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一条繁荣和发展的独特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一些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添加上精彩辉煌的一笔。中国经验也给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最新鲜的、最独特的养分，为作家的突破与创新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当代作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依赖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寻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因而缺乏自主性。这种状况自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作家们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作品中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包含着文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具有较强的现实品格和人文情怀。

　　作家们力图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
　　格非的《春尽江南》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并不是一面纯粹反映现实图景的镜子，现实主义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家主体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必然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徐坤创作《八月狂想曲》的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遵命文学的命题，在北京举办奥运前夕，有关部门希望作家能为北京奥运写一部长篇小说。徐坤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她并没有将此当成一个应景的宣传任务，而是作为一次阐释中国经验的机会。她将北京举办奥运置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国的理念，给青春中国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奥运建筑新的比赛场馆，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事实上，中国变革中的现实正在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中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经验考验着当代作家的认知能力和叙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经验作出了独特的阐释。曹征路的《问苍茫》通过讲述深圳某电子公司的劳资矛盾的故事，鲜明地批判了资本至上、资本崇拜的社会现象，小说不仅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美梦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们要关注那些在中国现实土壤上产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间维权，比如劳动法，等等。小说写到在生产出现困难的时候，老板陈太采取了撤资逃逸的恶劣做法，导致劳资矛盾白热化，工人们涌上街头堵塞了交通，最终是由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资加班费照发，愿意回家的还出了车票。也许有的读者会对这样的结局不满，认为这是作家添加的一个光明尾巴。我并不认为这是光明尾巴。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曹征路的问苍茫之问，其实就是要问出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哪里。格非的《春尽江南》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并不是一面纯粹反映现实图景的镜子，现实主义是作家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作家主体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必然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格非在面对现实时有着清醒的主体意识，主人公谭端午可以说就是他的化身。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对现实越来越不适应的小知识分子身边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描写当然不会是全景式的或史诗性的。但他从这个人物狭窄的生活视镜里看到了现实最致命的问题。他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归结为浮靡之美。今天的社会显得是多么的繁荣啊，就像是热带雨林，蒸腾着旺盛的气息。追逐物质和享受成为人们唯一的目标，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挣钱，也可以毫无羞耻地沉湎在声色犬马之中。问题在于这种浮靡之美已经深入到社会的骨髓，几乎无处不在，无一幸免。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来，也许在他看来，现实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人们沉浸在浮靡之美之中。但谭端午清醒地知道，这只是死水微澜的反应罢了。格非不正是把谭端午当成一个对抗者来塑造的吗？但这是一种特别的对抗，他是以做一个失败者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对抗。因为这是一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你只有成为一个失败者，才能守住自己的灵魂，才不会同这个时代同流合污。谭端午是格非为我们精心打造的时代勇士。这个勇士显然并不被现实所认可，他在现实中都无所适从，甚至都无法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细小问题，但情节的发展却是，谭端午的妻子家玉是一个成功者，但最终这个成功者却需要失败者谭端午来拯救。必须看到，谭端午敢于做一个失败者，并非他要去践行老庄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颓废、不思进取的人都愿意从老庄那里找到口实。谭端午的内心是强大和丰富的，并不是他的内心装着老庄，而是装着另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格非的文学理想大概也是在那个年代建构起来的。他至今对那个年代仍充满着景仰和缅怀。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飞翔，更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主动介入到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中，就有可能拓展和深化以往的文学主题
　　关仁山的《麦河》也像贾平凹的《秦腔》一样写到了乡村的困境，关仁山同样为土地的凋敝而忧虑，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语。孙颙写《漂移者》在叙述中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语境的新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冲突和对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这也是孙颙对中国社会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一种认识和把握。
　　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主动介入到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中，就有可能拓展和深化以往的文学主题。这一点在乡土叙事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农村是现代化最艰难的关隘，农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此乡土叙事也多半是沉重的主题，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面对土地的日益凋弊，唱的是一首乡土文化的挽歌。关仁山的《麦河》也像贾平凹的《秦腔》一样写到了乡村的困境，关仁山同样为土地的凋敝而忧虑，他借小说中的人物喊出了救救土地的警语。但与此同时，河北农村进行土地流转的试验让关仁山感到了土地复苏的希望。他以土地流转作为《麦河》的基调，将乡土叙事的主题由挽歌转化为颂歌。但他的这首颂歌是浸着忧伤的颂歌，因为土地流转并没有完全消除他对土地的忧虑。关仁山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土地的认识更加深化。他将土地人性化和精神化，他关注土地，最终是为了关注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农民。他意识到，土地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经济上的困境，却并不能直接带来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要靠农民自身来创造。所以关仁山在小说中提出了小麦图腾的概念，力图营造一幅小麦文化图景。关仁山从幸福的角度解答了农民与土地的和谐关系。农民离不开土地，不仅仅是他们要从土地里获得粮食，还因为他们的精神和幸福感都是从土地里获得的。土地流转也许解开了农业生产的瓶颈，迈向了现代农业，可以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但它也为农民是否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埋下了伏笔。
　　城市生活更加直接地折射出现代化进程，反映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数量上说逐渐超出了乡土题材的小说，在城市生活的叙述中，时代的气息和现代性的精神表现得更加鲜明。今年出版的孙颙的《漂移者》和彭名燕的《倾斜至深处》这两部作品就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全球化的话题。全球化被看成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文明进程，它让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活，它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思维路径，也在创造新的景观和新的人物。有专家说，移动是全球化的最大价值。孙颙将小说命名为漂移者，显然，他是将小说主人公马克作为一名漂移者来塑造的。这个称谓很有意思。以往讨论文学形象时，用得较多的是漂泊者，也许正是这一字之差，蕴含着作者孙颙对当今世界的新的认识。在移民文学中，漂泊者形象基本上都是由殖民地向欧美帝国迁移的形象，至于欧美帝国向殖民所在地迁移的形象，多半具有一种占领者的心理和情感优势，这样的形象是难以用漂泊者来概括的。孙颙写《漂移者》，也可以说是从后殖民文化的身份来写一个殖民文化的迁移者，这个迁移者无疑会带着殖民文化的心理优势。但是在孙颙的写作中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并没有因此就具有一种后殖民文学难以摆脱的被殖民文化的心理劣势。孙颙在叙述中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语境的新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冲突和对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这也是孙颙对中国社会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一种认识和把握。马克正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中逐渐学习和适应如何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展国家中生存的。这也就是这一形象带给移民文学的新因素。彭名燕《倾斜至深处》的主人公杰克则可以说是被全球化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异类。因此，我愿意把杰克称为典型化的全球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自愿还是不自愿，都会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杰克属于能够把握住全球化潮汛的知识者，从在美国的积累，到回新加坡的创业，他逐渐磨砺出一副适应全球化的品格。作为典型化的全球人，杰克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征：其一，制定规则，遵守规则。一切按程序进行。其二，工作狂。其三，物质主义。其四，享受生活。其五，自我中心。其六，有极高的智商，却只有很低的情商。杰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习惯于与移动中的世界和虚拟世界打交道，而如何与正常人来往则变得很陌生了。他所依赖的是法律和条规，是电脑上的操作程序，以为所有的事情只要按照预设的程序办就一定能达到结果。所以他常常是好心办坏事。专家说，全球化最令人艳羡的顶层价值就是它的移动性以及移动的自由。杰克正是在移动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内心始终不能安稳，他呆在家里，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但他的内心仍是焦虑的，他那么在意关窗户，又未尝不是他内心焦虑的一种泄露。所以他热爱飞机，热爱大船，热爱大海，最终，他消失在大海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杰克的失踪中得到一种暗示：当全球化渗透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时，也要警惕它给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变异。

　　中国经验也给作家提供了一条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学资源的有效途径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有一种误解，以为凡是正面表现中国革命和中国经验，都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遭到西方的拒绝和排斥，因此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就要套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李彦的《红浮萍》被西方主流文学的肯定，至少说明了一点，西方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拒绝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特别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创造着奇迹，西方越来越看重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
　　中国经验也给作家提供了一条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学资源的有效途径。自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一次红火起来，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在主题上的局限性，也匡正了一度流行的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明显从中国经验的启发性思维中去反思历史，他们对历史的书写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经验的溯源。如邓一光在《我是我的神》中所写到的主人公乌力图古拉、萨努亚夫妇俩，他们一生的信念就是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当乌力图古拉即将逝去时，终于认可了他的儿子们寻找新的生活的努力。这意味着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年代，我们的信念是一以贯之的，而先辈们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儿子们的努力下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红浮萍》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小说讲述了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小说充分肯定了革命者的信仰，认为这是中国人追求理想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小说最初是作者以英文写的，并在加拿大出版，出版后获得了加拿大的最佳图书提名奖，这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有一种误解，以为凡是正面表现中国革命和中国经验，都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遭到西方的拒绝和排斥，因此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就要套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李彦的《红浮萍》被西方主流文学的肯定，至少说明了一点，西方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拒绝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特别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创造着奇迹，西方越来越看重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李彦的《红浮萍》从信仰的角度彰显了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小说着笔于雯在精神世界里的孜孜追求，她的女儿平开始还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信仰这么执着，但后来终于理解了妈妈的虔诚：也许妈妈只是需要维持她的信念，这样她所有过往的牺牲才会有价值。无论是雯，还是平，还是平的外婆，三代女性的人生际遇都非常坎坷，但她们都向往着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们追求信仰，捍卫尊严，在这里包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李彦的《红浮萍》为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中国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热情拥抱现实，阐释中国经验，体现了作家的文学良知。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单纯给人们提供精神消遣的，文学应该是人们心灵的一盏灯，也是人们的一座精神寺庙，人们阅读文学，更多的是期待从文学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如果文学不关注现实，甚至远离现实，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文学。中国经验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实践中积累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因此中国经验是最具现实性的思想资源。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有深厚的中国经验的信息，这不仅使得长篇小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感，而且也使得长篇小说具有更新鲜、更独特的精神价值。中国经验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学创造出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