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词坛，说起“晓光”这个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当代词坛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作家之一，还因为他的歌词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在中国大地上》《江山》《曙色》《乡音·乡情》《你会爱上它》《采蘑菇的小姑娘》《孔雀向往的地方》《我们是青年文明号》《我像雪花天上来》《踏歌起舞》《光荣与梦想》等，经过作曲家谱曲和歌唱家传唱后，已经成为时代的记忆和民族音乐文化的底色之一。晓光为中国音乐文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他与作曲家施光南一道，开启了改革开放“新赞歌时代”的历史事实，应该得到普遍的承认和铭记。

“新赞歌时代”开启的标志，是赞颂改革开放的歌曲代表作的诞生，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当之无愧。1978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时任《歌曲》月刊编辑的词作者晓光，在四川、安徽等地农村体验生活，亲身体会到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活力和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喜悦。于是创作该歌词，并请施光南谱曲。该作品表达了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赞颂与希冀，已成为歌颂改革开放的代表作。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与之前的赞歌相比到底“新”在哪里？首先，“新”在理想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虚实相合的诗一般语言，改变了以往赞歌偏重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忽视与现实目标的结合。其次，“新”在歌词内容开始关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主题。这在当下早已成为广泛共识，可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仍残存着“革命第一、生产第二”的僵化理念。该歌词中有大量对劳动和丰收场面的生动描写：“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果乡”“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西村纺花，那个东港撒网；北疆哟播种，南国打场”，并未像以往的赞歌那样侧重于描写各族儿女献礼和载歌载舞的喜庆场面。第三，“新”在“下情上达”。以往的赞歌大多是“上情下达”，歌曲作者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通过歌曲形式传播到千家万户。而这首歌却是把亿万农民的迫切愿望和美好理想，坦露给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这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自下而上的中国农村改革完全吻合。

好的音乐作品是词曲作家共同智慧与才华的结晶。去年底，与晓光合作的主要作曲家之一的施光南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谱写改革开放赞歌的音乐家”的称号，其主要作品为《在希望的田野上》。自然，军功章里也有晓光的一半功劳。同时，在“新赞歌时代”，取得辉煌业绩的主要作曲家大都与晓光有过精彩的合作。如谱写歌曲《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的谷建芬，谱写歌曲《在中国大地上》《你会爱上它》的士心，谱写歌曲《乡音·乡情》《我像雪花天上来》《踏歌起舞》《曙色》的徐沛东，谱写歌曲《光荣与梦想》的刘青，谱写歌曲《我们是青年文明号》的王酩以及谱写歌曲《江山》的印青等。

笔者以为，“新赞歌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包括：第一，歌唱主角除原有的祖国、人民和党外，更多地选择饱含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自然风物以及人文亲情。如果说“老赞歌时代”的歌曲更火热更直白的话，“新赞歌时代”的歌曲则更深沉更内敛。由于题材的进一步拓展，赋予了赞歌新的生命与活力。晓光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一主题的精彩写照。第二，词曲创作者普遍拥有一种重新焕发的激情和豪迈。改革开放特有的精气神在作品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五谷的芳香飘荡在中国大地上，肥壮的那个牛羊奔跑中国大地上，中国大地上。一声声的唢呐唱出古老的向往，一阵阵的锣鼓道出崭新的酣畅，你看那小麦、大豆、棉花、高粱，装满了谷囤，装满了谷囤粮仓；你看那田埂、鱼塘、果园、牧场，处处是丰收，丰收景象。镰刀和斧头闪光在中国大地上，蓬勃的那个太阳升腾在中国大地上，中国大地上”(歌曲《在中国大地上》晓光词、士心曲)。这种在改革之初特有的火热劲和兴奋感，像刚出笼的馒头冒着热气，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想不被感染都不行。第三，讴歌者与被讴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平等的、血浓于水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亲情友情关系。比如“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歌曲《江山》晓光词、印青曲)。第四，被讴歌者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用更亲昵的人称代词或借代手法，使要表现的赞颂对象，更有张力、更有想象空间。比如“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歌曲《春天的故事》蒋开儒、叶旭全词，王佑贵曲)，“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歌曲《走进新时代》蒋开儒词、印青曲)等。第五，人民在欣赏和演唱“新赞歌时代”的歌曲中，有更多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获得感和参与性。这区别于过去被动地接受思想教育和娱乐引导。许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歌曲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现如今早已实现，甚至大大超出词曲作家的想象。第六，在“新赞歌时代”的歌曲中，作为富有个性化的“小我”，不再是羞羞答答地藏在“大我”的身后，而是走到了“前台”，和讴歌对象一起共欢乐、同进退。比如“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磨。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歌曲《那就是我》晓光词、谷建芬曲)等。第七，“新赞歌时代”的歌曲创作者在词曲方面，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成功经验和艺术技巧。最突出的当然是对人性的张扬和人生的眷顾。因为“新赞歌时代”诞生的年代，中国已经全面改革开放。

晓光的开启之功决非偶然。首先，得益于我党倡导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强劲春风。其二，得益于他个人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和艺术感受力。其三，得益于他多年的艺术积累和不断创新的艺术实践。其四，他对歌词表现手法排比、比拟、回文的妙用，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晓光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曾经说过一段肺腑之言：“浮躁与功利是艺术创作的天敌。精神食粮的创造者除了技术技巧、生活积累、天分灵感等等之外，还是要讲究德行风骨的。”笔者以为这既是晓光自己艺术人生的总结感悟，也是对正在从事艺术创作的同行们的冷静提醒和忠告。

(作者系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