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柳青的《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海南大学副教授李音注意到，《创业史》这样的作品，隔开一定的历史时空后，又在今天最年轻的读者手中，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中，开始散发陌生的、奇异的光芒。“当下的读者都没有经历过农业合作化，但为了省下两角钱在渭河边上露天睡过一觉，要去太白山下买稻种的梁生宝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上。”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作家如何借鉴传统、书写新的农民形象，成为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关注的焦点之一。

12月10日至12日，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作家、评论家围绕“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从小说到影视：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3个议题展开研讨、对话和交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在论坛主题报告中谈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文学界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大力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积极塑造新人，表现新的时代主题，特别要在深广的历史视野下认识和表现脱贫攻坚，在继承和弘扬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和展开新时代的新乡村书写。他指出，要看到影视作品对大众产生的直接作用，扩大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发挥对人们精神上的积极作用，深入思考、探讨在媒介转变的时代条件下“文学何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在论坛主持中谈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如何汲取70年中国当代乡村书写经验，进一步关注脱贫攻坚，书写新时代的新乡村，完成新时代新乡村的“新人”形象塑造等等，这些话题不仅关乎文学的繁荣发展，而且呼应着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新时代的新人，必然站立在时代的土地上

新人形象是文学史的老话题，今天却又成为作家、评论家要解决的新难题。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看来，新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新人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艺术史上没有过的形象，比如鲁迅的阿Q；狭义的新人更高一层，不仅仅要符合典型人物的要求，还要跟现实和时代重大问题有关联，既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也是根据历史规律和趋向创作出来的人物，是作家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高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文学史中，如果说阿Q是典型形象，那么高觉慧、小二黑就是新人，他们身上有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共感和预测。“当今的很多作家，已经从狭小的现代主义表达之路上回到了跟大众、跟土地、跟现实密切相关的现实主义大路上。所以当今的新人形象，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实践者，像避雷针一样树立在时代的土地上，把天空和土地上所有的信息凝结在避雷针的针尖上，产生思想闪电。”张柠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指出，“五四”新文学传统是要和引车卖浆者流在一起，真正好的文学要书写最广大的人民，而不是贵族的文学，这是百年新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不过在解放区，中国文学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人们对农民生活的理解和鲁迅那一辈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赵树理、孙犁的笔下，农民有力量，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不再是受屈辱、受压迫、需要启蒙的对象。因此，在张莉看来，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如何理解农民，如何理解农民的生存。“我个人非常喜欢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作品里出现的新人形象，比如《哦，香雪》里的香雪。”张莉指出，香雪是农村的形象、女性的形象，青春有朝气。一个女孩儿渴望用一篮子鸡蛋换一个铅笔盒，这代表当时作家对农民生活变化的理解。这些农民渴望文明，渴望更好的生活，同时，这些女性是独立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作家开始意识到农村要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农民要脱贫致富，这个女孩渴望穿上新鞋的同时，还渴望有一个铅笔盒。香雪成了一代新的农民形象的代表。张莉指出，新人固然要呈现时代，但好作品永远不是现实的照相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新时代的预言者。

评论家孟繁华对新人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将所谓的新人限定在青年形象上。“如果按照历史的看法，当下青年人物形象的创造是稀缺的。”孟繁华指出，百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形象就是青年形象，他们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具有共名性的青年形象稀缺，为此批评界、创作界无比焦虑。缓释这种焦虑的方式是，人们征用了80年代的作品，这就是《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平凡的世界》出版过程非常曲折，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依然没有在更大的范围传播。“高校通用的三本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我和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都没有谈到《平凡的世界》。”在孟繁华看来，《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价值远不如《人生》，《人生》成为那个时代共名性的作品。高加林从乡村进入城市，两次都退回来了。从乡村进入城市，是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的一个隐喻，中国农民进入现代的过程非常复杂，但是高加林百折不回，通过高加林的性格、通过路遥这个作家的性格，人们知道他终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后来终于来了，这就是孙少安、孙少平。孟繁华指出：“我们今天很难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这时候我们征用了这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励志价值的作品。历史可能会证明《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么当下是不是没有青年形象？孟繁华认为，当然不是，但是，这些青年形象只存在于作家的文本中与批评家的阐释中，没有像历史上的青年形象那样走进更广大读者的视野。对这些新人物、新主题，如何阐释，还需要时间。

乡村书写，当代作家能否给出农民生计的新“账单”

付秀莹是一位活跃在文学现场的青年作家。多年来，由于自身乡村成长背景，也由于对故乡大地的眷恋和热爱，付秀莹一直热切关注时代风潮中的乡土新变，她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叫做“芳村”的北方村庄，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栖居之所和文学想象的全部源泉。“唯有故乡和祖国不可辜负。乡村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她孕育和哺育我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隐秘的精神源泉。”付秀莹说，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农村。时代巨变中，乡土中国已经、正在、还将要发生深刻的、剧烈的变化。一些事物已然悄悄消逝和崩毁，更多的新的事物正在迅速生长以及艰难重建。中国乡村大地的日新月异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互为镜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强烈隐喻。就整体意义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是乡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在传统中创新、在承续中突破，创作出真正呼应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塑造新时代新农村新人物新气象的乡土文学经典力作，是我们每一位关注乡土、关注时代的作家都需要直面的历史命题。

作家任林举强调，在当前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财富的补充和救济，更不是一串漂亮的数字，也不仅仅是老百姓当下的日子，而是着眼于未来整体国民的文明状态和精神状态，这就要求作家在书写“攻坚战”时，要把着眼点放高、放远，要依托物质而超越物质，依托当下而超越当下，在充分展示物态成果的同时，将这项工作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总体进步的进程中去观照和考量。

如何书写好新时代扶贫工作与乡村建设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挑战。《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他对于五分钱、一角钱的精打细算，他对于换了稻种以后一亩地变成两亩地，全社增产一百万斤这份清清楚楚的账单和梦想，让身处当今时代的大学老师李音真实可感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肌体，清晰地瞥见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农村风貌的巨变。李音敏锐地发现，2020年要建成的“小康社会”也是一份账单，这份账单罗列的各项指标都有明确的数据指数，这项国家清单多年来大规模的以精耕细作(精准扶贫)、查漏补缺的方式铺展在每一寸大地上。然而，这样的“账单”却在作家的文学书写，尤其是乡村书写中缺失了。“我们对大地上发生的巨变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因为我们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和语法，无力表述这翻天覆地变化的乡村。”这种现状，李音认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账单”的忽视和无能所造成的。“账单是我们坚硬的生计问题、政治经济常识，也是最重要、最原始的身体维护问题。在我们做文化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之前，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补上账单、经济这一门硬课。”

影视改编，在坚守文学与走向大众之间

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影视改编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途径。这也是本次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3个议题之一。

作家海飞既是一名小说家，也是一名编剧。在他看来，文学和影视剧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文体，很难互通。但海飞同时强调要学会换位思考。好电影一定是有好口碑的，它需要有“根”，这个“根”就是小说，“根”能让电影这棵大树有充足的水分。小说家则需要更多地了解电影文化产品的形态，“我们可以不对文学作品在商业行为的转换中作太多的功利性的努力，但是至少可以对小说做一些推广，同时做一些在利益上的自我保护”。

2019年，根据科幻作家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大火，这让青年科幻作家陈楸帆很受触动。在他看来，基于科幻类型的相关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娱乐业版图上的耀眼明珠。据2016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星球大战》系列全球范围内创造的产值高达300亿美元，其中不仅包括来自电影票房的62.2亿(2019年最新数字已经达到82亿)，还包括录像带、DVD及数字视频(134.48亿)、图书出版(18.2亿)、电子游戏(34亿)、玩具销售(121.07亿件)以及特许授权商品的授权收入(8.25亿)等等。“可以看出，比起广义的衍生品市场，电影票房收入只是非常小的一块，更不用说图书出版，它们是真正面向最广泛消费者，制造文化热潮的大众商品。”但陈楸帆指出，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近百年从漫画、杂志、图书、影视、游戏、主题乐园、全产业链的漫长生长与探索，在其中，文学作为叙事的根基，作者作为创意的源泉，是绝不能缺席的。

不过，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有时候并非一帆风顺，谈及此，众多作家都有切肤之痛。作家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在同一年里改编为电影，从此与电影建立不可磨灭的关系。1994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根据小说《凤凰琴》改编的同名电影大获全胜。活动结束，刘醒龙却接到了前辈作家张弦打来的电话，就电影编剧方面的一些问题提醒他。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曾经红遍全国，后来他改行当编剧也颇为成功，因此这一提醒令刘醒龙记忆深刻。“就我的理解，将小说的文学性，在改编过程中一点点地消磨掉，是一位真正的作家眼里不可能容下的沙粒”。刘醒龙说，电影中哪怕只有一两个镜头的价值观是逆向的，就已经彻底背离了原著的文学精神，这种背离，越是发生在次要人物身上，越是用那种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细节，对整部作品的颠覆与摧毁越是无可挽回。

“中国文学，是时候深度介入中国影视了。”作家潘小平的观点代表了另一种重要的声音。潘小平说，近年来能够明显地感觉到“lP+流量明星”的模式正在消退，过去流行的古装、玄幻难以为继，现实主义题材，正能量、接地气的剧集开始称霸各大卫视黄金档，一些脱离现实、远离生活的“悬浮剧”被观众所抛弃，折射出了中国观众对影视艺术本体价值的理性回归。市场呼唤优秀的影视作品，这需要优秀作家的主动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