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间，作家们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展开文学生活。

4月11日，作家邵丽、李修文、徐则臣、弋舟、张楚、陈崇正、卢德坤、王姝蕲、林培源、崔曼莉、张莉来到腾讯线上会议室，就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作家邓一光、李宏伟、张怡微、张柠、张惠雯、班宇、李唐也发来了视频录播。当晚约有14多万读者云上观看了这场聚会。

作家们云聚会

今年2月，由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选编的《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正式出版。小说集收录了迟子建《炖马靴》、邓一光《风很大》、邵丽《天台上的父亲》、李修文《我亦逢场作戏人》、徐则臣《青城》、弋舟《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李宏伟《沙鲸》、张楚《金鸡》、宁肯《火车》、张柠《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张惠雯《雪从南方来》、双雪涛《起夜》、张怡微《缕缕金》、陈崇正《念彼观音力》、卢德坤《逛超市学》、班宇《猛禽》、王姝蕲《比特圈》、董夏青青《在阿吾斯奇》、李唐《替代者》、林培源《诞生》这20部短篇小说作品。

在张莉看来，这些作品未必是2019年度最优秀的，但它们是2019年度短篇小说作品中最别具魅力与调性的。

“最理想的短篇小说里必有迷人的新异性，这种新异不单单指小说内容的新异，也包括了小说调性的新与异。”她表示，“很难用术语表达何为小说调性，它与作家的语言方式有关，比如使用白话还是文言文，这代表了作家及人物价值观的取向，但就整体而言，小说调性的建立恐怕更多与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氛围相关。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

何为小说“调性”？

在这次的选编标准里，有一个词，叫“新异性”。

“在我的理解中，新异，就是‘新奇+异质’，但如果将这种‘新异’扩大开来看，它不过是构成‘调性’的一个方面，因为新异会让我们想起‘陌生化’——这是形式主义发明出来的一个术语。”林培源说，“小说要有调性，一定是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小说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息和味道，这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别人无法取代的。”

他表示，“陌生化”作为一种小说的手段和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是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甚至故事。陌生化就是将读者从日常的认知、思维和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告诉他们，小说也可以换个方式写。

“比如卡夫卡在《变形记》里将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一只甲虫，由此开启了全新的小说世界，但如果仔细阅读《变形记》，就会发现，这种荒诞的调性，是依靠真实可感的细节建立起来的。而且值得玩味的是，我们印象中，这篇小说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的叙事，直到主人公死去之后，小说悄悄地换了一个视角。开始时写到主人公的父亲母亲，都是用‘爸爸妈妈’，后来就直接称呼‘萨姆沙先生、萨姆沙太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讲故事的人，并不是一直隐身的。”

此外，林培源提及短篇小说的“调性”还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比如方言的使用、某种地方风情在小说中的渗透。“总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融入其中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只有真实自然才能打动人。”

徐则臣认为，判断一个作家的“调性”要考虑三个方面：所操持的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作品呈现出的风格与作家内在的气质。

他说：“调性首先要文体上要协调。我们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有一个基本判断，从篇幅、节奏、密度等因素去判断它是不是短篇小说，能否区别于中、长篇小说；其次，是作品呈现出的风格，有着作家鲜明独特的修辞风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与气质。一个作家不可能一辈子都用假嗓子说话，文终须如其人。三者结合，三位一体之后，呈现出的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调性。”

优秀短篇的“调性”多种多样

陈崇正笑言，“调性”一词让他想到一个导演朋友，这位朋友经常用这个词讨论所有情景。比如别人问他舞台效果怎么样，他说调性不对；问他某个演员的表演怎么样，他说调性不错；问他剧本如何，他说这里头的调性还得改改。

“其实回头一看，如果将他这个人视为一部作品，他对‘调性’这个词的使用，也正是作品的调性所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也是一样，你怎么思考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个世界的提问，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调性。”

在他看来，优秀短篇小说的调性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应该有包浆，技巧内藏，让它圆熟，可触摸，语言非常克制，整个叙事非常经济而扎实，有的则充满了明目张胆的叙事圈套，有一种刺眼的光辉和锋芒，充满对固有叙事模式的挑战。

“我非常喜欢逛寺院，与大佛相比，我喜欢看十八罗汉，喜欢欣赏他们的神情和动作。小说有长篇和短篇，在我看来，长篇应该是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而短篇小说就应该是罗汉，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总之丰富各异而又非常有表现力。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可以像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无论是轮着棒子还是手结定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陈崇正说。

张楚认为，此次入选的这些小说在文本上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对世界的新旧变化进行了一些反思。“还有一些小说，也在用它们独特的清晰的声音，为我们呈现短篇小说的那种骆驼穿过针眼的不可思议和巨大魅力。”

“二十个短篇选进一个集子，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内在的标准。我们都如此不同，但肯定也有某种内在的共性。”弋舟表示，看了这部小说集，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对文学的信心，“文学依然可以提供巨大的支撑力。”

《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

作家如何形成自己的调性？

“调性与作家的阅历、识见、心性，偏好的美学方向有关，也与身处的时代有关。”卢德坤说，“它确实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我们知道，文无定法。调性统一了就没意思了。”

在另一方面，卢德坤认为写作者可以在心中设立一个自我认可的标准。“我相信很多作家会感觉到这样一个标准。随着见识的深入，这个标准也可能会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主要还是跟文学自身，跟求真这两件事有关。如果有一种确信了，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内核了，那就坚持它，调性没准就这样发展出来了。这是理想状态，我还没达到，但我挺向往的。”

王姝蕲的《比特圈》是以比特币为题材的小说，但这篇故事实际上写的还是人。她表示：“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异’题材，但在这个题材中，我希望呈现的不是它与寻常生活的‘异’，而是希望呈现它们的‘同’。这个‘同’在于，无论什么甚嚣尘上的新技术、新思想、新生活。剥开表壳，藏在里面的终究是人与人的关系。”

邵丽最近一直在琢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连续写了几个中短篇，也想通过表达这种思考，形成自己的调性。

“中国文化的亲亲之道，只构成尊卑有序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服从和敬畏，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宽容和爱。”她坦言道，自己在写《天台上的父亲》时，就是出于对父母和子女亘古不变的相爱相杀的困惑，“很多时候我们对亲人造成的伤害，往往是出于所谓的爱，而不是理解。以爱之名就可以包办代替，相互之间到底有多少沟通和理解？我觉得从历史文化习俗和习惯的包袱里面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可以翻检出很多东西，把这些东西梳拢清楚，并艺术地表达出来，大约这就是小说的一种调性。”

她还特别提到了巴金先生的一句话——“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

“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要。”邵丽如是说。

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

这部小说集的书名，选用了李修文《我亦逢场作戏人》的小说名。亦有读者对此表示困惑与好奇。

“《我亦逢场作戏人》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做戏人，小说写了一个有故事的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有令人感慨的担当。”张莉回应，“选用这题目做书名，首先是它有短篇小说艺术追求的新异，有中国小说气质；而且，它有文体形式的含混，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散文；同时也有对普天下最普通人的同情之义。如果人生如戏，我们都是戏中人吧，但此做戏非彼做戏，不能从字面理解，小说有一种无奈和在重压环境之下的追求和力量感。”

李修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几年，他一直着迷于将“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声音引入到今天的生活和自己的文本中。

“这个声音，首先是调门。所以，每次找到那个独特的声音总是最重要的。然而这个声音的重建，既是对传统的延续，也是对传统的重构。于我而言，调性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帮我具体地分辨和亲近那些有着各异声音的个人，并且最终感受到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

他说：“许多时候，我们写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是我们作为写作者深入这个世界的深度和难度。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的时候，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我们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