觉性，没有疏离意识。
　　这就需要作家对现实保持一种批判的精神。盛可以认为，好的作家不会向现实世界妥协，好的小说要有一种冒犯的力量。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一丝一毫的妥协都会在作品中微妙地呈现出来。我们有极少数作家，一直坚持直面人生、直面生活阴暗和人性黑暗面的，不讨好的、冒犯性的文学创作。所谓中间代作家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敢于直面现实生活的残酷。正如批评家张柠所说的，他们对破碎经验的极致表达获得了抵达现实的力量。
　　另外，在书写个人经验的同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思考。张清华认为，日常生活隐秘通道的意义出口其实还是在历史那里，70后作家应该书写出具有整体感的历史记忆。徐则臣谈到，他试图在日常生活里寻找小说的突破口，但小说的归结不能止于现实，至少不能在那些日常的、简单的、庸俗的现实主义结论上停滞不前。我理想的小说是，意蕴复杂多解，能够张开形而上的翅膀飞起来。这就需要作家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在小说里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和判断。朱文颖也表示，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越来越意识到有很多知识需要补充，很多事情需要了解，所以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拓展视野、建立深刻宽广的精神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这是一个极度碎片化的时代，想要把握整个时代变迁的脉络是何其困难。70后作家只能以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为据点，不断地向前迈进。而这一路，70后作家注定是孤独的，但正如朱大可所说的：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