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瓦解》结语:为往圣继绝学

来源:《经学的瓦解》 作者:陈壁生 时间:2015-01-16 【字体:

民国十六年(西元1927年),康有为从上海移居青岛不久,离开了人世;

民国二十一年(西元1932年),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学经六变,在四川与世长辞;

民国二十五年(西元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寓所去世;

西元1953年,前清朴学殿军曹元弼,留着前清的辫子,在苏州寓所黯然谢世;

西元1968年,廖平高足蒙文通,在饱受凌辱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经学自此绝矣!

事实上,自经学科废,新学蜂起,经学研究在民国时期,已经式微几绝。民国时期的经学研究,主要是晚清经学之余绪,而极少有义理之创发。这种情况,自经学立场观之,固为事所必至。盖每当时代巨变,文明更新,旧法不能无弊,必有新的立法者出乎其间,创为一代新法。中国意义上的“革命”,正是因为前代之法行久积弊,不可收拾,遂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到来,以重新组织政治,整顿社会,改变生活方式。周秦之变如此,辛亥革命亦是如此。前者最终变天下为郡县,后者变帝制为共和。而在政治社会革命过程中,国家构建若不“法先王”,将国家植根于身后的文明传统之上,则必须重新寻找立法者,时王出,僭古圣,号后王,立新法,从而带来无穷的暴政。在周秦变局之后,汉初经师深知暴秦之苦,于是由孔子之删削述作,而知孔子集前圣之大成,以为后世立法,而汉室帝王亦渐知帝裔并非圣种,必须尊顺神圣立法者之法,国家乃得长治久安,于是有汉武之后,去黄老刑名,而尊先王之法,开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格局。

而近代以来,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随着辛亥鼎革,帝制土崩,经学行世二千余载,亦因之而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事实上,由此以上八百年,宋世道学的兴起,中国的学术中心早由五经转向四书,以四书为基础的新儒学,在复活、重构儒家精神价值的同时,忽视了建立在五经基础之上的理想政治的信念,如蒙文通所言:“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刑、政、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熊十力亦曰:“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故乃有体而无用,于物理、人事,少有发明,与社会政治,唯诵知古昔。”熊、蒙二氏皆精于理学,蒙氏并钻研经学,而二氏之论,大抵不谋而合。宋明学问重建儒家之心性本体,使人于内在心性修养有无限提升之可能,于社会教化,也颇有建设礼乐教化人民之功绩,但于政治之建设,则多流于空言,而无实际之制度建设。及至清世,经学复兴,诸儒考究群经,发明汉人旧义,不遗余力。但清代经学,实为考古之学,清儒既不能以经学议政,而清代政治也不待经义而立,况科举考试,仍以四书为主。

本来,随着晚清今古文经学的理论发展,今文至廖平、康有为而致力于纯化经义,回应千年变局;古文至刘师培、章太炎而渐入史学,以贞固国本。而辛亥革命的发生,又使经学与政治名义上的关系也完全脱离。在这种条件下,正是重整传统经史之学,共为新的建国大业做好充分准备的机缘。一个成熟的文明体,每当遭逢巨变,必回首其文明的源头,从发源之处再出发,以此文明的价值回应遭遇的挑战,实现真正的“文艺复兴”。但是,西来新学蜂起,糟粕《诗》、《书》,使康、章之辈,渐知事无可为,只能从事讲学,终老户牖。今文经学之实质被彻底抛弃,而学术之主流,也随着文化的更新,从章太炎转向胡适之,从以史为本转向以史料为本。在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分科学术之后,中国学术全面摧毁古典文明体系,而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部分,成为世界学术的“地域性知识”。而经学研究,也因之在学术主流中彻底消失。

肇启于章太炎,完成于胡适之的现代学术,行至今日,已近百载。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百年,也是经学瓦解、溃败乃至消亡的一百年。中华文明,自汉世尊奉五经,以为政治社会之核心价值,二千余年间,宅国在兹土,立教在斯人,容有一时之神州激荡,一代之宗庙丘墟,而疆土、文明、人种,百世不绝,此实全赖经学大义之相传,以保礼乐文明之不坠。而此二千余年之中,即便如六朝士风之玄虚,晚明学术之狂涎,仍有一部分饱学之士,保文明之不失,守坟典之不绝,而未有如辛亥之后五经之学不但全面退出政治社会,而且完全脱离学术研究者。

在一个激变时代,只有回到文明自身的传统,以古人的眼光看待古人,才能理解这个文明的价值,理解古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而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是保守文明之美的前提,更是学习外来文明的基础。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在经学瓦解百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回到经学,才能深层次地认识历史,在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摘自作者著作《经学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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