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DNA”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 董学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并进入教材，在我国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虽然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形成学科，也没有专门的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起初采取的是单篇讲解的形式，后来觉得这样不容易把握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本质和全貌，不容易看清学科体系，就逐步过渡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较完整阐述的编写阶段。譬如，197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内部教材《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就是采用单篇讲解的形式;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纪怀民等四位教师编著的正式出版的封面标明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也是单篇讲解的形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北师大刘庆福、华东师大黄世瑜作为正、副主编的“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也是采用单篇讲解的形式。当时，各地院校编写的马列文论教材，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模式。单篇讲解的好处是能比较直接地面对文本，读者感到比较具体、好把握。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过渡到体系化编写阶段，大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比如，傅腾霄等人编写了《马列文论引论》，1999年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就是力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进行新的科学阐释。这也许不是这样做的最早一本，但它确有相当的代表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或文艺理论发展史的编写也提上了日程，这是研究取得进展和深化的表现。当然，进入到这一阶段，编写者的研究理路与方法、系统与格局、风格与面貌是不尽相同的。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文艺理论版图的移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命运一样，被明显地“边缘化”和“污名化”了。许多研究者纷纷转到其他学科领域，坚持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学校和教师已为数不多。文艺理论教学和科研阵地，除部分古典文论外，基本上被西方现当代文论所左右和统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几乎被当成“保守”、“教条”、“僵化”的代名词。

我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和编写此类教材工作的全过程，深感其中的乐趣和困难，也深知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既要遭遇一些人的轻蔑与冷眼，也要遭遇一些人的捣乱和败坏。面对整个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教学和研究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会把一切谤言和谎话打得粉碎。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冲洗和教训中，人们越来越认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不朽价值和学理意义。眼下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界为何死气沉沉，缺乏原创与活力?为什么真正的批评和争鸣开展不起来?说穿了，就是多年离弃和忽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革命的辩证的批判精神的结果。文艺理论变成了不中用的“银样镴枪头”。所以，我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我们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自觉和自信，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门学科的威望和威信重新树立起来。

教材是科学精神与思想的摇篮，是现代学术传承的重要媒介与手段。教材是一门学科的较为固定的标识，一门学科的名片，是了解一门学科的钥匙，也是一门学科的基本库存。一门学科确立的学理合法性，往往是通过教材呈现出来的。因为它包含着学科对象、论域范围、理论根基、方法特征和价值诉求等多个方面。我们要向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没有相应的教材来“传道”“授业”“解惑”，是很难奏效的。因之，我们要把编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放到应有的重视的位置。

毋庸讳言，目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编写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欠。这些问题和缺欠表现在哪儿呢?客观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谈，主观方面的问题和缺欠，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点：一是底气不足;二是资料不够;三是范式老套;四是随意嫁接。底气不足就缺乏自信，对本来正确的东西也不敢坚持，总觉得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如西方文论“时尚”、“现代”、“有学术含量”。资料和文献支撑不够，就成了“只有三两染料，也想开个染房”，因之显得色彩单调、薄弱干瘪。范式上习惯陷在“文学概论”或“文艺理论”的窠臼里，把握不住经典作家特殊的提问方式和求解路数，往往无视其独有语境和视角立场。再有就是随便把一些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甚或严重抵牾的观点和意见编织、组合、掺杂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来，造成“四不像”，釜底抽薪地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精髓和灵魂。上述这些问题，其结果不仅造成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原貌，而且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威力和声誉。

正因如此，我在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2015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教材的时候，特别注意要尽量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大基本问题作全息性的呈现，尽量为读者提供“回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原典的“地图”，尽量到经典文本的“第一现场”中去提取理论信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没有还原就没有发展，没有还原就难以开掘，没有开掘就难以创新。从现实状况和学理目标来看，准确详实地“回到马克思”，恐怕是最为迫切、最有针对性的举措。长期的阅读和研究经历使我发现，文艺理论上的许多争论与问题，大多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若明若暗、知之甚少或扭曲误解、有意掩盖造成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不应是一个“水果盘”，也不应是随意编造的“大花篮”。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的任务，是寻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DNA”。找到了它的“基因图谱”，我们就能判断出其后哪些文论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哪些文论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哪些已经“变异”或“他化”。所以，不管理论怎样翻新，但改变不改变“DNA”，则是区别其分歧的核心所在。现在有些研究者喜欢说自己是“牢固地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可又偏偏常在逃离、背弃和奚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上做文章。这只能说明，有些人的文论“基因”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DNA”已是不一样的。如何不改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DNA”，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教材编写面临的关键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的，它一定会随着时代改变形态，随着与不同民族艺术实践的结合改变模式。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立者，他们的文论与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二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即他们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渊源，马克思主义文论则是包括源头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流域。这其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的工作。它既是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科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是当今发展与拓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动力。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行列，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已经产生新的面貌。

好教材给人以知识、思想和信仰

——以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为例谈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编写与教学

□ 中国艺术报记者 何瑞涓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有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也有了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教材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1978年9月内部发行，供工农兵学员学习使用，其中编者就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董学文。三十余年后，2015年3月，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的最新成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新著《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出版。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组织的第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召开，董学文、张永清、祝东力、陈飞龙、马建辉、孙书文等近二十位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结合国内诸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就“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体系与方法”论题展开深入研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做拼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做拼盘”，《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陈飞龙强调，不能把教程弄成马列文论、文学概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大杂烩。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书文指出，我们老是觉得编个教材太容易了，甚至在某些特殊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自己编教材，实际上编写一本好的教材非常难。研究的态度是编写教材最需要的，比如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很多人评价不适合当本科教材，但是它又是流传非常广的一本教材。这种研究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董学文新著《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当中，其中融入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同时该教材还体现出辨析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一些马列文论中的问题如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自转和公转等，书中都讲解得非常清晰，只有身处其中并一直关注的人才能够写得出来。这样的教材体现出三重境界，一是让人从中学知识，二是从中获得思想，三是从中获得信仰。

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主张——“回到马克思”，书中严谨地引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命题。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处处长马建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知识供给角度更为全面，如对文艺本质的探讨给出了三种维度的立体回答，有开阔的胸怀，只要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有益的都加以吸收;该教材思想更为深入，与原著结合得也更为扎实，重返原典，去伪存真。

马列文论在高校遭遇尴尬，好教材还需好老师

孙书文曾在山东师范大学开设过马列文论课，本科四个年级大概两千学生，选修这门课程的只有二三十人。这不仅仅是一所大学一门课程的状况，董学文、祝东力、马建辉、蒋洪生等学者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命运一样，被明显地“边缘化”和“污名化”，不仅文艺理论阵地除部分古典文论外基本上被西方现当代文论所统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的教学与研究也已基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一些上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老师实际上不懂或者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持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给学生授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永清也说：“我给人大本科生上过几年马列文论课，我能够判断——再好的饭，学生也不一定愿意吃。”

有好饭，好教材，还要有好老师。兰善兴、蒋洪生、谢俊、冯巍、崔柯、唐利群等青年学者也强调，这不只是授课对象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授课主体本身能否将好教材先消化吸收，高校老师本身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吃透，那么即便有好教材也未必能教好。因而，培养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教师极为重要。董学文在北大中文系教马列文论课程近四十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课程非常叫座，当时学生评价说北大讲课最好最受欢迎的老师一位是钱理群，一位是董学文。两位老师授课的观念迥然有异，而学生不管这些，只要觉得讲得好就爱戴和拥护。董学文的授课经验是，“你要想当一个好老师，前提就是要研究”。他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而是把很多自己思考研究的命题拿到课堂上，释放给学生，学生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