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50年6月25日，在东北亚爆发了一场参战国众多、死伤人数惨重的战争，它是东西方冷战政治集中较力、冲突爆发的东亚火山口，标志着冷战格局在亚洲的形成，这就是朝鲜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危及中国国家安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云山与美军初次交锋，首战大捷，歼灭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毙敌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缴获飞机4架、击落1架，击毁及缴获坦克28辆、炮190门、汽车116辆。让骄横的美国和“强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刚从废墟中走出的新中国，以及那装备落后却勇敢异常的中国军队。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打响。这场用生命进行的殊死战斗，战争停止在它原来爆发的地方，70年后想来依然令人惊心动魄。

抗美援朝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学的磅礴开篇之一。对于这场持续了三年零一个月、发生在东北亚半岛上的带有国际性的区域战争的文学写作，牵动了一个民族的眼光和神经，属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第一场大规模政治性文学生产活动。它既孕育在新中国文学的母体之内，又与新中国文学同步共生，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它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激情，激励着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奏响了捍卫新中国的文化动员进行曲。作为新中国面对强敌威胁时铁骨铮铮、依然挺立的精神表征和历史文献，尽管文学成就参差不齐，却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至今人们还非常感怀它所折射出的民族精神。

一

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的许多年，抗美援朝文学作品大量散见于中国大陆各种报刊杂志，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可谓浩如烟海，很难“一网打尽”。学界的研究关注也远不匹配这场战争对当代中国、东亚局势乃至世界政治的影响。长达70年的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调整和反思。对于这些不同时段的文学采取依时递变、互有区别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历史意识和现代性意识的体现。建立其文献学的规范史料学的基础，对其材料、现象、生产体制、传播体制进行系统清理，是研究当代文学前30年的关键，并对后40年的研究提供重要思想史资源。

当代文学前30年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它的文献学或史料学的规范，对其材料、现象、生产体制和传播体制进行系统的、有眼光的、尽量“竭泽而渔”的梳理。本着这种认识，笔者对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八种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党报、综合性报刊、文学期刊，进行“地毯式”的搜集整理。清理的结果，《人民日报》发表抗美援朝文学作品700余篇，80%见于前5年，多为散文和诗歌。《人民文学》发表抗美援朝作品185篇，其中小说40篇、诗歌76首、散文68篇、电影剧本1部。《解放军文艺》刊载这一题材的作品384篇，其中小说51篇、诗歌124篇、散文168篇。《文艺报》发表这类散文、通讯、特写70余篇。抗美援朝作品涌现的高峰期，当然是在1950年10月至1954年间。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的刊发量为583篇，《文汇报》的刊发量为559篇，《中国青年》的刊发量为75篇。《新华月报》作为享有“记录新中国人民历史”之誉的大型时政文献文摘期刊，在1951-1954年间，转载抗美援朝小说7篇、诗歌11首、散文20篇、话剧4部、曲艺3部、歌曲3首、书评5篇、作家札记2篇以及北朝鲜同类题材作品，共计58篇(部)。上世纪50年代有91家、80年代以来有64家出版社参与出版抗美援朝文学书籍。5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8部、短篇小说集10部， 60至7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5部，80年代以来出版中长篇作品18部，共计出版小说64部。散文的出版在50年代有274部， 60至70年代7部， 80年代以来147部，共计出版散文集428部。散文集的出版与战争几乎同步，在1951年尚未见小说出版时就出版散文集163部，80年代以来则重于纪实文学和回忆录的出版，有61部。诗集出版集中在1950-1956年，有25部。戏曲在1950-1957年有73部，60至70年代又零星出版4部。以上数项合计出版书籍594部，加上前述各主要报刊发表的2614余种作品，抗美援朝文学作品数量，保守估计也在3300篇/部以上。

二

战争之所以被经久地记载着，无不是因为其中有着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而这些英雄故事是用人类最宝贵的生命写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轮战的方式先后有300万人入朝参战，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几十万中国士兵牺牲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举世无双的英勇战斗，那么年轻的生命，牺牲得真可谓惊天动地。他们值得让今天的中国人民知道，知道生命能够拥有多么光辉的力量，知道生命能够在敌人的炸弹、炮弹、子弹，甚至刺刀戕害的那一瞬间竟能那样英勇不屈。战争本体英雄故事的艺术转化，构成抗美援朝文学叙事的核心所在。上世纪50年代，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中篇小说《风雪东线》《上甘岭》、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初雪》《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60年代，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 70年代，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孟伟哉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巴金的《英雄的故事》；80年代，路翎的《战争，为了和平》；90年代以来，纪实文学异军突起，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张泽石等编的《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张嵩山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军旅作家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写于2000年前后，较有深度地以人类战争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反映这场战争，把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顽强及其在炮火中张扬出来的力量，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悲壮苍凉的生命观照。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抗美援朝文学70年来最具代表性和时代性的英雄赞歌。

除此以外，感同身受的战争灾难体认，由眼前的烽火追思故乡田园，注入了民族荣辱和存亡的痛切感受，成为战争环境中特殊的文学政治学。朝鲜战争在进行残酷杀戮的同时，也裹挟着各种异域文化碰撞于一个特定的时空，18个国家的军人，语言、肤色、种族、习俗、信仰的诸多不同，血腥于战争、屠戮于战争也因缘于战争，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对朝鲜锦绣河山的抒情叙事和意蕴象征，蕴含着游子视角的故园情结，融进了创作主体艺术过滤的故国神韵，通过对审美对象的中国化，朝鲜镜像成为中国作家想象祖国的潜意识书写。例如其中的战争与女人，一个是极端的暴力，一个是彻骨的阴柔，朝鲜妇女以她们的坚强乐观，以辛勤的劳动和无可替代的贡献，把这场灾难的战争变成了女人不屈的抗争，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在表现中朝军队上，作家们注重他们间的“老战友”关系，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友谊和朝鲜战场上的现实连结。表现中朝军民关系时，多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切入英雄主题，与中国革命战争文学叙事具有异质同构特点。在刻画美军形象时，既与对侵略者的历史记忆有关，又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相连，还与反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民族情绪相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文学以一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心态进入文学史视野。作品与政治之间过度的胶着状态，使文学缺乏足够的审美距离和精神空间，以深化对政治与人的探索。很多抗美援朝文学急切地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战争政治的现实需要，这样或那样地导致比较单一的人物塑造和雷同的情节模式，不少作品就战事写战事，就过程写过程，只闻战地上号角齐鸣的多方厮杀，不见内心世界灵魂冲突的多端激战。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有少数异己的存在，以一种边缘化的创作完成对机械叙事文学的质疑与修正，一些富有探索性的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路翎作品的笔触伸向人物灵魂的深处，在对人性内容的多样性探索中，作为被压抑的潜流延伸着“五四”以来处在断续之间的“人学”传统，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文学格局中，散发出人性关怀和朦胧的战争文化思考。

三

中国大陆权威/主流报刊对抗美援朝文学的刊载，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国家文艺范本的确立，肱股于《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主流报刊，既围绕中心又各司其职的有力支撑。在抗美援朝题材创作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见诸于《人民日报》：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成仿吾、赵树理、周扬、臧克家、胡风、杨朔、刘白羽、魏巍、何其芳、田间、冯至、袁水拍、舒群、白朗、草明、马烽、张志民、康濯等。

最具轰动性效应的当属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奉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魏巍1950年12月至次年2月赴朝鲜随军采访，第二次战役中38军112师在松骨峰与武器精良的美军遭遇，打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斗。魏巍在激情涌动的思绪中，将之化为感动万千国人、激励中国军人的不朽诗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头版头条刊发。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的代称，凝聚着祖国人民对保家卫国英雄最炽热的敬爱。

魏巍与巴金，一个是少壮派的部队作家，一个是颇富盛名的文人作家，都在战争期间赴朝采访写下佳作。巴金两度赴朝300余天，回国后创作了多部优秀作品，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在《人民文学》则发表9部作品。此外，发表在《上海文学》1961年第8期的中篇小说《团圆》讲述一段失散多年的父女相认在朝鲜战场。小说发表后受到茅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的关注，指示中央电影局将《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改编交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约请抗大同学毛烽合作。由毛烽、武兆堤改编的电影剧本《英雄儿女》，将小说“认亲”的戏剧性构思融进国家伦理政治的英雄叙事之中，一曲“英雄赞歌”至今传唱，志愿军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经典形象，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激励着几代人的爱国情怀。魏巍1937年参加革命，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抗美援朝期间多次奔赴前线，写下多部经典作品，在《人民日报》刊文10篇，《人民文学》刊文1篇。应该看到，不同政治时空的各路作家汇集于新中国凯旋门下，长期形成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实践，让不少来自于非解放区的作家对介入新生活有“隔”的不适，揣摩主流意识形态有“手”的生疏，与解放区或部队作家的得心应手形成反差，这也决定了他们在共和国文学建构中的作用和分量。《人民日报》对抗美援朝文学的刊载具有国家文艺范本的定位，借助文学进行政治动员，形塑人民的道德与灵魂，以维护新生政权为创作规约。《人民文学》则较多涵纳作家身份的差异性，较为重视文艺性和一定程度的探索性，巴金、路翎作品在《人民文学》的大量刊载，与其在《人民日报》的几近阙如形成对比，尽管传播体制相同、运作机制相似，各自的地位功能特点各有所别，却共同承载了共和国文学书写的基调主题。

四

抗美援朝文学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报刊漫画，在题材选用、人物原型、喻说意象、语言和标题词句、叙事方法、历史故事、民俗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有形文本和无形文本间具有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两者形成互文性运动，扩张了意义空间，延伸了文本内涵。据笔者对八大报刊的查阅，其漫画篇幅总数在2800余幅以上，其中涉及美国形象的达2200余幅，与抗美援朝文学形成等量齐观的特殊效应。尤其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以及法国、英国、印度、日本、丹麦等资本主义阵营戏谑化美国和美军的漫画作品。一些漫画极具艺术表现力，以形象的生动、戏谑的夸张极尽讽刺之义，读来令人捧腹。这也意味着，在冷战思维和中美兵戎相见的50年代，谁是最大的敌人，谁就是最丑陋的敌人，美国形象的塑造成为那个时代文学艺术想象政治、打击对手的意识形态手段，也是蔑视强敌、挑战困难、增强民族自信的精神动员力。

上世纪50年代“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中所勾勒的美国形象，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民众对美国的认知。中国文学及报刊漫画将美军描画成军纪不严、贪生怕死、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是交战中的怯懦，表现其贪生怕死，战场上丑态百出。二是溃逃中的狼狈，美军尽管拥有精良的装备，但在武器与意志的较量中“钢多气少”，一旦失去对武器的倚重就会惊慌失措、抱头鼠窜。三是鬼化、妖魔化其相貌，许多作品就像当年对日本侵略军进行“鬼子化”的描写一样，对美军进行酣畅淋漓的戏谑化的渲染。四是军纪败坏、道德萎靡，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美帝国主义”腐朽性、堕落性、垂死性，以及美军丧失民心、缺失勇敢精神的政治道德和伦理道德批判，以此反衬中国军队的道德优越性和战争正义性。

中国文学及报刊漫画对美军和联合国成员军的描写、摹画的互文运动，存在着阶级分层和种族差异的级差对待：对美国士兵进行鬼化；对美国军官不仅鬼化，还极度丑化；对其他联合国军的描写较少，要有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手段，反映他们受美军压迫的阶级关系、受白人美军歧视的种族矛盾，是美国战车上的炮灰；对南韩军的描写尽管粗疏化、缺席化，但并不丑化、鬼化，甚至还有同情的成分。而一再重复的丑化美军，与对韩国军的缺席化描写，形成了一种双构性的叙事模式，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抗美援朝文学认知，虽然带有当时东西方对峙和阶级分析的思路，但总体上不以南韩军和“联合国军”其他成员军，而是以美军作为政治上的主要敌人、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来进行抗衡的。正是这种武器与意志的强强较量，显示了新中国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具有不容蔑视的分量，它应该成为世界政治对话中不可忽视的、受到尊重和承认的平等一员。

作为共和国文学的开篇之作，抗美援朝文学继承了战争年代的文学传统，以极其有效的国家体制紧急应对民族生存挑战，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形成了一条庞大的文学生产线，并以强大的传播力覆盖、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受众心理和情感认知。中华民族面对世界强敌战争威胁所表现出的铮铮铁骨，凛然不可侵犯，洗刷了百年沧桑屈辱，作为重塑民族自信的精神表征和历史文献，抗美援朝文学至今仍感奋砥砺着后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