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小说概念的阐释中，从来就蕴含着“小道”与“大道”两种说法。2016年的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但仍不乏优秀之作，而这些优秀之作遵循的正是小说的“大道”规律。

1 切入现实的纵深地带

小说有什么样的特性?它的表现重心在哪里?这是一个古老而不断追寻的艺术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出两种思想观念和两种创作取向来。在中国，“小说”概念的正式出现，大都认为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里所谓的“小说”，是指为朝廷搜集“舆情”的士所获得的言论、掌故和传说等等。但就是这段话，透漏了小说的基本特性：社会性、通俗性、虚构性、传播性。其中蕴含着“小道”思想，也蕴含着“大道”观念。

从古至今，小说的“小道论”和“大道论”就并驾齐驱，此起彼伏。其实，班固的小说概念含有更多的“小道”意味。因为“街谈巷语”无关宏旨，“道听途说”真假难辨。说到底小说就是“小说”、“说小”，而不是“大说”、“说大”。在古代，小说是上不了台面的，只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小说上升为“大道”只是近现代之后的事情，而“小道论”始终深刻地影响着现当代文学创作。譬如1980年代中后期有作家就效仿西方现代派小说，倡导“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三无小说”。譬如近来，就有一些作家提出“短篇小说需要减负”的观点，有人称：“文学从来不能引领时代，最多只能指出这个时代的失落之处。”不管是“三无小说”论，还是“减负”论，自有作家的思想和道理在，但它们无疑是一种“小道论”。与此同时，小说的“大道论”也“理直气壮”、生生不息。其实在班固的小说概念中，也蕴含着“大道论”，即小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讽喻性，它对下教化民众，对上劝诫官家。而真正使小说具有独立品格和至高位置的，是20世纪前后的事情，小说强化了它的社会性、思想性、审美性，成为一种货真价实的“大说”。中外文学家、思想家赋予了它全新的本质属性和社会意义。近代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的这些观点自然是为他的政治改良理想服务的，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但也确实看到了小说丰富而强大的社会人生意义。晚于梁启超的匈牙利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则提出了文学和小说的“总体性”思想，深刻指出：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史诗”，“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中国的现当代小说，正是在这些思想观念的照耀下，由“小说”变“大说”，从边缘到中心，成为文学里的“重器”，成为社会人生中的“火炬”。

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由于容量和形制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们的本质规律是一致的。只是短篇小说由于文体的小巧，更容易在“小道”与“大道”之间摇摆，更容易走向“小道”。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距离现实生活最切近的文体，它所面对的表现对象是极为广阔、复杂、多变的。譬如飞速膨胀的城市社会，譬如日渐衰落的乡村世界，譬如犬牙交错的城乡矛盾与交融，譬如依然严峻的底层社会……短篇小说自然可以写小事情、小人物、小风波、小情趣，由点到面，构成一幅全景图画，但更需要切入广阔社会的纵深地带，把握住那些高含量的事件和人物，从而揭示出社会人生的某种本质和走向来。这样的作品才更富有现代小说的“大道”品格。

表现城市社会和现代人生活，已经成为当下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主潮，尽管还没有产生更多的突破性杰作，但已经有了可贵的探索和收获。而这些成功的作品大抵是遵循了小说的“大道”规律。邓一光近年来致力于城市题材短篇小说创作，越来越走进了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特别是年轻打工者的世界中，实现了创作上的转型。近作《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描述深圳现代化社会背景下，一群来自贵州、四川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婚爱纠葛，深重的人生孤独感和对命运的忧患感，使他们过着有些混乱和有悖伦理的情感生活，游戏在同居、竞争、多角恋的情感关系中。而这种扭曲的爱情方式，其实是潜藏着危险的。其中的朱维汉先后甚而是同时与三个女子相爱、同居，最终导致了仇杀的惨剧。作家揭示了现代城市和文化对他们的无形熏染，揭示了看似新潮的情爱方式下埋藏的悲剧种子。范小青的《李木的每一天》，表现的是她近年来执着发掘的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主题。IT精英李木，在公司面对的是琐碎、机械的工作，冷漠的人际关系;在家里妻子岳母主宰家政，他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在坐出租车、开优步车的时间里，他淹没在别人的倾诉之中。他在喧嚣的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身份，精神和心灵停滞在当年的恋爱情景以及妻子扮演杜十娘的剧情中。作家深刻地写出了城市社会和文化，对人的压抑、扭曲和异化。此外，吴君《远大前程》写来自底层的年轻人在城市的屈辱生存，周李立《东海，东海》写城市女性的孤独感、焦虑感，赵欣《寂静岭》写雾霾气候里人的烦躁和狂暴心理，李心丽《迷藏》写上流家庭婚姻的危机与女人的抗争，都是当下城市小说中的优秀之作。

书写乡村和农民的当下处境，虽然不再是目前小说创作的主流，但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依然有一些作家在默默坚守、寻求突破，创作出一批佳作。南翔《回乡》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人，讲述的是从台湾回到故乡的大舅，与小舅、母亲以及大舅的遗腹子等团聚时，发生的种种悲喜和纠葛，表现了大舅身上的进取精神和仁义品格，小舅等身上的自私、奴性等国民劣根性，蕴含了作家的现代审视意识。舒飞廉《行人》，承传了沈从文、汪曾祺的抒情文化小说余脉，书写了一曲纯朴而感伤的田园牧歌。小说围绕年轻人宝伟即将进城打工这一事件，展现了乡村自然的、亲情的、人伦的美，展现了小夫妻俩对乡村的挚爱和对城市的向往，折射了农民在城乡之间的矛盾状态和心理。还有艾伟《小满》，写乡村姑娘为城市人代孕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问题，表现了城乡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诡异关系;张林华《杨乃武之死》，写乡村重演传统皮影戏的半途而废，揭橥了重建传统文化风俗的艰难与遥远。这些作品都是对既往乡村题材小说的一种突破和超越。

2 人物是小说之魂

小说的“大道”理论，主张把客体的物和主体的人当作一种“总体”来表现。在物与人的关系上，人是重心、是灵魂。特别是现代小说，更强调写人物，写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写出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当然，今天的小说在写人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物种类趋向了多样化，譬如有意象化、类型化、抽象化、心理化、性格化、典型化等人物;而现在最匮乏的是性格化、典型化人物。文学史证明，这种现实主义人物依然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位优秀作家，必须把塑造人物当作自己的一种信念和追求。

2016年的短篇小说，在塑造人物上没有大的突破，我们还难以看到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人物形象。但一些文学功底深厚的较年长的作家，在塑造人物上还是有扎实的探索和努力的。

多年来，我们已不再倡导人物的性格化、典型化，但文学实践标明，这种人物依然具有强劲的思想和艺术魅力。陈世旭从新时期文学以来，数十年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塑造了众多坚实的人物形象。近作《欢笑夏侯》刻画了一个独特的、令人深思的形象：夏侯阳光。他在青年时期，愚笨、单纯，但却嘴甜、勤快，脸上永远挂着明亮灿烂的笑容。后来幸运地进入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被提拔为副主任，成为一把手的生活大管家，于是忠心耿耿地为“我们老板”效劳，并为同学、朋友办一些不大不小的事务，广有人脉。他崇拜官员和权力，把为“老板”服务当作一种幸福和荣耀。最终卷入“老板”的腐败案中而被捕入狱。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种世故、愚忠、奴性，而这正是现代文学一直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作家立足启蒙主义立场，发掘了这一司空见惯的人物身上的寄生性、堕落性和危害性，揭示出这种人物的大量存在正是官场腐败土壤的严峻现实。这一人物既有鲜明个性，又有深刻共性，达到了一种典型高度。“70后”作家杨遥，擅长写乡镇生活和底层人物，在艺术表现上则努力融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为一炉。《匠人》刻画了一位叫王明的乡镇木匠形象。这是一个诚实、勤劳、懦弱的普通人物，但又是一个心灵手巧、怀有梦想的民间匠人。他完全可以依赖自己的劳动和发明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但镇税务员却不仅想盘剥他的劳动成果，还觊觎乃至占有他漂亮的妻子。他忍无可忍下轧掉自己的手指，不再搞什么发明创造，紧紧守护着自己的家和妻子，宁愿过一种贫困而安宁的日子，又充分表现了他决绝、坚韧、强硬的性格特征。作家用碎片化、日常化的生活，着力展现了小人物身上的性格、心理和精神，塑造了一位逼真、鲜活、坚实的底层人物形象。还有王凯《燕雀之志》中的战士黄顺利，丘脊梁《地盘》里的派出所联防队队长老梁，欧阳黔森《武陵山人杨七郎》中的山民杨七郎，向本贵《年关》里的老母亲等，都是具有一定性格特点、给人较深印象的人物形象。

意象化、理念化的现代型人物，是近年短篇小说中最多的一种形象。应该说，这种人物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物，其依循的是作家对社会各种人物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把握，具有一种诗意化和哲理化特征。但现在却成为作家写人的一种“取巧”途径，作家随意拼凑人物的一些经历和心理，再发几句议论，结果就导致了人物的平面化、碎片化以及概念化。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众多这样的人物，看过即被忘记，只有少数人物留下了较深印象。

邱华栋长于写大都市的现代人形象，在《云柜》中刻画了两位上流青年。精通云计算的女商人施雁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与大学艺术系教授孔东邂逅相爱。她直截了当提出取二人的精子和卵子，让大学毕业的农村女孩曹秀云为他们代孕一个孩子，并计算好了一切过程和细节。但有着传统观念的孔东，却没有应约，导致施的计划落空，美好的爱情破灭。施雁翎是一位被现代都市和现代科技异化了的人，她聪明、理性、能干，但也空虚、脆弱。孔东是一个彷徨在传统和现代夹缝中的人，他优秀、精明、优柔、保守。他们没有细腻、丰富的个性，但却有鲜明、突出的共性。还有赵勤《海蓝宝石》里的两位城市男女“她”和“他”，他们孤独的灵魂、坦然的情欲以及对爱情的坚守，都表现出现代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

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富有文化性格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性格与精神是极为丰富的，而一旦具有了某种文化性格，就会使形象格外丰厚、隽永，耐人寻味。譬如储福金《棋语·扑》里的常朔、梁怀欣，是“文革”中两位相爱的知青，在他们身上既有儒家的进取精神，又有道家的出世思想，儒道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用，成为支配他们人生命运的潜在力量。譬如杨少衡《亲自遗忘》中的市政法委书记陈章，在他身上深刻反映出官场文化和游戏规则同人自身的良知的复杂冲突，但支配他的是强大的官场文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官员形象。我们期待着作家写出更多这样的文化性格人物。

3 让历史回响在今天

人类的发展史是由历史、现实、未来构成的长长的因果链。作为小说，自然应该表现这种错综复杂的“总体性”历程，让历史照亮现实，让现实蕴含历史，让当下预示未来。但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受市场经济和世俗文化的影响，更关注的是眼前、当下，忽略了对历史以至未来的探索，使小说变得轻浮、躁动，失去了小说应有的丰厚和定力。卢卡契指出：“短篇小说抑或是用大型史诗和戏剧的宏伟形式来反映真实的一种先行表现，抑或是在某个时期结束时的一种尾声，一个终点号。”这就是说，短篇小说不仅可以充当反映现实的先驱，亦可担任表现历史的后卫。近年来，短篇小说在书写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回归和突破的趋势，涌现了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标志着短篇小说的一种扩展和进步。

历史小说的出现需要现实事件的触发。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6年是红军长征结束80周年。这些现实的“火花”触动作家走进了中国的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一个时期。二三十年代的民主革命，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发掘不尽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2016年的短篇小说，在这些方面均有可喜开拓。朱山坡《革命者》，写的是二三十年代民主革命时期、一个大户人家的历史变故。这个久远而富裕的银姓家族，在时代的风雨中日渐衰败，主人们纷纷投身革命，有的丢掉了性命。特别是大伯，表面上是一个纨绔子弟，实际上是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借用亲手画的裸体画暗传着信息和命令，折射着那个时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景象。秦岭《寻找》写的是30年代红军长征时期西路军的转战历史。小说以“我”为叙事人物，描述了父亲当年埋葬牺牲的红军连长的曲折经历以及建国后遭受的种种批判和磨难，表现了西部农民为红军、为国家付出的沉重代价，刻画了一个忠贞、坚韧又不乏智慧的父亲秦球球形象，是对被歪曲的西路军历史的重新发现与艺术再现。房伟《中国野人》，写的是40年代抗战时期、一位山东高密农民被日军掳到北海道做苦工，冒险逃出在雪原生活了13年之久，最终重返祖国的传奇故事。这样一篇纪实小说，表现了这位普通农民深厚的思乡爱国感情、坚强的生命意志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不屈抗争，从一个层面折射了中华民族的韧性性格和反抗精神。

中国当代史已走过67年时间，并不遥远的过去成为尘封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辨析经验与教训，校正前行的方向，营构未来的理想，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小说家的职责。2016年的短篇小说，探求的触角伸向了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1960年代中期后的“文革”浩劫。刘玉栋《锅巴》，以从容的笔调，客观的叙事，再现了1958年山东农村大办食堂的全过程。故事以青年农民大春和小白夫妻俩的生活为线索，展现了整个村庄每户人家因吃食堂掀起的一连串波折，深刻表现了政治运动中从上至下的狂热和激进，以及在饥饿灾难中人们的艰难求生和人性中的善良仁义。让人触目惊心，深长思之。“文革”的历史是不可回避的，许多作家把他们的笔墨深入这一题材领域。韩少功《枪手》，篇幅简短，情节集中，以“我”的亲身经历，回溯了“文革”武斗、“我”被流弹打伤而引发的三个同龄人的人生遭遇。造反派夏如海是肇事者，一面表现出一种盲目、狂热，一面又显得侠义、有担当;其妹妹夏小梅，既泼辣、执拗又柔情、坚强;而“我”则是一个逍遥、理智、诚实的中学生，后来成为知青。作家没有多写武斗的过程和细节，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人的行为、性格和人性，写出了特殊年代真实、鲜活的众生相。董立勃《米椒》，同样是少年视角、回忆叙事，展现了偏远的新疆农场，“文革”中发生的一幕荒诞、惨烈的悲剧。十几岁的阿坡、阿强、阿水，是三个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只因阿水的父亲老宋是地主出身而被批斗，三个孩子的友情彻底破碎，分裂成对立的两个阶级，阿水不堪忍受自缢身亡，阿强与老宋斗争被无辜杀害，老宋在自家放火自尽。“文革”中的“阶级论”“成分论”引发了多少人间惨剧，给人们的心灵上造成多少创伤啊!还有叶兆言《江上明月》写尝试文学创作的重重危险，麦家《畜生》写对“阶级敌人”的公审和枪毙，郭雪波《郭尔罗斯和洛水》写五七干校里的“牛鬼蛇神”们在被管制下的劳动情景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发现、反思、批判了“文革”，都对今天有着积极的启迪和警示意义。

4 创造丰盈的“形而上”世界

涉足短篇小说研究多年，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短篇小说中不仅有一个有形的、形象的世界，同时还有一个无形的、精神的世界，而这后一个世界往往决定着一篇作品的成败得失。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仔细品味，无不创造了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形而上世界，才使其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存在着重事不重人、重形不重神、重技不重道的种种倾向，导致了短篇小说形而下世界膨胀，形而上世界薄弱的普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作家不懂得短篇小说中还有形而上世界，或者没有努力去营造那个世界。

关于短篇小说中有形世界的创造，譬如故事、人物、结构、语言等，已有无数的作家、理论家做过广泛、细致的论述。而关于短篇小说中无形世界的营构，譬如感情、理性、审美等，论述却相对较少。而把文本中形而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还未被深入认识的艺术“黑洞”。中外文学家、理论家，对文学中的形而上世界已有过一些精辟的阐述。如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就认为文学作品最高的审美价值是灌注在其中的“形而上学性质”。如中国哲学家庞朴很赞赏卡尔·波普尔的“第三世界”观点，这个世界就是思想的、艺术的世界。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说得更明白：“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这就是说，小说中有形的、物质的世界，与无形的、精神的世界，相互依存、激荡，才构成了小说蓬勃的生命和无穷的魅力。形而上世界又是一种独立、有机的存在，是由作品的感性层次、理性层次和神性层次相互作用形成的。它是文本中的形象世界孕育出来的，也是作家的心灵和生命赋予的。

在2016年众多短篇小说中，自然也有一些精品。而精品的标志，就是拥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形而上世界。

短篇小说的感性层面并不难理解，它包括作品独特的形象世界和情感格调等，是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性体验的。短篇小说的理性层面也好理解，但却往往受到作家的排斥和轻视。而凡是有艺术力量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精深、阔大的思想意蕴。譬如王祥夫《六户底》，只写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子，从青年四如到四个精壮后生、又到老村长因喝假酒而死亡的故事。但小说却表现了村民的纯朴和愚昧、生命的欢乐与脆弱、人与庄稼和土地天人合一的情境，其中渗透着作家纵横捭阖的理性感悟与思索。王祥夫并不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但他感悟式的理性支撑着小说的形象世界。叶弥《雪花禅》，描绘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情景。背景是日军兵临城下，大批民众在逃亡，少数爱国者挺身反抗。近景是身居豪门、崇尚自由的文人何文涧，却陷入了“我要活，何其难”的困境中。作家在创造艺术意境的同时，倾注了深沉的理性思考，揭示了战争的恐怖与残酷，审视了文人对现世的留恋和懦弱的天性，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中颤栗的人性，从而批判了日本侵华战争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

短篇小说的神性层面也可称之为审美层面。所谓神性，是指小说中的精神气象、艺术风格、审美意蕴等，是作品中的至高化境。譬如刘鹏艳《月城春》，作家用温润、灵动的画笔，描绘了一幅淡雅、斑驳的底层社会风俗画：南方小城边，老旧的棚户区，开着一家家水果店、理发店、修车铺，住着普通市民、打工者、小乞丐…… 虽然贫穷、散乱，但民性纯朴、人际和睦，高高的望月桥上常常传出咿呀的胡琴声，矮矮的小平房里不时响起琅琅的背诵英语单词声。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作家精心刻画了两个动人的小乞丐形象。老盲安静、整洁、真诚、自尊，心里暗恋着李婶家的高中女儿小妹，用美妙的胡琴声换取微薄的生活费用，过得自足而快乐;跛子虽然有点莽撞、流气，但面对理发妹被欺辱时，挺身而出，手刃恶人，一身侠义和正气。把底层社会写得这样质朴、温暖，把小乞丐的形象写得如此亲切、美好，就在作家创造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妙境。此外，王甜《雾里行军》写后人对抗战时期一支失踪队伍的苦心寻踪，王萌萌《熊迹与莲花》写藏北牧民与野熊的对峙与放生，都写得情景交融、意蕴丰沛，具有特别的审美意味。

内容寻求形式，形式塑造内容。短篇小说要创造独辟蹊径的形而上世界，还要创新叙事形式和表现方法。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在这方面的精心求索。譬如吴昕孺《去武汉》运用儿童叙事方式，其语调、想象、构思等，绘声绘色，充满童趣;譬如残雪《与人为邻》以喜鹊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类，作家对人类自身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是一篇地道的中国式现代派小说;譬如方方《天蓝》写灵魂附体、母女重逢，匠心独运地使用了荒诞派写法，把母爱主题表现得动人心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