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不是一本诗集，也不是一本散文集，也不是一本论文集。这是一个人在诸多方面的胡思乱想。近七年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西川在出版诗文集《深浅》时如此写道。从1992年写作《致敬》起，西川就改变了诗歌写作的路数，从语言到篇幅都越来越有散文化倾向。他自己将这种未经命名的东西定义为变体诗歌书写。
　　七年后，西川的胡思乱想未曾停止，变成了铺张的语言和酣畅淋漓的想象，被收录在最新诗集《够一梦》中，与中国当代诗人于坚、韩东、翟永明、杨黎和春树的新诗集一起，并将作为《新陆诗丛·中国卷》六册之一由楚尘文化于今年底出版。近日，西川来到深圳参加第一朗读者诗歌艺术沙龙，本报记者就诗歌跨界、诗歌翻译、诗歌现场以及诗歌圈子等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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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是对于以往写作形式的不满足
　　记者：你的诗歌从语言到篇幅都有散文化倾向，即将出版的诗集《够一梦》还会延续变体诗歌书写的风格吗？
　　西川：《够一梦》基本上都是中短篇诗，没有收录我真正长的东西。诗歌和散文到底有没有界限，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事儿。有的东西适合写成诗歌，有的东西适合写成散文，有些东西适合写成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东西。我自己对于跨界有兴趣，而这种兴趣实际上就是对于以往写作形式的不满足，那些东西不足以表达我对于当下生活的感受和思考。我可能是一个实验色彩比较强的人，但我这种写法可能也不适合别人。
　　记者：你心中有好诗歌的标准吗？
　　西川：一首诗好不好，看两三行就知道了。有的人诗歌写得很好，但他没有创造力。能写几个好句子，出几个好意象，这完全不能让我感到满足，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优美的小感觉就留给喜欢表达的人吧。真正让我觉得过瘾的东西，实际上是创造力。就目前而言，我要求我的语言和我的现实感或历史感有关联。
　　记者：你最近有读诗吗？
　　西川：除了在读我加拿大朋友蒂姆·柳本（TimLilbum）的新诗集《Assiniboia》，我最近没读什么诗，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中国古书呢。刚读完荀子，正在读墨子，先秦诸子我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一直在下工夫。我急迫地需要创造力的资源。我把中国古代的正史、笔记文、赋、书札都当诗歌来看。这也算是一种跨界。
　　记者：除文学形式相互跨界外，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可否跨界？
　　西川：当然可以。我跟戏剧、电影和美术等领域的艺术家都有合作。前几天我刚请来几个外国朋友，把国外的一种叫做现场诗歌（poetryslam）的诗歌表演带进了我们学校，它有朗诵的因素，但跟说唱有关，更像是表演，学生们都特别的兴奋。对于跨界交流，我完全是敞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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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将现代汉语变成一种像样的语言
　　记者：你曾经有一个观点，说古代汉语是发达的，现代汉语有时反而造作。
　　西川：古代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以字为基本语义单位，因而也就允许古诗以五言和七言的形式存在；现代汉语是双音节的，等于是以词为基本语义单位，这时如果还以字写诗，实际上是很难的。也有几个写得好的，比如聂绀弩和启功，但大多数人写的要么是对别人的重复，要么是垃圾。
　　记者：如何才能让诗歌写作与现代性相对称？
　　西川：不少人至今迷恋杨柳岸晓风残月，我也觉得挺美的，可这种写作和现实生活本质是脱节的，那些风花雪月的词汇根本没法描绘我们今天的许多感受。我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位老师曾经问我：写山写水容易，你的诗歌能写塑料盆吗？如今哪哪都是塑料盆，你不能说你的艺术不能面对这塑料盆。我想有出息的诗人或艺术家，必须懂得面对和处理塑料盆问题。与面向古汉语的白话相比，现代汉语更面向今天的生活，我们应该努力把这种历史不足百年的语言变成一种像样的语言，一旦如此，我们就能够开始真正地谈一谈现代诗歌了。
　　记者：怎样的现代诗歌才不造作呢？
　　西川：造作属于作者本身对于艺术没有理解，还处在一种皮毛的写作状态。我算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读者，一首诗能够带出多少背后的文化信息、时代信息和现实信息一眼就能看出来。不造作的诗歌语言的丰富性不该亚于时代生活的丰富性，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不该比时代生活更浅薄，个人想象力应该有助于时代的想象力，诗歌的强度、硬度、厚度，应该至少不会被时代生活所嘲笑，诗歌描述的准确性应该让时代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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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家大多不了解外国诗歌现场
　　记者：今年你刚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蚊子志：西川诗选》，中国当代诗人目前在国外整体影响力如何？
　　西川：中国朦胧诗人有几个非常有影响力，像老北岛。但总体而言，了解中国诗歌的人有限，但真正了解的人又对中国当代诗歌评价很高。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朋友、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得主蒂姆·柳本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曼杰斯塔姆一代》，将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比作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作家。
　　记者：你本身也做翻译，会否考虑亲自翻译自己的作品？
　　西川：这我翻不了，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们课本里学来的是正确的英语，写作不需要正确的英语，写作需要翻跟头的英语，这咱们不会。要是哪天我能用英语吵架了，我就能翻译了。
　　记者：你最近有翻译外国诗歌吗？
　　西川：没有，因为非常耗时间，我也不是一个专门的翻译家。况且，翻译不仅是翻一首诗那么简单，比如还涉及翻译的政治，也即选择翻译谁的诗歌；比如翻译还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的手段，对原文进行删减增补。如果一直停留在技术层面做翻译，我才不搞这个东西呢，它对我的智力不构成挑战，不能让我觉得过瘾。我真正想翻的有庞德，像他这么大一个诗人，在中国居然连一本传记都没有。曾经有学者叫我翻一本《庞德传》，但这意味着我得有一两年都扑在上面，将来再打算吧。
　　记者：庞德说过，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必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外国翻译诗歌不少是80-100年前的作品，许多当代外国诗人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
　　西川：现在是有些出版社在坚持做外国诗歌的翻译出版，但他们都太依赖中国大学里的翻译家，可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诗歌界并没有太多来往，对于外国的诗歌现场不了解，可是了解国外的诗歌现场和诗人圈子恰恰是很重要的。比如最近中国对于东欧诗人的崇拜有点弄疯了，读完布罗斯基读米沃什，读完米沃什读扎加耶夫斯基，读完扎加耶夫斯基读温茨洛瓦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就是一个小圈子。我们的翻译家不了解现场的话，就会放大他们的影响力。
　　当然，我也觉得布罗斯基和米沃什写得很好，但把对于他们的热爱转移到稍微差一些的同圈子诗人身上，就有点玩儿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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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多请外国当代诗人来中国交流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外国当代诗歌现场？
　　西川：这已经不是翻译的问题，就应该直接把人家请过来，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处于什么精神状态，能够带来什么思想观念。但是国内办这么多文学节，真正请来的好诗人却很少，这跟当下中国诗歌圈的习气，跟掌握金钱和学术资源的人自身的见识和愿望都有关系。原来我和朋友们组织过几次诗歌活动，邀请谷川俊太郎、高桥睦郎、平田俊子等日本最优秀的诗人和中国诗人展开对话。我们还请过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和美国垮掉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女诗人布伦达·希尔曼等讨论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写作中对现实作出回应等话题。我认为，多请些外国诗人来中国交流，比中国诗人出去参加骡马大会（劣质的国际活动）更有意义。
　　记者：你认为诗歌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西川：主题讨论。今年八月，我去英国爱丁堡图书节参加了世界作家大会。全世界请了五十个作家，其他都是小说家，只有五个诗人。我们讨论了五个问题，包括文学要不要政治化、小说的未来、内容与风格、有没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学和审查制度在今天五个问题，讨论将持续一年在全世界展开。
　　记者：国内的诗歌活动似乎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圈子诗人，被拉到全国各个城市，像展览似的。
　　西川：我也早觉得这很是个问题，但也不怕他们走来走去，但如果他们在任何地方干的事情都一样就没有意思了。当然中国诗歌活动也有讨论环节，但我要求的是讨论的信息量，很多国内讨论都没有信息量，每人光表达一下态度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听你那态度干嘛，态度是没有信息量的，你必须告诉我你都干了什么，别告诉我一个态度。
　　记者：关于这个圈子，你曾这样评论它的功能：大家都想安全地进入文学史，安全地获得声望，安全地变得懒惰。
　　西川：我今天可以更饱满地来说说圈子这事。大家都在批评圈子，圈子有圈子的问题，里面有一些恶习是我很讨厌的。但我今天倒想为它辩护几句。圈子实际上相当于过去的文人结社，像郭沫若、蒋光慈和郁达夫他们就是一个圈子，跟鲁迅的圈子不是一个圈子。圈子曾经有它积极合理的价值，可以使文人互相安慰，告诉你你的写作毕竟在这世界上并不是完全没人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