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前全国已有农民进城打工者约2.6亿。他们不希望被忽视、被定义、被表述，他们自称新工人，他们创建自己的文化艺术博物馆，组建自己的艺术团，举办自己的文化艺术节，开办自己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说：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门

新工人艺术团为社区工友义演活动现场

　　小付，给她开一下门，让她进去看看。
　　没有寒暄，也没有迟疑，在照满早春的阳光的院子里，一脸质朴的小付姑娘闻声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然后转身不知忙什么去了
　　独自踏进门的一瞬，我在想，这是平生第一次遇到一个博物馆的门专为我一个人打开，而且放任我一人随意走近它，尽情品读它。也许，这样的经历也将是唯一的一次。
　　眼前就是我此前搜遍网络试图多一份了解的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但当自信已经对它很了解的我真的用眼睛去兑现脑海中的一切时，先前基于网络对它的熟悉还是被眼前的种种特别给覆盖了

　　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皮村，博物馆的落脚地，离北京市中心40多公里，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区金盏乡里一个打工人群聚居区。与城市遥遥相望，与农村似是而非。因为处在首都机场飞机航线的下方，这里没有高楼，也因为航线，村里人庆幸这里逃过了房地产商的垂诞而让自己有了居所。住进来的打工者日渐增多，不断挤建的出租屋愈发地参差错落，与各种工厂以及作坊门脸高矮相间，逼得街道局促，却也亲切、素朴。
　　据说本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而外来人口已接近1万。
　　由带树皮的木板与玻璃拼接的博物馆门上，贴着免费下载打工歌曲字样。
　　博物馆由闲置的琉璃瓦工厂厂房改造而成，大约300平方米的几间平房内，并不平整的水泥地面，赤裸斑驳的石灰屋顶，直接用废弃的办公桌，或是旧家具改造的展柜稍显拥挤却是井井有条地排列着，一起支撑起了博物馆的打工群体历史变迁、女工、儿童、劳工NGO团体、工人居住状况五个专题展厅。打工票据、暂住证、罚款单、押金条、工资欠条、请假条、工伤证明、劳动合同、报纸、杂志、信件、诗、画、吉它、摄影作品、工作服、校服、缝韧机、羊肉串烤箱、组装工具、平板车、煎饼车、模拟出租房全国各地工友无偿捐赠的2000多件展品涌到眼前。默默地、静静地。
　　头上不时划过的飞机轰鸣声间歇地提醒着眼前的寂静，也提醒着飞机飞起与飞抵处的繁华。
　　在采访中，博物馆现任馆长、也是博物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许多（艺名）不时用粗犷来形容博物馆及展品的风格。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样子就是粗犷的，我们想把我们这样的生活放在这里展示，让大家了解，让大家看到城市繁华背后劳动者的付出。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是一个打工者的故事。这句话，博物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过几遍。
　　谈到创办博物馆，许多说处在生活中的工友们可能一般看不到自己的生活，但当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放到一个展览中，会让工友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认识和思考自己的生活，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认识劳动的价值。
　　你稍微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这些高楼大厦、大街桥梁，全世界用的无数廉价产品都是中国工人制造的。可是近3亿的、这么庞大的打工人群，没有进入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化，在主流文化历史当中几乎听不到打工者的声音，看不到打工者的贡献，打工者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我觉得这非常不正常，所以我们要记录自己的历史，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在后来的采访中，孙恒说到最后这句话时，用目光引导我去看写在博物馆门厅墙上这句博物馆宣言，语气透着冷静和坚毅。
　　孙恒换用了多种表述向我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比如他说，相对来说富士康的工资待遇比其他企业还要好，生活环境也算好，可为什么工人还会自杀？绝对不是钱的问题，是精神文化太匮乏，没有社会交往，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对未来没有想象没有希望。
　　自己书写自己、解读自己、表述自己，而不是被书写、被解读、被表述。当这种渴望蓄积到一定程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便喷涌而出了。
　　2008年，当全社会用经济的突飞猛进、文化的发展繁荣、人民生活的大幅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前所未有等各种角度解读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时，他们，一群打工者，却在都市边缘的这个角落里，用他们的物件、数据、图表、文献等构筑起别一处发声空间，记录属于他们的流动的历史。
　　之前有很多博物馆，没有一个博物馆是来记录工人的历史，打工群体的历史。我们不是要展示苦难，而是在寻找力量和希望！像在很多场合说过的一样，孙恒也这样对我说。
　　关于文化，孙恒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文化不是一种抽象的、离生活很远的东西，文化其实就是如何去看待生活，如何去看待一个人的发展，如何去看待社会的变迁，如何去看待我们的未来。文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白天工人都在上班，所以这里下午和晚上才开放。同是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的进一步讲释，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午到达这里的我可以一人享用整个博物馆。与他的交流让我得知他所说的这里，指博物馆，也指博物馆所在的这个叫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院子。
　　其实，这个院子，和对面租来的几间房，是他们工友之家NGO组织这个大摊子的根据地。从2002年成立开始，他们便为打工者群体的文化、教育、权益及其生活状况改善等做着各种努力。
　　过些天天暖和了，晚上你再来看，满院子都是人，唱歌、跳舞、看书、打乒乓球，很热闹！王德志说，言语间有种简单却又复杂的幸福。
　　据孙恒介绍，这样的流动人口社区在北京有很多，但这种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却很少。
　　说到这里，不得不点数一下这个小院的五脏六腹。除了博物馆这颗心脏，其实博物馆的门厅里，便是一个简单的工友图书馆，而毗连着博物馆的是他们建的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和一个同心互惠公益商店，而这些所在围出的院子便是乒乓球场、卡拉OK厅、舞池
　　王德志介绍，工友图书馆里的书是朝阳图书馆援借的；工友影院每周末都会放电影，来晚了的话，就得自己加凳子；而由日本帐篷剧团在此演出留下的一个圆型帐篷改建成的新工人剧场，则是他们节假日的文艺演出场所和联欢场地，村里人都亲切地称其为鸟巢。去年崔永元在这里为他们主持过的第一届打工春晚被他们不时念叨着。平时，这里还会不定期地办些吉他、电脑、法律等培训班，也会组织文艺小组、工友访谈等活动。
　　我不知道，不过百余平米的小院里，到底容纳了多少东西。也许，他们所有的关于文化的渴望和梦想，都被不断地塞进这个小院里，任凭她们快要溢出，甚至正在溢出。

　　身份：工人就是工人，甚至‘新’字都不要。
　　不要用‘农民工’这个字眼，而要称呼他们‘打工者’或者‘新工人’。去皮村之前，我这样默默告诫自己。这也是我在了解这个一直慷慨从事各种公益文化活动的群体时，发现的唯一一个他们特别计较之处。
　　采访时，他们也经常提醒，他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早已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
　　博物馆一进门迎面靠墙的一个展柜中，摆放着一系列不同城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暂住证。这些被认为是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展品，也是被几位博物馆发起人频频提到的证件，再一次强化了这个群体的那份特有的敏感身份。
　　关于身份，先请读者看看下面这首诗：
　　本名民工
　　小名打工仔/妹
　　别名进城务工者
　　曾用名盲流
　　尊称城市建设者
　　昵称农民兄弟
　　俗称乡巴佬
　　绰号游民
　　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公民
　　家族封号主人
　　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这是此前就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刘虹写的一首别样的诗，《打工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许算不上诗，因为它只不过是将你我也许都曾经用于这个群体的个别称呼罗列到这里。但这种简单的罗列，却聚合了一种复杂的力量。
　　也许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人们曾经用过这么多字眼，去绕过一个他们最渴望的称呼。
　　《国语·周语中》有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荀子·儒效》有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即便一些古代文献中常有关于工人的记述，但工人似乎真正起源于17世纪末期，英国等工业国家的出现，以及之后产业革命和机器工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雇用劳动力。
　　19世纪，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注解中曾界定工人阶级的概念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也许是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工人阶级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如今我们通常将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业劳动或手工劳动者定义为工人。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相应的职业配置也日益多元化，但是，以往对工人的定义，对于这些农民进城打工者，仍然有一种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的吸引力。人们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如何被定义，对于他们，就意味着他们所流淌出的汗水，他们所付出的辛劳，是否被城市里的人们乃至城市的历史所认可。
　　工人就是工人，甚至‘新’字都不要。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农民更多是以职业、生产方式来称谓，这就是一个身份。孙恒介绍说，通过大量的访谈，他们了解到，如果有更多的选择，几乎很少有人选择民工、农民工这样的称呼。因为这个称呼包含着一种身份歧视。而且，农民和城市工人各自有国家给予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而对于他们，却几乎二者全无。
　　其实称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更在乎的是称呼背后的东西，那就是权利。这么多年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我们几代打工者付出了那么多，但城市给我们的很少，我们付出和得到的不成正比，这是不对的。当然国家也在努力改善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这种改变从哪开始？我们感觉应该从称呼开始，称呼是一个前提。王德志说。
　　王德志觉得，按照工业化发展规律，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是有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的。他说，我们已经是工人了，已经脱离土地了，已经是城市的一分子了，我们要留在城市，要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最关键的是自己要认识到，才能抓住它。
　　今天，80后、90后占整个打工群体的60%，大概有1亿人。不像他们的父辈对未来对生活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要出来赚钱，然后回老家，让孩子上学、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所有的诉求都落实在农村，可是这些新一代年轻人的诉求好像很模糊，主观上希望在城市，可是客观上又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处于来回漂流、流动、迷茫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而是一代人，一个群体，甚至未来还会有很长时间。孙恒谈起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人，语气很沉重。20年、30年对于人来讲，那就是一代人的青春没有了。
　　呆不住城市，回不去农村，工人居住状况展厅中陈列的这两年博物馆做的一项研究成果新工人家在哪里，也正是在诉说着他们这个群体处于夹缝中的这种尴尬。
　　为了改变身份的尴尬，他们在尝试各种努力。
　　‘下流’，听到这个词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可是你并不知道它对于工人意味着什么。其实工人，尤其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经常使用这个词。流水线是一级一级产品往下流，上面的工人工作慢，下面的工人会说：‘下流下流！’它反映了工人的生活状态、工作场景。这就是工人的话语，工人的词语，工人的生活。可是你听不到这些东西。孙恒告诉我，他们博物馆正在做一个《新工人辞典》，收集所有与工人生活和工作相关的词语。因为如果要真正了解工人，首先要去听他们的语言，要去看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他说每一个词语都不是冷冰冰的词语，而是一个真实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描述的场景。比如工业区旁，工人的居住环境常常很糟糕，一层二层三层四层，有一个缝就能给你搭一个像狗窝一样的住所，叫楼加加，就是楼叠加起来。这样的词很多，但这些词是进入不了公众视野的，可这是工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