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郑培凯 时间:2015-01-21 【字体:

郑培凯

主讲人:郑培凯 时间:2012年3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晚明文化与昆曲盛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思考昆曲在晚明兴盛的历史文化环境。

我个人对昆曲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昆曲在中国传统文化晚期发展阶段,扮演很重要的审美品位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追求在表演艺术领域最精致的表现。二是昆曲的兴衰,见证了这四百年来中国文化由盛转衰,又重新崛起的沧桑与转折。

(一)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主要是晚明时期昆曲兴盛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变迁与昆曲兴衰的前半段。探讨这样的宏观议题,可以让大家思考文学艺术与历史文化变迁的关系。

我们讲到晚明文化,一定要了解晚明历史、社会的情况。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

我讲中国近代史,一般是从晚明开始讲,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来讨论历史,假如我们说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根本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成了西方列强的俎上肉,根本不明白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不知道欧洲为什么突然崛起,成了逐渐统治世界的强权。这里牵涉的问题,还不只是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19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好像一无是处,而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样样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16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不只是中国)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16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在这个历史阶段,新大陆已经发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也已经打通,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拓展的两大势力,接着是荷兰与英国。英国势力拓殖到亚洲,是在17世纪之后,之前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而最早期接触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16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最主要是沿着一个十字轴心线扩散,横的轴线是长江流域,直的轴线就是大运河。在整个东南半壁,从北京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再沿着海岸及内陆河道,一直到福建与岭南,新的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你看当时出版的小说,《金瓶梅词话》讲的是山东沿着大运河城镇的繁华生活,《三言二拍》的故事则大都发生在江南,以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展现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生活形态的开放。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

从中国内部思想发展而言,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配合阳明学派的兴起,模糊了“士”与“商”的分界,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了一个交汇。在15世纪之后,特别是到16世纪,阳明学派蓬勃发展,其中以“泰州学派”在社会传布上最为深远。

泰州学派的王艮,表现得比较激烈,认为“满街都是圣人”。按照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性善的,回到自己的本心,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不就成了圣人吗?王艮、颜钧、罗汝芳这一脉,特别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在当时社会十分风行。他们讲学的方法经常像布道一样,走到群众中去讲圣贤之道,讲肯定自我,回归良知。讲道的时候,经常能聚集上千人来听,没有现代的麦克风,就用师徒结合传声的办法,老师讲了,前面的学生门徒就把道理往后传,一拨一拨,一层一层,从前面往后传播,在当时社会上也造成了一种讲阳明心学的风潮。

泰州学派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政府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害怕阳明学派会造成社会风潮。在万历年间,政府曾禁止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张居正就明确表示不准。张居正是搞政治的,看到泰州学派聚在一起,讨论心性自由,强调个体自主,以自己本体认知来解释圣贤之道,觉得有危险性,就要禁止。比如,张居正很不喜欢罗汝芳,禁止罗汝芳公开讲学,而罗汝芳就是昆曲剧作家汤显祖思想启蒙的老师。因此,我们看到汤显祖一直不喜欢张居正,批评权相以政治倾轧的手段来打击异己,反对当局压制讲学的禁令,或许还可以从思想学派冲突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汤显祖是跟着罗汝芳求学长大的,所学的思想主脉,是赤子良知、天机泠如、解缆放帆,等等。什么叫作“解缆放帆”?就是把束缚思想的船缆解开,把船帆升起来,就可以自由自在去翱翔,让你的赤子良知翱翔,让你的内心想象翱翔。学者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指出阳明学与晚明士商互动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大突破,即是涉及经济社会富裕与思想开放的互动。联系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小说戏曲的蓬勃写作与戏曲舞台表演的兴盛,与阳明学派心性自主想法的普及民间,关系也是十分密切,发展了晚明的文化的社会整体性,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

(二)

我们来听听当时人的现身说法,在明朝覆灭之后,遭遇了国破家亡,经历了改朝换代,是如何回顾晚明文化,描述最深刻却已消逝了的印象。明朝亡在1644年,二十年后,七十岁的张岱(1597-1684)写了《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以忏情的心境,写自己“少为纨绔之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喜欢很漂亮的房子;“好鲜衣”,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好美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兼以茶淫橘虐”,喜欢茶道,喜欢各种各样的水果;“书蠹诗魔”,喜欢藏书、读书,喜欢写诗。“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是他个人耽于情欲的表现,是他五十年晚明生涯的写照,反映了很重要的晚明社会文化形态,就是一个繁华的世界,繁华的浮生,在这个世界里什么物质都有,什么情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好像自由自在,非常快乐,后来就亡国了。

张岱所说的繁华世界,就是嘉靖万历之后江南的繁华。这个时候,以商品流通为重点的市镇大量出现,白银的流通也剧增,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大量的白银在美洲出现,在西班牙的统治下,由秘鲁、墨西哥的矿藏,变成白银通货,流到欧洲、流入亚洲,造成了全球的“货币革命”。20世纪30年代研究欧洲货币经济史的Earl Hamilton,利用西班牙早期档案,对白银如何影响欧洲货币,造成欧洲的货币革命、白银革命,做了很详细的研究。中国学者当中,比较早注意到这个美洲白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是全汉升。近来出版的《白银帝国》,重新使用欧洲货币史的研究成果,并且纳入亚洲受到的影响,才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白银变成主要通货的最大意义,是有了白银就有财富,脱出了政府当权者全面控制。从宋朝以来,政府开始发行纸币,到元朝的时候,大元宝钞是政府控制货币的一个方法,而且限令用政府的钞票,不能用白银,明朝基本的政策也是如此。白银其实是非法的通货,但是政府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机制来支撑宝钞,结果是钞票贬值,人们信赖白银的价值。一直到晚明期间,白银大量流通,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通货,才在中国确定其合法性,也带动了商品的迅速流通,促使商人集团大量涌现,社会风气崇尚金权。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我们怎么认识晚明的文化?怎么理解明清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怎么理解这四五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盛衰?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曾经指出,明代专制政权是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因为从制度跟政策讲,朱洪武罢黜了宰相的制度,然后由皇帝来独裁,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朱棣都是极有能力的独夫,对大臣很不尊敬,经常在朝廷上施行廷杖,而且变成明朝的制度。士大夫知识人动辄得咎,身为庙堂大臣,这么有地位的人,脱了裤子就打,打得皮开肉绽的,这算什么?实在是非常专制,非常专横,最独裁黑暗。如此黑暗专制的政权,怎么到了晚明,会出现开放的社会文化现象?

明朝的皇帝,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天启,一百多年之间,除了张居正掌权的十年算是励精图治,皇帝基本上不管国家大事,甚至都不上朝。张居正死后,万历朝政一塌糊涂,皇帝什么也不管,派系斗争成了相互牵制,大家扯皮也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独裁政权根本无心管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开放的现象。

这里引出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议题。第一,晚明江南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文娱活动蓬勃,审美追求达到十分精致的高峰,但是政局纷乱,而且内部危机很多。江南的发展跟中国西北地区差距很大,非常不平衡,而且因两极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愈演愈烈,到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发生了民变,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加之北方满清兴起,内忧外患,终于导致最后政权的覆灭。但是,整体而言,政治的失误不能否定江南之繁华,更不能否认江南人士的生活水准之高,物质享受之好,以及在文化艺术审美领域的辉煌成就。换言之,明朝覆灭,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失误,影响的是政权的更迭。兵燹过处,生灵涂炭,造成一段时期的经济破坏与停滞,也影响到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晚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文化充满创意追求,不应该成为祸端,变成导致明朝覆灭的必然原因。清初学者痛定思痛,把明朝的崩溃归咎为晚明的奢靡,是惩前毖后的自我批判,是道德主义的历史评判,是简化历史因果,甚至颠倒因果的逻辑。

第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成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远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晚明的自由开放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

(三)

我们回头来讲晚明社会文化,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江南的富裕社会,如何影响社会风气,思考当时人是如何面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开放的局面。明朝嘉靖版的《江阴县志》(有1548年唐顺之序)记当地风俗的变化:

国初时,民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1465-1487)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既其衰也,维家之索,非前日比矣。

这里讲到明朝开国的时候,大家都穿素色的衣服,老人才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看见有人穿华丽的衣服上街,大家都觉得很怪,议论纷纷。平常饮宴,四个人吃八个菜。到了成化年间,社会富裕了,有钱人都住上豪宅,穿起华丽的衣服,吃起大餐。从老派的道德规矩来讲,如此奢华,就很难维系一个家,甚至维系这个社会了。

到了万历年间的《上元县志》,是这样记风俗的变化: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闻之长者,弘、正间(1488-1521)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嘉靖间(1522-1566)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置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画攫金何异?

这里担心的是社会富裕之后,人人都想着聚集财富,当官的更是变本加厉,聚敛田产宅第与金银珠宝,成了贪得无厌的蟊贼了。

这种因富裕繁华引发的贪婪,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万历年间的李乐,亲身经历这些变化,就在他的《见闻杂记》一书中记载下来,觉得是个“乱象”:

厌常喜新,去朴从艳,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在富贵中人之家,且犹不可,况下此而贱役多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乡二三百里內,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辈皆好穿丝绸、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

让他触目惊心的,是社会上不分贵贱,什么人都穿着高档衣服,而且花花绿绿,男女莫辨。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管是穷是富,人人都提LV包,身穿阿玛尼,足登普拉达,真是惊心动魄。

从嘉靖皇帝登基到万历初年,虽然文风日盛,但是社会风俗变得浮华,世风日下。以前的人即使富裕,也还节俭度日,而现在的人却奢侈铺张,甚至靠借贷度日,寅吃卯粮。

对于晚明社会繁华,渐趋奢靡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好事,因为带动了消费,使得社会财富流通,有助于经济民生。陆楫(1515-1552)就明确提倡消费,并且提出,对一人一家而言,节俭是美德,但却不适用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计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将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可见晚明富裕的结果,出现社会奢靡,也在士大夫圈内出现不同的声音。社会富裕而渐趋奢靡的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讲求细致的享受与品味,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尚,则是不争的事实。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富裕只是昆曲勃兴的背景,并不能充分解释昆曲为什么发生在苏州,而不是滥觞于杭州或南京。士大夫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如何转化成投身昆曲创作,为什么会把创作诗词的精神转到填曲编剧上面,如何把文学的意象构筑和拍曲的千回百转结合起来?这些发展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涉及许多人聪明才智的汇集,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所累积的审美追求。不论如何,晚明社会文化出现了独特的历史转折,是理解昆曲勃兴的必要因素。过了差不多二百多年,到了清末,有个历史感特别敏锐的龚自珍(1792-1841),对明代中叶之后的社会变化,做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而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习气,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批评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其实,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历史家必须从大处着眼,观察到“优伶之见闻”与“商贾之气习”有其特殊历史意义,这是清朝的士大夫所不能企及的。

(郑培凯,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晚明 文化 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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