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中国”独特的价值内涵才能更充分也更直接地被意识到。实际上，晚近以来，正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这是中国当下文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文学与中国”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论题，在我看来也相当精准地抓住了当下文学发展的核心关切。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一个多世纪当中，我们曾在民众启蒙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国民性”的论题，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中华民族”的论题，在文化普及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和大众”的论题，在革命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和阶级”的论题，在文明接轨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世界”的论题。所有这些论题在它们各自的阶段都有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历史意义，但是在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能够将过去的这些论题都加以对象化思考的、崭新的历史时刻，立足“中国”、深刻理解“中国性”，正是这一时刻的最大特征。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奋起抵抗、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段历史的很多时刻，我们抵抗的对象也往往同时就是我们试图模仿和接轨的对象，这导致奋力抗争的同时又带来了对于中国自身价值的压抑和否定，我们努力变得更像别人而非更像自己。在哲学上，可以说是从一个外在的普遍性出发来审视中国，在思想的深处视中国为一个停留在特殊性阶段的客体。这种自我贬抑的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的物质性现实所决定的，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动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那就是正面地、以我为主地来看待“中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深厚的实践内容和理论表达，不只是回答别人给我们所导致的难题，而是要自己设置议题。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文学与中国”的论题恰逢其时。论述文学和中国的关系，首先就意味着要在文学中来讲好“中国故事”，很多评论家很早就论述过这一点。如李云雷说过的：“讲述‘中国故事’，就是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以此为出发点，我们还可以说，“文学与中国”不仅意味着将文学的对象瞄准在人口、疆域、民族构成等等意义上的实体化的“中国”，而且也需要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在主体意识上立足“中国”，以“中国意识”和“中国视野”来展开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体性地以“中国意识”来写作和研究，意味着将“中国”化成一个包含崭新价值维度的理论概念。鲁迅1927年在评论陶元庆画作的时候指出文艺作品中应当有“中国向来的魂灵”，毛泽东1938年强调文艺作品应该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是在一个新价值的维度上来理论性地把握“中国”。要理论性地把握“中国”，不能只是停留在对于“中国”的同义反复之上，而要深入阐发“中国”的价值内涵。在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力图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去发掘“中国”的价值内涵，比如章太炎从魏晋宋齐梁五朝的法律中总结的“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的传统，吕思勉、蒙文通从前秦和汉代的历史中所总结出的“大同”传统，都是明证。在文学上，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推重、周作人从明末小品文的角度对于新文化源流的阐发也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内部所包含的新价值的发掘。

在欧风美雨长期的侵蚀之下，要正面但又不是复古性地阐发“中国”的价值内涵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上述先行者的努力自然应该予以自觉地继承，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接续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置身于变动的中国现实内部，忠于现实，以惊异的眼神去体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每一细微的变化。这要求作家要有一种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的自觉意识，打破所有外在的既定的教条性话语，紧贴在中国的地面上，去写出中国大地的每一次律动。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是一个需要“中国”焕发出新的价值内涵，但这一价值内涵还未定型的历史阶段。旧的由外部所赋予的普遍性还没有完全退场，以“中国”为表征的新的价值也同时是新的普遍性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价值观正处在一种冲突、缠斗的状态之中。在文学写作上，个体性视角、启蒙视角、阶级动员视角、革命视角、文明论视角等等都显示出其在把握新的现实变动上的局限性。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内部性地体察中国的现实脉动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要求。从现实内部来体察现实，意味着把所有原来既定的视角都相对化、语境化。

除了主体性地彰显“中国”的价值内涵，在“中国”这一宏大领域中来书写作为整体的“中国”的现实之外，“文学与中国”这一课题在今天还意味着一种以“中国”为单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参与意识。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说法，他以乾隆末期以来的中国为“世界之中国”。我想说，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的特征在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显示出来，“一带一路”和“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提法正表现了这一点。和梁启超时代的中西交涉竞争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参与更广泛深入，也更从容主动，作家们对于这种参与的感受和由主动参与而带来的世界视野的拓展也应有相当的敏感和书写意识。正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中国”独特的价值内涵才能更充分也更直接地被意识到。实际上，晚近以来，正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这是中国当下文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