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与青年写作一直是当代文学界的热点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一年，在各类学术期刊、文学杂志、专业报纸及互联网平台上发表的有关青年作家创作的评论性文章就逾千篇。无论是读者、评论家、文学编辑还是青年作家本身，都对青年写作问题很关注。

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青年作家的发展问题，2020年初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旨在更加有效地加强对青年文学创作及青年作家队伍建设的支持引导，以多种方式团结引领广大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邱华栋、张燕玲、徐则臣、东西、何平、杨庆祥、黄德海、徐晨亮、李倩倩、田耳、王十月、李约热、朱山坡、岳雯、何同彬、张柱林、叶君、曾攀、李壮、陶丽群、王勇英、王迅、小昌、孟小书、王苏辛、丁颜、周恺、宋阿曼、徐小雅等作家、评论家出席研讨。

5月28日至3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南方文坛》杂志社、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研讨会暨2020广西青年批评家培训班在南宁举行。本次研讨会也是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个正式活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邱华栋，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吕洁，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部分委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评论家5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主持研讨会。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邱华栋致辞

邱华栋在致辞中表示，“青年写作中的可能性”既代表着一种充满期待、朝向未来的长远注视，也关联着一系列极富现实感与指向性的当下话题。这些话题包括青年写作的现状和趋向、读者对青年写作的期待、青年写作的内外维度与潜力应当如何拓宽和激发、当下青年写作中的惯性限囿与突破动力、青年写作如何更充分地展示出自身的风貌特质、青年写作如何回应当今时代的精神主题等。“我们今天对‘青年写作的可能性’话题的探讨，既涉及到对‘青年写作’概念本身的厘清、思考，也涉及到对青年写作当下创作研究现状的梳理、分析，还涉及到对青年写作未来发展趋向的判断、引领。”

青年写作的花果枝叶体现为一位位年轻的作家、一部部崭新的作品，它的根脉土壤则深刻勾连着中国文学的总体想象和宽广未来。同时，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青年”同样是如今的热点词。邱华栋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无疑使这个年份显得更加特殊。当下青年正站立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见证并参与着时代历史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语境下，青年的角色受到了格外的关注，青年的作用也获得了极大的凸显。邱华栋鼓励广大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思考时代命题、塑造时代形象、探索时代表达，面对时代展现担当，在相互沟通、切磋、支持中共同构建文学生活，通过自己的笔和眼，阅读、理解我们共同身处的时代。

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吕洁致辞

吕洁在致辞中谈到，本次会议以“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为主题，紧密围绕青年写作的历史意识、现实精神与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深切呼应新时代对青年的期待，鼓舞青年作家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拥抱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的号召。吕洁希望广大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本质和主流，思考个人与时代和历史的关系，展现写作的时代担当和人文担当，在新时代的潮头中勇当先锋。

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主持研讨会

张燕玲介绍说，《南方文坛》杂志始终关注青年作家批评家的成长与变化，举办各种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已是常态化，其连续20年举办的“今日批评家”栏目推介了全国几代优秀评论家。2020年第3期《南方文坛》推出“青年写作的可能性”小辑，邀请何平、杨庆祥、黄平、李壮、丁颜、王苏辛、周恺、祁十木等8位作家评论家，从青年写作的定义、现状、类别、关键词等方面各抒己见，形成了有益的讨论。

青年者谁

文学不是孤岛，青年写作无法离开同时代的知识、经验和精神。在讨论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不断被提起：青年文学的问题首先应该是一个青年问题，其次才是文学问题。青年批评家李壮对貌似自足的青年定义提出反驳，他认为作为“官方”定义的18-45岁，实际上无法满足现时代中青年精神的特殊性。在如今的社会机制下，18岁的“青年”可能还在读高中，奢谈建立有效的理性价值观，而文学从业者在当下往往硕士毕业后才会走出大学校门，紧接着又被席卷入强大的社会话语逻辑，“所以青年的实质性空间其实被大大压缩了”，“更多的人可能是巨婴或者小老头”。

四位青年作家的创作谈(原发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青年写作的可能性”小辑)

李壮所观察到的青年写作状态，是一种滑翔状态。他认为这种滑翔是很稳定的滑行，而不是翼装飞行，总体平稳可控。“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写作目前被限囿在某种常态之中，这个话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还不够‘变态’。”当然，如果话止于此，那显然只是一场常态滑翔，李壮还尝试从内在与外在同时做出解释的突围：就外在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本身即非“历史的青春期”，不是青年，更似壮年。谈论青年问题和青年写作的潜在坐标有二，“五四”与八十年代，“但实际上这两个时期和当下都不一样，因为那两个时期前我们被关得久了，突然打开一扇门，外面的世界都是新的，青年人有无限的好奇心、激情和想象力要去探索世界。而在今天更多的是熟练，是高速运转，是理性精确。”世俗生活空前的繁荣造成空前的熟练，这极大地抑制了文学的想象空间——“但这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所决定的”。“与之相关的就是文化语境的变迁，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导致相对‘五四’与八十年代，我们整体上的生态、氛围、话语都相对更加封闭。”就内在而言，写作者与时代经验之间的过分融洽，也使得作品中的刺痛感被削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常识的现代生活里集体成长起来的文学人”，李壮发现自己与同代人看似唾手可得的机遇实则是无处不在的挑战。在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渗透中，物的象征价值逐渐被使用价值所遮蔽。经验获取的非自觉性与经验匮乏本身，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面。

四位评论家的争鸣(原发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青年写作的可能性”小辑)

剥开生理年龄的表象来讨论精神性意义上的“青年者谁”，是一种大概率的共识。《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已经丧失了“青年性”的作家其实无需继续“表演”，如果思想已经不再成长，终止写作可以获得理解。“其实所谓的写作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任何一个情况都不是全部，因为人生是一场不间断的现场直播，把自己人生播精彩就可以了。”“70后”作家田耳说自己很喜欢阅读年轻人的作品，因为青年写作中不断更新的语言对他的写作产生着积极影响，年轻人总能写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新东西。而同为“70后”作家的朱山坡则认为不要“迷信”年轻人，也不要“鄙视”老年人，“后浪想推前浪，一些浪花是可以推得动的，但是变成磐石的前浪怎么推都推不动，只有绕过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航标和榜样。”朱山坡称自己对前辈的作品充满敬畏，有一颗“从来没年轻过的心”，他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坏事：“我一旦变自信就怀疑自己变老了，自信就意味着你定型了、固化了，意味着对自己太迷信了。”

“也许我们的内心要处理的是那种多重的精神结构、情感结构，甚至是年龄结构，在内部这种多重的结构一直纠缠。”青年评论家、《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曾攀打趣道，“我们也许可以拿着泡着枸杞的保温杯过来参加青年写作的会议，同样也可以在21岁的时候因为情感的打击和悲剧说自己‘心已老了’，这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写作需要处理的不是单一的经验和情感，而是需要把这些东西含纳进来，要把它穿透打通，甚至要成为我们的‘精神分裂’。”曾攀表示，如果青年没有抵达精神层面的开阔地，其写作也就无法打开宽广的可能性。所以，“处理好我们内部的多重情感的心理经验的结构，是打破青年写作的那种单一化、单调化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们要把所谓的‘青年’重新问题化。”

批评何为

在1918年春天的某个夜晚，先后遭际了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到N进K学堂”、从“幻灯片事件”到《新生》杂志、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等等人生况味的鲁迅躺在床板上，望着头顶上绝无窗户而万难损毁的铁屋顶倍感寂寞。这大概是文学萌发时的情绪之一种。1918年的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鲁迅时年38岁。

写作《狂人日记》时的鲁迅还年轻吗？他自己恐怕不会这么想。强行换算到现今，《狂人日记》时期的鲁迅比所有“90后”作家都年长一个“代际”，如果单看生理年龄，他也在绝大多数“80后”中遥遥领先。按照今天以45岁划分“青年”与“中年”的界限来看，彼时鲁迅无疑仍是一个“青年”。截至45岁，《呐喊》《彷徨》先后出版，鲁迅最重要的小说作品均已完成。

评论家何平梳理鲁迅的创作简表，发现“40岁前后应该是一个作家关键的历史时刻，是应该写出他们一生中大多数重要作品的时刻。”在文章中，何平还提供了一份“作品目录”，记录了新时期以来部分知名作家代表作的发表年龄：

何平统计的新时期以来部分知名作家发表代表作时年龄表(注：姓名后数字为出生年份作品后数字为该作品的首发时作者的年龄)

以上数据并非为45岁的“青年”界限增添注脚，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固化的时间装置意味着权力结构，而“前浪”作家经典化的不断确立，无法排斥多种复杂力量的整体推动。何平列出数据的真正目的，在于反思：批评家何时能为“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也建立一份文学目录？他寄希望于“十年之后”，但仍为同时代人批评家的不在场抱有遗憾，“是要考虑到，和他们的兄长辈父辈作家相比，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对今天这一代青年作家经典化没有尽到应有责任的变量。”何平坚信，青年作家的成长需要“发现者、声援者和庇护者”。

“你们无论作为批评家还是期刊编辑，天天一副家长式的面孔，教导我们一定要写异质性的、创造性的小说，但是你们自己编的刊物上都没有多少异质性和创造性。”《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说，在一次活动上他被一个青年写作者这样“怼”过。何同彬认为，如今的文学生态值得反省，著名作家们新的平庸作品只要一出现就会暴得大名，席卷一切年度排行榜——哪怕作者本人都觉得“小说写得不怎么样”。当文学资源大部分被占据和消耗之后，仍有人在有限的空间里错位地对青年写作里的诸多问题抱怨，“其实很多问题不仅仅在青年”。青年作家丁颜也有同感，“我觉得批评家对我们青年写作者要好一点，不要捧我们，出现的问题该说还是要说，编辑对我们严格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现在觉得批评家对我们太狠了，编辑又对我们太好。”

有论者指出，当下的文学批评和杂志编辑也存在着“媚老”和“媚少”的现象，前者对功成名就的作家说尽好话，热情洋溢的文辞下隐藏着利益交换，后者对文学新苗推波助澜，在注意力经济下博得眼球却揠苗助长。青年作家周恺早年作品均发表于民刊《天南》，后来才被力推年轻作家的主流文学期刊所关注，但他认为不少开辟“90后”作家专栏的刊物只是噱头。“尽管有吃奶骂娘之嫌，但我还是想说，这纯然是一种烧香拜佛的心态，既无主张也无格局，单单列上一堆名字，以求借这些名字也变得年轻，不但没有帮到90后，反倒使90后落得个被‘催熟’之嫌。”

《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徐晨亮不主张狂飙突进般抢占“话题”，选刊自2018年起逐步就青年写作话题进行理性探讨、汇聚多方声音，先后摘选青年作家作品数十篇。2019年，选刊向目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发去调查问卷，就文学意识、写作、阅读等方面提出10组问题，邀请青年作家进行同题问答，共收到117位青年作家回复。在长期与青年写作者交流的过程中，徐晨亮了解到，优秀的青年写作者并不困惑于稿件无处发表，他们真正苦恼的是无人对话。“发表之后听不到回响，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被人喜欢还是让人觉得千篇一律，哪怕连否定的批评意见也很少听到。”回顾八十年代的文学繁荣，其中新人登场后引发的强烈冲撞与反弹，以及由此产生的良性讨论是文学“黄金年代”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一。而在当下，这种争论的减少令许多年轻写作者感到无措。

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青年作家调查”群像

评论家都到哪去了？据徐晨亮观察，每有重磅作家新作问世，老中青评论家争相发言，大家争先恐后从新文本中寻找“微言大义”般的文学史意义，这有点像滑稽的“作文比赛”。尽管名家新作值得瞩目，但这种超强的“磁场”还是让徐晨亮感觉“头部作家”在整体文学生活里占据的份额被过度放大了。“相反，我觉得真正需要探讨的是活泼的、来自现场的、动态上的写作问题，也许青年作家的创作不是多么成功的作品，但是其中有很多具有话题性的现象，我们从刊物的角度、评论的角度给予他们的空间是不是远远不够？”

而在对青年写作有限的关注中，达尔文主义造成的文学冲动起到了负面效果，徐晨亮将其总结为两种模式化的言说方式：“后浪的阐释学”和“成功者的阐释学”。“60后”“70后”“80后”“90后”，文学代际仿佛一浪接着一浪，评论界不断致力于找出后浪较之于前浪的特殊性，仿佛只有后浪才能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文学价值，这就是“后浪的阐释学”。在徐晨亮看来，所谓的新颖性和异质性应该是阐释之后的结果，绝非浮在地表的标尺。“就好像说一个石质椅子，材料从矿石中反复提取，但我们不能进到矿山内部没有找到椅子就说贫瘠，那里全是原石。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有效地进入现场，把‘椅子’阐释出来。”“成功者的阐释学”贻害更甚，仿佛文学史是伟大作家的发迹史，其余普通写作者全处于阴影之下无法显形。“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文学史的成功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幸存者而已，只不过他在写作这条路上坚持得久一点，坚持到他足够写出这些成功的作品。与他同时代同一时期写的那些同行者未必没有才华，甚至从写作的各个方面不逊于他。”在徐晨亮看来，青年写作不是赛跑，不是谁先体现出超越于年龄的成熟就是成功撞线，就成为这一代人的代表。“很多时候给文学带来启示的东西未必是成功的，有可能是挫败感带来的启发性。除了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大部分可能都会成为文学史的背景，但他们仍意义重大。”青年作家、《当代》杂志编辑孟小书也认为，媒体对青年写作关注的热情，已经超出了青年人本身对文学的热情，这体现了业内舆论话题的单一和匮乏。“这或许不是青年作家应该反思的，而是评论家或者期刊编辑应该要反思的东西。”

“徐晨亮们”的“吐槽”看似尖锐，其实只是在重申常识：批评家要为文学园地的生态环境负责，文学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用性不足以衡量所有作品的意义。

媒介之变

《作品》杂志副总编王十月的一段分享引发了会上热议。王十月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文学传播应注重和新兴媒介紧密结合，比如抖音。

自2020年4月入驻抖音APP以来，《作品》杂志社官方号共发布作品11条，视频内容均为介绍当期刊发作品、展现编辑工作日常、赏读知名作家手稿，获赞数和粉丝数均有两千余。刊物负责人王十月用个人抖音号试水，也收割了6万获赞，1.6万粉丝，成为了一名小小“文学”网红。王十月说，自己本以为抖音上的年轻人会喜欢金庸，但没想到文学的流行面孔早已革新，新一代年轻人对武侠小说兴趣有限，对网络文学认同感更高，“你要是胆敢在抖音上说一句《雪中悍刀行》不好看，至少能有十万的播放，不过他们不会给你点赞”。王十月发现，新一代年轻人的认知已经和“70后”的自己有着极大的差别，自己对年轻人的所思所想知之甚少，做抖音能倒逼他按照年轻人的想法思考，也能让刊物的内容最大限度地被更多读者熟悉。按照抖音短视频的运行机制，要在20秒内将核心的内容提供给用户，撰写抖音文案时，他发现自己以前的写作废话太多，“要按照抖音文案的标准，一篇文章最后留下的就是精彩的东西”。

《作品》杂志抖音页面及网友评论

时代浪潮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一个时代中最强势的传播形态，报纸、电视、个人电脑都曾迅速兴起并占领世界。但文学的特性能通过快节奏、碎片化的短视频形式展开吗？“我们老感觉我们在搭媒介的车，其实媒介根本不重视，对于新媒介来说文学一点都不重要，说一句可能不太恰当的话，强大的媒介就是在不断地诱奸文学。”何同彬在了解过短视频传播后得出了和王十月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包括青年写作在内的文学创作不可能通过新媒介来得到太大的推介和变化，有效传播非常有限。

“看的人多就好吗？”黄德海也反问道。“为什么看抖音的人比看文字的人多？因为它是演戏，抖音上来就是戏，一个傻瓜去表演也比一个聪明人写的文字引人注目。”黄德海认为，在文学领域中，过度民主化的选择不意味着更有价值，时代的经典作品容不得估算，它在主动产生后才会被大众认识，而非通过某种媒介的强行宣传。

青年作家宋阿曼同样对“媚新”保持警惕，在她看来，爆炸性的新话题、新现象、新技术虽然看起来耳目一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新出现的事物难以被一下看清，它是否代表着潮流的未来走向难以判断。“或许这只是一个枝杈，不能因形式或素材新就忽视艺术审美。我觉得还是先进行鉴定，而不是直接说这其中存在某种可能性。”

对此，王十月做出进一步解释，他认为读者的文学欣赏品味是一个被引导塑造的过程，而引导与传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负责人，王十月认为时下最强势的媒介形态值得倚靠，“过去我们一个整版的小说书评出来发在《南方周末》，大家觉得好，但现在看报纸的人都少了。如果我们在抖音上面讲这个小说怎么好，它一下子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人看，占用的资源也很小，还能够把问题阐述清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代最强势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体来做我们的文学工作。”此外，王十月认为文学作品的好坏不见得永远是少数人说了算：“这是一个悖论，少数人有可能是个糊涂蛋呢？我们现在糊涂蛋少吗？经常是少数的糊涂蛋在指挥大家干什么事。”近年来，《作品》杂志在面对一些年轻写作者的稿件时，会采取“群讨论”方式，让微信群里的年轻人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意见，“我觉得群里的500个人的判断能代表他们的态度，而我一个人的判断可能能力不足”，王十月说。

2017年起，《花城》杂志新辟“花城关注”栏目，在2017年第1期《开栏的话》中何平谈到，要“尽可能地打开当下中国文学的写作现场，尽可能看到单数的独立的写作者在做什么”，“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

“从文化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当下更多的青年读者能够接触到当下青年写作者表达出来的文学，通过文学表达出来的一些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观察，也只有让覆盖面更大才会有更多的文学传播，不然我们就有可能失去这一波被别的传播吸引走的年轻的一代，从而失去他们可能带来的文学新的可能性。”《花城》执行主编李倩倩认为，对抖音、直播等新兴媒介的关注未尝不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作者的长篇小说能销量几万册，那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顶尖。而像李佳琦和薇亚的直播，几个小时的观看人数就和一个省份的人数相当。”文学市场的覆盖面远小于流量明星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让青年人的思维表达更加多元化，而且这种多元化还在不断变化当中。“比如，十几年前那一代年轻人追星的时候可能是盲目的，这一代人追星方式变化了，他们会讨论这个明星被‘黑’或者被‘粉’背后的资本运作、文化形象以及话语权，他们的间接经验是在几代人的间接经验的基础上累积出来的一种思考，他们的思考更加社会化。”李倩倩说，不能小看新一代年轻人，应该用文学方式感染他们，让他们走进文学。“无论是抖音或是其他，只是想让他们更多的看到，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才能走向经典性。”同时，李倩倩认为，不能将对“优秀文学”的框定过于狭隘或保守，过早地把当下的“优秀作品”加以界定，需要长时间对文学的未来性和开放性秉持包容。

怎样“可能”

本次会议的地点选在南宁市青秀区古岳坡，也是歌词作家古笛的家乡。由古笛创作的民歌《赶圩归来啊哩哩》，表现了彝族姑娘赶圩归来喜悦、欢快的心情，传唱广泛。作家东西注意到，歌词中最出彩的部分并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作为衬词的“啊哩哩”——

“啊哩哩”是广西百色隆林的方言，意为“姑娘”，“啊哩哩”也是当地的民族音乐的一种曲调。这首歌因此取名“啊哩哩”，既有民族特色，又便于传唱。

“一首歌可以靠音乐将它烘托起来，甚至不用歌词都可以，但作家如果全是些衬词，靠评论家帮我们衬托起来，估计评论家会很累。”东西对青年作家写作的“衬词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南方文坛》青年编辑李北京认为，现实感和历史意识的不足是制约青年写作可能性的两个方面。“翻开青年作家的作品，我发现青年写作缺的不是知识，也不是思想，也不是想象和叙述的能力，而是现实的感受力。我们身处现实之中，但眼睛被屏幕占着，耳朵是被耳机塞着。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正在逐步退化，甚至丧失，而感受的退化和丧失带给写作的影响可能是对现实的沉默与无语。”李北京认为，与前辈作家相比，青年写作缺乏人间烟火味。“人间烟火味看似简单，其实是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如果现实的感受不足，细节就出不来，细节出不来人间烟火就华而不实。我们要的是如何让细节既有人间烟火，又能够让它飞扬起来。”历史意识与其说是一个题材问题，不如说是写作者处理自身与传统关系的方法。艾略特认为，传统不是被继承的，而应该被反抗。李北京对艾略特的观点提出修正：传统不仅可以被继承，而且只有继承才能更好地反抗。他观察到，“90后”作家的文学传统更多地接续着西方文学经典，但在对文学翻译的习得过程中，语言与细节往往无法捕捉得精确。“今天青年作家的语言，经得起品味的似乎有点少了，是时候向内转了。”

语言如何经得起品味？评论家杨庆祥给出的建议是“汉语加密”。在杨庆祥看来，当代作家的总体语库的建构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大多数作家的语词单调、用语贫瘠。在新媒体大环境下，语言的去中心化呈现出平淡无奇的整体景观，“所有人的语言都变得透明，所有的人都被控制住，这是资本和权力最乐于看到的结果。”人的存在与思想和语言紧密联系，作家写作应“各行其是”，通过加密拒绝一部分读者，同时构造新的语言内质。

参与研讨的作家评论家

阻碍青年写作可能性发生的，不只上述“技术原因”。何同彬对青年作家的恶性“抱团取暖”很排斥：许多人取的不是文学的“暖”，而是各种资源、利益与权力，他们的写作在同一语境中不断繁殖，最终形成了建立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上的板结化了的恶性“青年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没有任何青年性可言”。但如果“抱团取暖”是一种良性互动，则会对青年写作增益不小。《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认为，青年作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应限制于交流技艺、交流情感，还要交流对世界的认知，交流如何在写作中呈现现实生活中核心的疑难和核心的情绪，寻找核心的那种修辞。具体的写作是一个人的战斗，但寻找共通的传统、历史与文化是一代人共襄盛举。

张柱林、李约热、陈爱中、朱厚刚、陶丽群、小昌、徐小雅等作家评论家也不约而同地谈到要拥抱活力与锐气，时刻勤奋并自省。当然，青年作家的创作本身永远拥有最大的可能性。绝大多数青年作家都已经意识到，为了给评论家提供阐释抓手而故意在文本中埋“梗”的写作方式与为了发表而追逐写作数量造成的自我重复都毫无意义，此刻不过是一个起点，地平线的那头是博大的生命能量与世界经验，写作的目标是为了与自己的生命建立联系。这些青年作家在研讨中迸溅的思维火花分外闪亮——

在宋阿曼看来，“‘青年写作’这个词非常书面，是站在批评家立场上的。对于写作的人来说青年写作就等于我的写作。”宋阿曼认为，“不管什么样的生理年龄，但凡是作家的精神不停止成长，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内心肯定是不愿意放弃在纸上锻造的骄傲的——他心里肯定有他自己狂傲的时刻，他不会轻易自己宣告自己停止生长。只要一个人不停止地探索自己，肯定会产生一些意义和危机。”化解这些意义和危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写作者本人，在停与写之间，解决事物未完成的可能性。

丁颜在18岁时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无论投稿何处都无人接收。不过现在再回头看这部几年前的少作，她反而不愿意再拿出来出版了。“我觉得‘新时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对我们青年来说就是一种边写作边成长的过程。”在文章中，丁颜用形象化的比喻阐述了自己对写作的思考：“写作的要旨是写。就如得到一粒种子，放在手心里看着它，想象它能长成什么样子，会越想越缥缈，要有种下去的勇气，然后浇水施肥，等缓慢出土，缓慢长大，最好绿叶繁茂，开出花，至于结果，大方一点，交给读者也是可以的。”无尽的繁花都来源于最初的种子，不是所有的种子能够发育成繁花朵朵。但所有的种子亦都有通向盛开的可能性。

读罢波德莱尔《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周恺对波德莱尔评价雨果的断语印象深刻：“许多年以来，维克多•雨果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雨果)属于罕见的人物，这种人在文学界比在其他领域尤为罕见，他们从岁月中汲取新的力量，他们由于一种不断重复的奇迹而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强壮，直至坟墓”。周恺说，大概就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他总是刻意回避周遭，远离写作的朋辈，但近来才意识到，维克多•雨果在“我们”中间也好，不在“我们”中间也好，本就与“我们”无关。

也正如王苏辛所说，“我们要面对眼高手低的现实，首先就要能够耐心对待我们写作中已知的那部分事实，让它成为我们作品得以清晰的通道。很多时候，写作的不准确，或者小说力量难以持续，就是我们对已知的内容，描述得过于粗糙，对于未知的部分，又表现得过于迫切，殊不知‘生生不息’的基础，是保护事物的根基，而根基的基础，就是我们对已知问题的把握能力。”

保持青年性，去除陈腐气，在不断地思考中开发自身写作的边际。这是一项漫长的事业，青年作家与批评家无论年龄，都需要一生坚持探索——也正因如此，青年写作永远充满无限可能性。

与会作家批评家合影

(会议照片由《南方文坛》杂志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