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这样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中来理解和认识，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立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和中国形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此意义上说，习近平文艺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品格将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或者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最重要的精神底色。

一是问题导向的时代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必须面对的根本矛盾和挑战以及由此引起的重大问题、重大关切，这些重大问题和关切不仅仅是对个人的牵引，同时它也要求一种学说与思想实现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理论表述，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习近平文艺思想就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性质、方向、价值、功能和发展路径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最大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种判断充分肯定了人作为人的全面需求，成为全面人的多样性复杂性需求，其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对于新时代现实根本问题的如此概括，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往对人的理解、对人的需要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它既是面向现实的，更是面向未来的。

这样的新时代矛盾与根本问题吁求当代文艺及其理论的使命担当，文艺不但要讴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面向未来探索美好生活的可能，还要批判任何不合理不应然的现实之弊，以未来之光烛照现实。人民的美好生活不会自然到来，需要艰辛的付出、勇敢的创造方能获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需要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需要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需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为此，文学艺术家必须“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真正反映生活本质，开掘精神意蕴，领悟生命本真。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创新正是孕育在这与时俱进的当代问题意识中，形成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维路径中，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

二是主体自觉的中国性。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诞生于伟大的事业。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在中国走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没有经验，世界没有先例，“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所以，几十年来，当“中国奇迹”发生并一直持续的时候，如何讲述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理论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充满信心地说：“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可以说，历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提出了这样的时代需求，这里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中国道路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从而形成“后西方时代”的中国话语、中国文艺与文化。习近平文艺思想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其理论关键词是“中国”，以我为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熔铸古今中外优秀思想而自出机杼。

没有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理论自信。从总体上看，近四十年，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纷至沓来，形成了一段并不对称的中西方文艺理论的交往史和交流史，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与“存在”影响与策动着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这些进入中国当代语境的西方文艺理论，“既是带有殖民色彩的西方话语，也是中国人用以抵抗其殖民因素的话语”(刘禾语)。但反观这些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毋庸讳言的是，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我们很难有一种从容平等的心态来对话，因此今天中国文艺理论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论、范畴体系、理论形态、学理规范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主导范式，中国文艺理论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并没有根本上解决“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问题，甚至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中国的艺术文本变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注脚本”。当我们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学术依据来观照现实生活，进行审美活动，表达文艺思想，构造文艺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反思、阐释中国古典和现代文艺思想的时候，还是在把“西方文艺”“西方文艺理论”作为“世界文艺”“世界文艺理论”来看待。换言之，我们缺乏必要的清醒的“中国意识”。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伟大的现实实践，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结好新时代中国经验，才会出现理论界一直企盼的“输出东方”的可能图景。

三是全人类格局中的世界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各民族交往和联系的加深以及民族片面性的日益消失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世界文学”来临的现实基础与可能。同时，马克思认为，以资产阶级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形式是“虚假的共同体”或者说是“冒充的共同体”。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语)。此言虽略显夸张，但是，人类今天的命运确乎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指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之间，也是指每一个地球村村民之间。当今世界呼唤“真实的共同体”的出现，共同面对人类、每个民族、同时也是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遭遇的威胁与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里，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有自己的使命，需要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的可能性。历史地看，今天讨论这种文学、文化的世界性，自然不能再被限定在源发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也非拘囿于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方中心主义”的新世界，而是在全人类格局中，旨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性。

当代世界，中国文艺理论创新不足，影响不大，更难说有什么话语权、主导权，固然与中国长时期的并不太高的国际地位有关，与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魅力和吸引力不足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当代的中国文艺实践及其发展模式总体而言是基于西方现代性文艺发展的路径，并由此在创作和欣赏两方面都形成了相应的审美心理、情感结构。单就一些具体创作实践而言，很可能某些中国当代文艺创作早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当代乃至更早的现代性艺术水平，但是正如宋代诗歌无论怎样完美，也注定无法超越盛唐诗歌艺术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中国现代性文艺实践如果走不出西方现代性的世界，难以走自己的路，中国文艺理论也就难以获得创新性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因此，中国当代文艺创作“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瞩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如果要创作这种世界性的、人类性的文艺作品，自然需要作家艺术家有这样的全人类性的视野、情怀、胸襟、格局和追求。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谈得上形成面向世界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艺理论。

四是人民主体的价值指向性。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人民文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价值维度，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根本方向。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不但掷地有声地重申：“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而且，他更是突出强调，人民的文艺就是既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也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作为文艺的价值评判的主体。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最鲜明的价值色彩，也是其区别于那些标榜“去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话语最显著的理论特质。

新时期以来文艺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及其变体“泛意识形态化”，成为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这股思潮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或以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方式出现，或以普遍人性论的方式出现，或以生命意识论方式出现，或以形式中心论的方式出现，不一而足，这里大谈人、人性、主体、心理、生命、无意识、形式、结构、符号、程序，置换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话语范畴，人民、劳动、阶级、党性、现实、倾向性、意识形态等等都成为有意无意规避的对象，即使偶尔出现，也成为被掏空内涵的漂浮的能指。当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越来越远离人民这个价值指向的时候，也就是文艺理论越来越失去中国性、当代性的时候，以至于近些年有学者不得不重新提出“新人民文艺”“人民美学”。人民性的价值指向应是当代中国文艺、中国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灵魂和精神内核。当然，如何深刻理解人民的内涵，如何真正实现为人民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构建，切实彰显文艺的人民性，这是需要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的实践的，任重道远，但这里大有可为，因为“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文艺理论也才能成为时代文艺健康发展的航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