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断裂社会里，一整个阶层被迫成为漂泊者

2017年12月18日，由单向空间、单读、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正式拉开序幕。六位当代创作者梁鸿、张定浩、李霄峰、陈楸帆、淡豹、戴潍娜，以“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为题进行主题演讲。本次演讲在北京Meepark798站举办。凤凰文化全程直播。

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的主题是“一代人正在到来”，本场演讲率先回应了这个主题，并从“青春”的角度，回顾这一代创作者的个人史，以及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大家的演讲都关切到新技术时代、影像文化的到来，是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在高度流动的时代潮流中，“文学”、“电影”、“乡村”、“女性”等固定的概念，是如何生发出新的意义。

梁鸿的演讲主题为《断裂时代的“痛”与“爱”》，她希望厘清演讲标题中“一代人”的概念，因为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都本应被包纳在“一代人”的叙述当中。但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断裂的社会，其最大特点是“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只关注到自身，那么，她认为这只是“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就不是“真正的痛与爱”。

以下为梁鸿的演讲实录：

当说到“一代人”这个词语时，你心中的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早在多年前曾经说过，我们身处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断裂”不单是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层面上，也包括我们的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

2015年，我失去了我的父亲。天地变了。突然空旷了。万物萧瑟而且遥远，我无法找到与它们的联接点。这样一个人，如此亲密，如此纠缠，但他永远躺在黑暗里了。我想为父亲做点什么，我想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点什么，因为在一天天的痛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很多痛都来自于我们的父辈，然而，我们并不真的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时代及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而不了解他们，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无法了解我们是在怎样的河流里成长。于是，花了两年时间，我写了《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颂、赞美父亲，而是想写出一个人，一个在生活最低处却试图发光的人，他的可笑、荒诞背后交织着时代的痕迹和作为一个人的倔强挣扎。

其实，在这之前，我曾经花五年时间游走在梁庄及与梁庄有关的乡村和城市，最终写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我至今还记得在完成《出梁庄记》之后我的悲伤。我非常沮丧，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笼罩，还有无法去除的虚伪之感：你从梁庄获取资源和声名，而不能为它带来任何改变。以真实之名，抵达生活，最终却仍然远离。你和梁庄，仍然没有真切的关系。

是的，我和梁庄，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到今天还不能确定。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梁庄里的故事。

2011年，我到青岛采访我的堂叔一家，我在青岛呆了八九天时间，每天和我的堂婶睡一张床，她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一动不动，呼吸平稳，我觉得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我就说，婶子，我们聊会儿天吧。她第一句话就是：自从宝儿死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宝儿是谁?是她的大儿子。他在家跟着奶奶生活，2001年夏天，在河里淹死了。我在《中国在梁庄》中写了这个故事。去青岛的那几天，我一直没有提宝儿，我们都没提，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张开而出，就好像就在她嘴边，她一直等人来问，她一直想诉说，但没有人问她。

我和我的堂婶之间，有关联，又没有关联。有关联，是因为我们同是梁庄人。没有关联，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不同。如果不是我写梁庄，如果不是我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真的不认识她。我们有否想到，我的堂婶，其实，和坐在下面的大多数人都是同一代人?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还是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她和我们，是同一代人。

前几天和一个记者聊天，他1992年出生，他说他和他周边的朋友们聊天，感觉农村离他们很远，也因此不太会关注这样的书写和这样的生活。当时，我本能地回答，我们是一个有八亿农民的国度啊，即使到了今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户口仍有将近六亿人。我突然意识到，在他的社交圈里，已经几乎没有农村出来的，尤其是贫穷地区农村出来的孩子。那些孩子们很少能考上好的大学从事好的职业，他们没有上升通道，因此，也无法成为城市的中等阶层，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看似乡村今天也拥有了手机，能够迅速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资讯，甚至拥有了快手这样表达自己的平台，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世界来到了他们面前，而他们却并没有站在世界面前。阶层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那些农村出生的90后年轻人，也没有能够成为那位90后记者的同代人。

为什么?

再重新回到2012年。我为什么痛哭?不是因为你书写了别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背负这一生活，而是因为，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我面对的是如此真切的遗忘。那广阔而又艰辛的生活，那坚韧而又痛苦的劳动，每一个人就在我们时代的内部，可所有人遗忘了他们。断裂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是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她的爱和倾诉也被作为一个农民工问题衍生出的问题而对待，无法拥有独立的价值。

就像梁光正，这里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他一直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我想，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穿白衬衫的隐秘心理。在他内心深处，他希望把自己纳入到一个更宽广的存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他的种种荒诞与可悲可笑。

当我们站在这里，诉说我们的痛与爱时，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它几乎成为一种权力，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拥有话语权就是拥有权力。我们没有把我堂婶的痛与爱也放进去，没有把梁光正的痛与爱放进去，我们的灯光如此明亮灿烂，我们的语言如此华美高雅，而我的堂婶，住在一座散发着发霉味道的老旧房屋里，日复一日做着单调的工作。她的语言粗糙俗气。她说她的儿子要死了，她看见黑压压的蚊子落满蚊帐，她说火车上人太多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像抱着一个珍宝，她害怕再次失去。

这样来讲，并不是说一定要心怀内疚，连自己生活中的愉悦、舒适都不能享有。不是这样。每个人有权力拥有个人的幸福，有权力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这些毫无问题。我只是想说，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要有所意识。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高低和优劣。在我们的文化内部，生命本身并不被认为有多大价值，你的价值被依附在你成功与否你挣钱多少上。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这一观念里面包含一个冷的内核，即我们对人、对人自身是冷漠的。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非常大的负面的因子，也是我们很多大的行动的依据。更进一步来讲，为什么一个农民，一个收垃圾的，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过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它被分了三六九等，并依此进行相应的管理。在这样一种文化思维和政治思维下，每个人都面临着被分门别类、高低优劣的危险。换句话说，我们的“小确幸”并非就是确定的，它被包裹在整个社会形式之中，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动，也面临着随时被拿走的危险。

实际上，“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人们不能漠视他的存在。”“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不应该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会价值”，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一个流浪汉，或者是一个痴呆的人，都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力和价值。

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场域，面临着共同的失去，承受着同样的压力，但是，却相互遗忘。这才是最为深切的痛与爱。我们是如此担心失去，因为失去太容易。失去的范围太过宽阔，再高超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出边界，你连房间里的物品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收拾，你连基本的居住仅都不能获得，一场大火所产生的结果不是更细致的检察，却是一刀切的大规模的驱逐。因为，生命本身不被尊重。

作为青年，作为正处在生命最强健时期的一位生活者，你该如何面对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和表述里面发现漏洞，这是我们现在最为迫切的任务。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这句话，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不是真正的痛与爱。

我的堂婶，她叫朱桂丽，今年43岁，她已经回到梁庄老家，她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她的痛也应该是我们的痛之一，她的爱也应该是我们的爱之一。愿我们每个人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