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坛的种种现象，反映了书坛中人的各种诉求与行为——有让人欣慰的，也有让人觉得应当引导的、调整的。现象纷繁是正常的，没有现象才是不正常的，现象是用来思考的，思考使人走向深刻，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

持守规矩，不离正道

书坛中人的成分比较驳杂，和一些门类不同，书法艺术的公共性特征比较明显，各行各业中对书写有热情的人都可以汇集到书坛中来。这些年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许多作家、演艺界人士、官员、名流都在书写。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书写可以使人记取汉字，知其形、声、义，书写久了，对汉字也就有了切身的体验，通过书写感受传统文人的优雅、斯文之姿、之韵。但是书写和书法截然不同，书写就是把汉字写清楚了，使人知其义而不生错舛，但它与书法相距十万八千里。书法需要体统，需要一套经过刻苦训练而掌握的创作技能，才可能进入审美范畴。如此说，一位再有才华的人，再赫赫有名的人，真想由书写进入书法，都得从头开始，按学书规矩而行，循其规蹈其矩方有前景。那种把书写视为书法的人，也就无视书法的种种规矩和要求，无视书法艺术的外在门槛和内在规定性。如果再以此张扬、鼓吹，也就害处不浅。如果一位名人以书法之美应对社会，能起到传播美感的作用;如果只是涂鸦，又以号称著名书法家流行于世，那就是一种污染和破坏了。如今书坛中人不论何种成分，都以书法家自称，故鱼龙混杂、真赝交集。把自己的书写等同于书法的人多了，书坛中人的身份就很驳杂，对书法艺术也就缺乏敬畏，谁都可以进来闯天下。《三国志》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一个人对于书法艺术的态度，可以看出格调高下，品位雅俗。同时，社会中不少人对书法家的认识也很肤浅，认为书法创作过程迅捷、轻易，并不考量其背后长期付出的艰辛劳动。

文学艺术各门类都有自己的规矩，书法自然不能例外。明人胡应麟认为：“风雅之规，典则居要。”书法生活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私有的，自由的，却是需要提高的。书坛需要建全规矩，规矩是一种约束，也是一杆标尺，用以衡量书坛之人、书坛之事。守规矩应当成为一种习惯，不守规矩理应戒止。对于一个组织，在吸纳新会员，在组织书法展览评审、书法理论研究等活动中，持守规矩就可以更加客观、公正使人信服;作为书法家个人，自觉遵守规矩，自律不辍，也有利于不离正道，行于大道。

抵制抄录带来的文化惰性

我们正处在一个学习的时代，学习对于书坛中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当代书法家的学习现象还是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不足。首先是学习的狭隘，譬如在学技能时，对其它修养的关注程度就不够了。书法艺术只是一个范畴，学习应该进入更为广大的空间，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培养更深远的胸襟。鲁迅曾批评“叮于一处”的学习方法，因为人如此囿守，难免枯落。其次是功利的学习，什么能产生功利学什么。学所谓有用的，弃所谓无用的。功利之学使人偏颇、短视，成为实用主义者，是精神上的唯利是图者。其三是应景的学习。学习可以作为门脸，自诩好学习爱读书已成时髦。清人方东树曾谈到一种伪学习，是学不到真学问的。伪学做为一个面具，应对社会、他人，最终流为浅薄。对于个人来说，能否让书法艺术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精神活动，最终还是倚仗读书积累下的学识。人们在读书中感受思想之美，道理之美，情调之美，修辞之美，原创之美。相比之下，古代书法家的形象是比较丰富饱满的，究其根柢是文化素养在起作用，是一个有文人情怀的人，而不是一个干巴巴的书写艺人。陆游认为：“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很有活力，生机勃勃，风雅鼓荡。书法创作允许不原创，书法家一生可能会反复写某一个内容，或以抄录古人诗文为务，但有文化素养和追求独到的书法家却会追求原创、尝试原创，抵制抄录带来的文化惰性。《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都是原创，原创使人提升，有活力，有一个追求的方向，书法创作就是追求最大的可能性，探索其复杂性，体验其神秘性，倘若蹈袭的惰气萌生，也就使人丧失原创的动力。当然，原创的基础来自大量的阅读、思考，才能得以转换。在这方面，古今书法家的差距也最大——许多的个人书法展览上都是古人诗文的聚合，看不到我手写我文的场景。抄录成了习惯，也就不可能开辟新的审美空间、开拓个人的审美理想。一个当代书法家除了创作，成为技能高超的善书者，他在文、史、哲方面还有哪些学理性的研究?如果是古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不难的，但对于当代书法家来说，除了创作，还是创作，也就不免单调，不免平面，有志向者理应要有超出书法创作之外的文化追求。

书法评论的公信与自信

当代书法评论也是大家觉得十分薄弱的地方，原因是长于颂美短于规过。碍于远近的人际关系，书法评论总于屈已于人、于事，达不到评论的真实。史论研究者众，面对过往的史实、人物、事件，不牵涉世俗趋舍，表达的心态也就大有不同。

清人薛雪曾经论述：“阿私所好，爱而忘丑。如某之与某，或心知，或亲串，必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当代书法评论往往就陷入这种人际关系的牵绊之中，从而不能尽到评论的义务。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认为“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因为评论一媚俗就丧失了它的功能。因此一个评论者也需要贮存一些评论的基本素质。譬如艺术的良知，良知的具备使人从文本出发，面对文本而不是面对人情。人情何其多，面对人情、为情所困也就损伤了良知，笔下必然阿谀奉承之论，一个评论者为情而评，弃文本于不顾，文不符实，也就自损形象，无良知可言。因此把握文本是第一位的，削弱人情给予的扰攘是一种必须。譬如艺术的立场的建立，学衡派曾认为：“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立场是由自己的审美经验、思考确立的，不是浮萍任意东西。立场又是独立的，不因人、因事俯仰无定，而是一以贯之，并随着逐渐的提升，使立场更为完善。譬如在评论能力的掌握上，要注意评论不是谩骂，要有学理支持，能力需要培养、储存，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评论的独立、独到，更能揭示其深刻内涵。譬如评论语言的运用，再精密的思考和认识，最终都倚仗语言来体现，语言的能力如何，关系到能否评说清楚，因此语言的力度、温度，语言的美感都很值得期待，许多评论语言的苍白、浮华、失度、晦涩、粗糙、混沌，都使评论主张大打折扣。古代文人是赞美并践行风雅精神的，关注时下的现状，有明确地介入意识和主体性精神，使书法评论建立公信与自信，其中就含纳了思想、知识的增量，因此每一次的评论，也是评论者对自己精神世界和专业力量的勘探和考量。遗憾的是当代书坛的评论队伍难言强大，评论人才依然不足。

书坛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场，四时异景，万卉殊态，或吟咏规范，或不守畦町，有各自的生长态。但是，只有自觉遵守书法艺术规律，规延风雅，去除芜杂，不断提高个人精神生活的质量，才可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书法艺术事业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