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中国作家还是要追求中国气派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郑薛飞腾 时间:2017-03-09 【字体:

在微博上,曾有人调侃:“有些冷门作家的作品很好看,比如有个赵本夫。”确实,提起赵本夫的名字,大多数读者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但提起《天下无贼》则会有很多人惊慨一声“噢”!

3月4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读者见面会在上海书城举行,作家赵本夫便携十年磨砺的新作《天漏邑》与读者进行交流。

这位因影视剧而名声大噪的“冷门”作家怎么看自己的《天下无贼》?赵本夫承认,《天下无贼》是改编得比较成功的电影,但是他也曾说过:“小说是我的,电影是冯小刚的。”他觉得,《天下无贼》还不是他最好的小说。

至于新作,赵本夫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充满谜的村子——天漏邑。从这个叫天漏邑的村子里,走出了两位抗日英雄,也是双双成谜。《天漏邑》着眼抗战,赵本夫在其中塑造出了一种“非典型”抗日英雄。如何“非典型”?他对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怎么看?澎湃新闻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赵本夫展开一次对谈。

赵本夫

澎湃新闻:您的《天下无贼》因为改编成影视剧名声大噪,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会不会也想往影视剧的方向靠近,让作品更容易被改编?

赵本夫:绝对不会。一个作家如果为影视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写作,像我这本新书《天漏邑》要改编成影视剧就很难,因为里面触及一些比较深邃的话题,在影视表现方面比较困难。因为这部作品尽管有抗战的内容在里面——现在抗战剧也已经做得很多了,但小说里,比如有一些“非典型英雄”影视剧就很难处理。

戏剧剧本本身是有套路、模式的,看电影、电视,如果两三分钟没一个高潮,观众就不看了。但文学小说不是这样的写法,小说最忌讳的就是套路,古人讲“文无定法”,文章写到“化境”时是没有法则的,是随心所欲地写。我写小说,从来没有列提纲,写长篇小说也没有提纲。有的作家确实会遵循一套模式,从故事情节到人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好像填空一样填起来,我记得过去有一部小说《保卫延安》就是这样的作品,今天还有作家是这么写的,但我觉得填空式的东西是僵的。一是缺少才情,二是缺乏丰厚积累,三是作品写出来了然无趣。我自己喜欢即兴式写作,作品中很多人物对话、情节、做事,我一分钟前都还不知道,写到那就自然出来。

澎湃新闻:关于《天下无贼》,您说过“小说是我的,电影是冯小刚的”,您觉得他的改编违背了您作品的原意吗?您还喜欢跟影视剧合作吗?

赵本夫:应该说《天下无贼》是属于改编比较成功的一部电影。首先他没有脱离小说本来的价值取向,对美、对善意的呼唤没有改变。中间他增加一些电影元素,包括玩各种手法、斗智,小说不可能表现那么多。但它毕竟跟小说还是不一样,电影中最后王薄死了,我小说里最后没死,而是被警察一路跟踪。大的结局其实还是雷同的,但是电影中的视觉诉求,肯定希望更强烈刺激,小说会比较从容、有回味的余地、相对冷静一点。电影比较血腥一点、刺激一点,结局的大体走向是一样的。

影视改编这件事顺其自然,坦率地讲,如果有人愿意改,而且他确实有能力、有实力改,我不反对。但我绝对不会为了影视,就把小说往影视方面写,这样会伤害文学作品。对我来说,我主要就是写小说,需要忠于一些自己的东西。一部好的小说一定要有宗教感,就是对一种东西的执著、追求。这也是我看中国文化里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文化几千年延续至今,其实不仅靠聪明,在某种意义上还靠蠢笨,比如像中国历史上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都是傻瓜的意识,但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有容忍任何苦难的承受力。

电影《天下无贼》海报

澎湃新闻:从您1980年代获得大奖的《卖驴》到今年新出的《天漏邑》,您觉得《天下无贼》在您的一系列作品中处于什么地位?您觉得一部“好”小说要满足哪些标准?

赵本夫:《天下无贼》算不错的小说,实际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但我觉得还不是我最好的小说。“好”的小说主要考虑文学层面的深度和容量。我写小说一直有几个追求,一是希望小说好读。平时我们作家自己读小说,没一个小说是沉重的或者读不懂的,读了半天云迷雾罩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要好读,读者随便翻开一页就能读下去。

第二个希望它耐读,要有更丰富的层面,不同读者从中能读到不同的东西,比如普通的读者、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读小说,他们觉得热闹、好玩,这是一个层面;如果专家学者读,又能读到不同层面。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跟最初的设想会偏离,最后写出来什么作品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所以要有不同的解读,要读者共同参与小说的创作。像《红楼梦》一样,大家都看得懂,但谁又把它真读懂了?于是有了红学。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红学,红学家会读到更深的层面,不断地解读它。如果一个作品最后没有解读的空间,只是很热闹,但在热闹之后,对人的灵魂、精神没有击打力,那么这部作品是很浅薄的。

第三个,我一直很想追求写出中国气派的东西,这个作品要具有唯一性。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文学在“左”的路线里,大家都是高大上,人性、生活的复杂与耐人寻味没法写。现在有很多人写个人隐私与情感,这其实是社会、文学的进步。但作为我这一代作家来讲,很少去谈个人化写作,还是比较关注社会性话题,因为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和世界很多优秀作品译入中国,大家都读,也受到很多启发,也汲取了营养,但是像1990年代很多文学思潮,那是一个不成熟的年代,大家都在模仿学习,模仿之后,大家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是什么样?作为一个数千年文明古国,积淀丰厚的国家,中国作家最终还是要写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现在如果写出一部作品,你能从中看出一个西方或者世界上一部名著的影子,在我看来是他的一种失败,那说明你还在模仿。文学的背后是哲学,东方的哲学思想总体是朦胧、浑沌的,西方是清晰分辨的,就像西画一样,而中国画和它很不一样。所以中国文学应该在汲取世界文学营养、开拓视野的基础上,追求作品的唯一性。

为读者签售

澎湃新闻:这本新书《天漏邑》,您为何会想到这个题材?

赵本夫:小说的形成最难说,有时候可能受多种触动。这部小说从我缘起构思到开始写大概隔了七八年,真正写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前后十年,有很多触动。比如里面提到县长叛变问题,我有一位亲戚,她参加地下党,被日本人抓到,受尽酷刑,但是她没叛变。我问过她,你真的疼得受得住?你真不怕?她说哪个不怕?怕!她说真一上刑我就火了,因为我这位亲戚脾气很暴躁,很强的一个女人,跟我母亲是好友,叫她五嫂子,我母亲说她嫁过来以后两个人整天打架,因为脾气都不好,她就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五嫂子说:真给我上刑,我就火了,奶奶的,你们真打我,我就不招。所以她能一直坚持下来。像叛徒这件事,我过去看文学作品《红岩》,有想到这个话题,现实生活中有时候看报道说歹徒行凶,很多人围观却没人出援手,于是我们很愤怒,质问为什么不帮他。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会不会出手?面对凶残、死亡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出手?这对每个人都是考验,也是一个触动点。

再有就是我写这部小说另外一个原因是祖上是浙江衢州,其实是南宋王朝的赵姓后裔,南宋灭亡时,小皇帝南逃,最后被元兵追赶、跳海。我的先人走了一步险棋,带着族人对着元兵跑,元兵从北往南追,他就往北去。他想如果撞上会被杀掉,如果钻过去就安全了,所以当时跑到山东长清县,一直到了明代万历年才迁徙到了徐州丰县。在这个地方,许多村庄随便一问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有很多朝代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最杰出的人才,但是政权最后没有维持住,为什么一个村庄、普通的自然村落,却能一代代繁衍生息,平静地度过千年。这些都触动了我的写作。

新作《天漏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澎湃新闻:能具体谈谈小说中您塑造的“非典型英雄”吗?

赵本夫: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写到叛徒,从《红岩》开始有很多有名的叛徒,但我觉得过去写叛徒基本上都是脸谱化,要么因为政治信仰问题,要么人品、人格问题,就是个小人,太脸谱化。我觉得这不太符合人性的真实,所以想还原一个叛徒,他叛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酷刑下疼得受不了,但是他也不认为叛变是对的,自己也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但他就是疼得受不了,所以出卖了战友。他其实更恨日本人,也会去报复日本人,为什么?因为他遭罪了。我要探索人性当中脆弱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精神和肉体究竟有多大能力。这个叛徒人物,我认为可能是个突破。

澎湃新闻:许多评论家与学者将您的作品放在“江苏文坛”、“江苏文脉”中考量,认为您在其中算是“异数”,在您自己看来,您在江苏文坛处于什么地位?

赵本夫:我在江苏作家里属于另类,因为江苏文化给外界的观感就是江南文化,细腻、绵软,但是江苏文化有两块,我家是徐州丰县,那里是汉文化,与江南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的风格比较粗犷、霸气一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重要,因为这片土地传承下来的民风、教养、性格对一个人成长有很大影响。徐州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从春秋战国、三国一直到淮海大战都是战场,那和苏州地区传统的丰衣足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安宁的生活就十分不同。苏南老百姓在一起谈天的时候,会坐在门前竹椅上摇摇晃晃地谈金戒指、谈耳坠子,但北方老百姓哪怕是农村的,都很关心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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