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完整地写一篇描写钱先生的文章，总觉得无从下手，总是怕在文辞表达不当处冒犯了这位前辈学者，便只是在散文随笔中略略地勾勒几笔他在生活中的行状与面影，即便如此，那片言只语的素描也有人喜欢，我想，读者诸君肯定不是喜欢我的文字，而是十分喜爱和欣赏钱先生“这一个”有着独特性格的人，他率真的未泯童心正是这个人人戴着人格面具时代难以打捞的人性中本质化的精髓，这也许就是钱先生长寿的秘诀。

华东师大中文系为纪念钱先生百岁寿辰，已经是第三次敦促我写点文字了，非我不想写，而是不敢写，照理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追随先生编写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每一次聚会都是一次人生的大课，华东师大另一位大钱先生四岁的徐中玉先生，也是我编写《大学语文》教材的引领者，而他们俩恰恰都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的校友，我们又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许多教师都是至交的朋友，钱先生的许多弟子也与我过从甚密，尤其是他的开门博士吴俊现在又是我的同事，于情于理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为钱先生的百岁寿辰献上一份祝福，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我最尊敬的前辈学者，生怕自己有半点文笔上的差池而亵渎了钱先生的伟岸形象，因为我也是一个放浪形骸的写者，而我最想写的就是钱先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那才是人性最真切的一面。

其实，想写钱先生的生活行状已经构思了很久很久，缘由就是钱先生的学问早已是被历史所定格了，自不必多说。而能够把钱先生的性格和内心描写得令人信服而有趣的文章还不多。显然，让我这个“半吊子文人”来描摹一个多面体、立体化的大师级人物，肯定是笔力不逮的，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那时，作为一个初中生，在轰轰烈烈批判各种各样的“反动言论”的时候，我们是影影绰绰地知道上海的巴金和钱谷融的人性论是在批判之列的，理由很简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爱与恨皆由阶级斗争所致。直到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才在“文学理论”课上读到了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的长文，针对这个文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用先生在1957年的话来说：“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

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高尔基正是在大量地阅读了过去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广泛地吸收了过去的哲人们、文学大师们关于文学的意见后，才能以这样明确简括的语句，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特点的。”这在那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能够有这样的洞见，已经是不容易了，何况这个常识至今尚有用。钱先生说自己这辈子没有说过后悔的话，则是因为这个话是真理，同时也反证了钱先生追求真理执着的性格。那么，我们如何用这样的一把总钥匙打开钱先生的心灵之窗呢?

其实，一个学者一生当中只要有一个论点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且历经时间的考验而经久不衰，他就是一个有学术贡献的人，钱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学者。

我觉得更值得书写的是钱先生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仅仅用热爱生活来概括先生的一生，恐怕过于肤浅了，他应该是那种洞穿人世的仁者，也是那种用物质生活去丰富自己内心与灵魂的大智者。唯有此，我们才能从中找到钱先生对“人学”的最好阐释。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这是在陈眉公辑录《小窗幽记》中记录明人洪应明的对联，而洪应明则是《菜根谭》的作者。以此来形容钱先生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自反右斗争以后，先生沉寂了，投身于世俗生活之中，将变幻莫测的政治文化生活置于脑后，这一段生活的记录，我尚未见到文字记载，我不知道钱先生有无日记的记录，倘若有，当是有着活化石意义的史料。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我才在一次次的会议上与景仰已久的钱先生交往，一开始我就被他率真坦荡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原来以为是一脸严肃的学者形象，立马变成了一个鲜活有趣的可爱人物。他头上永远戴着的那顶贝雷帽几乎成为钱先生形象不可或缺的性格象征。活泼、开朗、率性、真诚，而唯独没有的是机心，因为钱先生是一个无机事的人。

那一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通稿会议上，大家在宜兴常住几日，我们就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接触，我们一干年轻人往往在背后调侃揶揄诸位老先生们，尤其是钱先生，包括他的学生，都是把先生的行状与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

我们去阳羡茶厂品茶，大家尽管称赞茶好，但没有一人像钱先生那样认真去品茶的，茶过三巡，大家都开始换盏重续，直喝得肚皮胀大，约莫勾留了一个多钟头，便都起身欲回宾馆，而偏偏是钱先生余兴未了，只见他稳如泰山地坐在藤椅上就是不起，不紧不慢道：你们先回吧，我还要再吃两浇。无奈之下，大家也就只能重新落座陪饮。此番喝茶，足见钱先生对茶的钟情，对饮的认真，现在回想起来，这更是先生对生活一丝不苟的态度。

更有趣的是钱先生在宴席上天真烂漫的行状，让我们事后模仿得前仰后合，让无知的我们只看见了人生皮相的一面，却没有体味到人性的“真知味”。那日，宴席上倒是上了几道高档的菜肴，比如一大盘扇贝端上来，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和金钦俊先生说，这么大的扇贝在广州得一百多元一盘，要知道当时我们的月工资至多也不过如此，说时迟那时快，钱先生端起了盘子一边往自己碗里拨，一面说：这个我喜欢。稍倾，又有清炒大虾仁上桌，先生仍然此法炮制。后来又有螃蟹造型的大紫砂器皿端上来，竟满是蟹黄和蟹肉的蟹粉豆腐，先生再三复之。我们交头接耳，低声附耳传之：他老先生喜欢，我们就不喜欢了吗?

这顿饭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先生的率真与童趣，如今那一干年轻人也都是老人了，可是每每相聚，仍然念念不忘当年的这场宴席，虽然宴席无酒，但是先生的风趣让我们醉了大半辈子!

如果钱先生是一个擅饮者，也许就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无数有趣的故事，可惜他不喝酒，至多就是抿一小口而已，或者是一点点红酒。我没有问过先生的饮酒史，究竟是不能饮，还是戒过酒?不得而知。也许亦如明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所言：“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无一人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而天下竟为昏迷不醒之天下矣，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酲，集醒第一。”我总以为先生是与酒交友者，猜度先生一生当中可能有过痛饮史，因为酒也是能够体现人的真性情的尤物，当然，倘若先生讨厌如刘伶解酲那样无行者也就罢了，似乎先生少饮和不饮，让他的性格中缺少了一点灿烂的色彩。然而，有人一直把先生比作菩萨，我想，也许是佛家思想的参透人生更让先生动心：“酒能乱性，佛家戒之;酒能养气，仙家饮之。余于无酒时学佛，有酒时学仙。”(《小窗幽记》)先生大约是想永远做一个集醒者吧，有酒无酒心中都有一个佛，那个佛就是大写的“人性”!他养的是深藏不露的浩然之气。

前年看到有记者采访钱先生，最后仍然回到他的饮食上，先生说他最爱吃澳龙，因为价格太贵，不得已求其次，才是三文鱼。这立马让我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一幕幕生动的场景。先生尚能鱼虾否，这是先生健康的标志。

去年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早晨一进大餐厅，一眼就认出了那顶夺目的贝雷帽，立刻上前请安，先生仍然一字一顿地突出两个字：丁、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让我动容，我们就在餐桌前合影。

先生百岁寿辰，总要献上几句祝福的话，我却仍然想用陈继儒的文句来概括先生百年人生，唯有此，先生才能将自己的生命延续到永远。

“澹泊之守，须从秾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

因为先生用了一百年的时间试勘了“人学”的风云，今后的白云苍狗早已被先生勘破。

2017年7月4日于仙林大学城依云溪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