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载光影变迁，于笔墨间流淌。日前，“新中国电影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展出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25封书信手稿。

这些手稿的内容集中在电影创作上，有汇报有指示，有建议有探讨，有兴奋也有迷茫……

穿越一张张薄薄的、有些泛黄的信纸，新中国电影人筚路蓝缕，一路走来。

全民关注拍电影

“水华同志，二婶放走喜儿，照理黄家必然追究，是否该设法让二婶洗脱掉这个‘放走’的嫌疑……打手们围绕着苇地，想要进去搜……这里是否可以向苇地里放一排枪……”

这是军歌词作者公木写给电影《白毛女》导演水华的信，当时他已经是著名诗人。在《白毛女》创作中，虽然公木只是负责一段歌词的创作，但拿到剧本后他仍然仔细阅读，并对剧本情节提出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

新中国成立之时，百废待兴，电影作为最受群众欢迎、传播最广的艺术表现形式，受到全国关注。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光临介绍，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来过长影，《五朵金花》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创作而成的。

当时，群众对电影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次展出的信件中，有一页稿纸上写满了成语和短句。张光临告诉记者，这是1959年拍摄影片《笑逐颜开》时公开征集到的片名，共44个，其中一半都是从百姓中征集的题目，如“鲜花怒放”“女工之歌”等等，代表了群众的智慧，也体现了群众参与电影创作的积极性。

让英雄唱主角

“王成孤军作战，目标太大了，反复动作太多，敌人显得怂包了，应该再真实些。”“影片用小说原名《团圆》不好，你们改成《英雄儿女》和内容还比较接近。”“关于认不认女儿，王文清内心还是要认，这样表现了我们军高级干部还是理智的……”

这份导演武兆堤写给时任长影厂长苏云、袁小平的信件，汇报了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等对影片《英雄儿女》提出的修改意见。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经典之作的打磨过程及创作者和审看者对英雄的理解。

讴歌英雄是新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内容。过去70多年间，长影塑造了董存瑞、李向阳、王成等一系列银幕英雄形象，激荡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在王成这一角色选角时，导演武兆堤选中了刘世龙，但当时，长影剧团还推荐了另两位演员。同他们相比，刘世龙显得个头矮小，也有些土气。听说武兆堤要定刘世龙演王成，一些人觉得在开玩笑！“刘世龙？让他演一个战士还差不多。”

可武兆堤坚定地说：“我就是让他演一个战士。”

他告诉刘世龙：“我不想塑造一个英雄，我要塑造一个普通的战士形象。你千万不要一出来就作英雄状给观众看。”

在拍摄“向我开炮”这一最经典的场景时，地上布了100多个炸点。实拍时，炸点起爆，刘世龙完全融入到“我是王成”的情境中，闭着眼睛往火堆里钻，眉毛、鬓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起了泡。

“向我开炮”这个镜头，一遍拍摄成功。王成，成为几代人心中的英雄。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边境战斗结束后，长影大门口来了几位军人，点名要见“王成”。见到刘世龙后，他们说：“王成同志，在战场上，我们是喊着你的名字冲锋的！”

以“匠心”拍电影

在展馆展出的众多文字书信中，几张绘图手稿格外引人注意。这是长影摄影师孟宪弟为电影《自有后来人》手绘的摄制平面图。不同的场景，摄影机应该摆在哪个位置，采取何种角度拍摄，标得一清二楚。

建国初期，物质匮乏，设备落后，无论是摄影师还是美术师，开拍前常常要通过创造，一笔笔勾勒出一个个拍摄场景。

著名摄影师王启民曾给厂领导写了封长信，信中披露了他对即将拍摄的《兵临城下》的前期准备和实拍环节的详细思考：

“希望能有二台汽车发电机……就是晴天拍摄时，我也想利用灯光补助人物副光，而不使用反光板，反光板只用在后景。这对演员的近景、中景表演很有好处。”

张光临说，当时拍电影使用的胶片很粗糙，拍出来的影片总有一种白茫茫的感觉，但王启民通过自己的摸索，将光影效果用到极致，把黑白电影拍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他的摄影理论，至今仍是电影学院的必备教材。

新中国电影人对自己的事业有多投入？在人民电影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拍摄期间，有一场钢水溅出的场景，当时摄影师包杰的衣服都被烧着了，因为用的是手摇摄影机，他人不能离开，于是助理赶紧用一件湿大衣披在包杰身上为他灭火，可助理的身上也着了火，工作人员就一个接一个得为前面的人灭火，直到这个镜头拍摄完成。

“今天我们各方面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新中国电影人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的态度永远是长影的宝贵财富。”张光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