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诗人通过自己所呈现的现实与时代不尽相同，诗人选择何种方式来表达个人经验，同时又让这种经验蕴含更为普遍的生命意义，这是诗人最为个人性也最为复杂隐秘的一种创造。”中国作协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抛出话题：当代诗歌究竟要如何捕捉处理日常现场和时代经验？为什么有的诗歌技艺圆熟却难以引起共鸣？

7月17日，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临港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临港国际艺术园以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展开，吉狄马加、王家铭、叶匡政、伊沙、祁国、许德民、孙新堂、严力、余旸、沈浩波、陆渔、舒冲等当代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围谈当代诗歌的“当代性”，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诗歌以新的语言形式承前继后，经受着世界文学的挑战，各种新的诗歌现象丛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处理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中国当代诗歌怎么走出属于自己的正路？

吉狄马加谈到，对诗人的创造性工作应给予足够理解和尊重，“诗歌的社会性写作对我们依然重要，我们不能面对重大的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问题选择沉默，要回应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他认为，有一部分当代诗歌，太注重诗歌修辞和技艺，但缺少了思想和灵魂。“我尊重不同的诗歌写作。有人认为诗歌是小众的艺术，有人认为是大众的艺术，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诗歌要有温度，应该成为诗人所置身的时代的一面镜子。某种意义上，诗人首先是文字的使徒，要用语言完成诗性的表达，表达思想情感和对世界的看法，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这一天职通过在语言中的冒险，达到在“完满的自然”中的安居。“诗人何为”是对技术制造和人为意图的反思，疫情以来，对“为何写作”提出了更现实的命题。

作家余华曾说，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看到雪莱一句诗——死亡是一个冰凉的夜晚，这句诗让余华回忆起童年在殡仪馆生活的一段岁月；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等著作无不在建造记忆的王国；俄罗斯作家利季娅干脆写了一本《捍卫记忆》，用写作捍卫人类的公共记忆，保留生活最真实的样貌。

留存捍卫公共记忆，也是“当代性”的鲜活侧影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研究员认为，“当代性”表明的时间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包含了当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感与时间意识。中国文学以及诗歌创作从古至今一向强调“现实性”和“现实感”，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中，强调“当代性”无疑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凸显以面对现实的勇气去书写当代中国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无论是多大程度上再现书写人类记忆，不少评论家认为，诗歌起到的作用，并不是一种被记忆的简单模型，而是引导读者的记忆在语言作用下穿过表面，获得更深入的认识。除了形式上的语言锻造，诗歌内在的灵魂厚度也是业内热议的。相较于小说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故事情节的描述，诗歌更多是唤醒情感，如何重新打捞激活丧失的情感，给漂浮不定的情绪赋予一种形状，或是合适的容器，是诗人最艰巨的工作。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余旸提出，当代诗歌的“当代性”，指向与针对新诗的“现代性”，“当代性”强烈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滋养不够的认知。如果不了解“今天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张力与丰厚内容，那所谓的“当代性”——“考虑诗与今天生活的联系”，就变得无力。

如何尽力崭新创造？诗人、编剧舒冲建议，当代诗歌艺术不妨与音乐、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共享共融，拓宽诗歌创作的边界与可能性。

据悉，自2017年起，“中国当代诗歌临港理论研讨会”每年一届，从“纪念新诗百年”之际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出路和问题”，到第二届以“都市文化语境中的诗性书写”探讨现代诗歌在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上与大都市的关系，第三届阐发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之路，今年则以“断裂与转折”为题，创新性地研讨当代诗歌中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