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回溯历史，不难看出博物馆越来越倡导并实践“开放”理念，强调观众才是博物馆文化的主体，由内循环、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向外向型转变，致力于与社会沟通、为社会服务，在城市发展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当下，博物馆如何在保管好文物的基础上关切并满足当代民众以及后世子孙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降低姿态，将观众需求放在首位，借由藏品、文献资料等架起博物馆与观众沟通的桥梁，让知识变为常识，使博物馆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各种新技术，让非到访者拥有享受文化滋养的均等机会，让到访者由有限的实地探访进入无限的虚拟探索?答案在“紫禁城论坛”国内外来宾的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一一揭晓。

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国内外博物馆界共同参与的首届“紫禁城论坛”于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对话”规模盛况空前。论坛邀请33位国内外知名博物馆馆长及中国国家文物局领导、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卢浮宫学院院长等重要来宾参与讨论。首届“紫禁城论坛”的主题是“博物馆的传统职能及未来使命”，以“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发挥公众教育职能”“博物馆在城市中应发挥哪些作用”“新技术变革时代的博物馆”作为分组论坛主题，旨在解答当下博物馆发展中的难题，寻求繁荣发展之道。

深化公众教育：从“馆舍天地”延伸到“大千世界”

在我国，博物馆收藏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而在西方，博物馆的萌芽也可以远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漫长的历史，关于博物馆职能的定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博物馆的工作重心在悄然发生着转移，在很多情况下，博物馆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文化势力，开始以各种姿态呈现于大众的社会生活之中。

在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职责中，公众教育职能始终是博物馆的核心任务之一。当前博物馆的发展趋势要求不断加强公众教育和提升服务水平，国内外博物馆馆长对此达成共识。澳门艺术博物馆馆长陈浩星认为，博物馆的艺术教育不再是纯粹的被动观看，而是关注观众的个人需要。不同社会群体对博物馆的文化需求有所不同，博物馆带给人们的感受和认知也因人而异。博物馆应采取尽可能多且易于为大众感知和接受的方式和手段，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服务，更积极主动地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与会代表认为博物馆的公众教育要坚持社会需求导向，进一步满足大众差异化的文化诉求，举办分众化的、有针对性的教育项目，并且教育的普及推广要从“馆舍天地”延伸到“大千世界”，要从教育活动转变为科学化、规范化的教育课堂。在此，许多博物馆还特别提到了在公众教育中对盲人等特殊群体的贴心照顾。此外，代表们还提及文物展品说明的最佳字数，目的在于以最简练、通俗的文字将博物馆研究成果有效地传达给观众。

关于博物馆与城市这个话题，代表们普遍认为博物馆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其所在城市的文化特色及其市民的文化追求。博物馆的地域属性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博物馆文化应融入社会和生活，进一步使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所说，博物馆有责任突出自身的个性和特色，并在弘扬传统的同时又引领风尚，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文化空间、文化产品、文化环境和文化服务，让公众留下来，从而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发展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真正成为影响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正能量。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最为集中的场所，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是城市保持其特色和韵味、市民孕育其气质与品位的圆心。对此，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提到了博物馆的“在地性”对城市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总馆长亚历山大·纳哲思提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占70%，因而博物馆为市民提供有意义的文化传播、提供进入博物馆的便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博物馆应该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真正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市民获取精神给养、城市培育文化的基础和源泉。

文化融合科技：不喧宾夺主，不哗众取宠

在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问题上，代表们都肯定了科技的进步对博物馆文物保管、修复，藏品展示，观众参观体验，安全保卫和管理等工作产生的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并认为博物馆间建立共同的数据库或者合作研发数字产品是优化全球博物馆资源、促进博物馆研究和服务水平提升的良好途径。当然，面对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一些博物馆馆长也表示了担忧，例如数字技术是否会严重削弱实体博物馆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博物馆的消亡，再如技术带来的娱乐化、信息碎片化是否会影响到博物馆的神圣感和传播知识的系统化。对此，与会代表认为，要设法增强到访者亲临博物馆的独特体验，同时技术的利用要掌握分寸，不喧宾夺主，不哗众取宠。

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博物馆的工作也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例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终身馆长马尔科姆·罗杰斯指出，博物馆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此次论坛中也体现出这种趋势，各个博物馆都不同程度地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改革博物馆的工作，使博物馆的工作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变和提升。例如，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长道格拉斯·德约克提到，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线上出版物既能呈现专家撰写的藏品信息中的结论，又使读者能够直接访问原始档案和保护资料，从而为终端用户形成自己的见解创造了条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总馆长金英那鉴于数字技术的优势，倡议亚洲博物馆建立共同的数据库，以利于文物的科学鉴定，减少不同国家专家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当然，我们在享受新技术为博物馆带来的高效率和新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而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提醒道，信息传播对博物馆固有的观念提出挑战。在游乐场与文化殿堂、信息碎片化与知识系统化、快餐式教育和严肃教育之间如何取舍，需要当今博物馆人认真思索。

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博物馆虽处于不同地域，但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汉斯·马丁·辛兹所言，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面临着如何解释我们本质上从哪里来和处于什么地位这一问题，并试着探究我们是谁和我们将如何发展一个共同的未来。因此增加国内外博物馆界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频率，提升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享资源、观点和战略，确实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博物馆人面对新的时代，整队再出发，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