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我在敦煌讲壁画”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首期营选拔工作完成，十位幸运儿经过全方位培训，将用全新的身份——“洞窟解讲员”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传播敦煌之美。

3月30日，“我在敦煌讲壁画”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首期营新闻发布会及出征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旭东，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顾峰共同为十位敦煌文化守望者加油助威，开启他们的敦煌圆梦之旅。

该公益项目自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各行各业热心人士的申请，他们中间有商界成功人士、新锐设计师、媒体从业人员、策展人、教师、学生等。申请者经过“文博从业人员专项打分”、“研究院专家组评审”以及“网络人气声援”的重重筛选后最终确定。这次入选的十位守望者中，年纪最大的56岁，年纪最小的25岁。

守望者之一顾健已在上海博物馆志愿服务八年，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入选后她心潮澎拜，“能去敦煌讲壁画实属三生有幸，我希望能够做好桥梁，联结敦煌与热爱敦煌的那些人”。

“我守护着的敦煌，欢迎你们来守望。”“敦煌女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也特意赶来上海为守望者践行。同为守望者，樊锦诗在现场深情寄语十位幸运儿，“世界上只有一个敦煌，我代表敦煌欢迎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了解敦 煌的基础上，向外多多播撒种子，把敦煌文化带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但樊锦诗也不忘提醒10位志愿者，要在三个方面做好不适应敦煌生活的心理准备。“首先敦煌非常干燥，湿度有的时候只有百分之十几。再一个是沙尘，最厉害的时候，十来米之内都看不见。第三个就是饮食，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完全习惯，当地人吃得辣。我想说，你们要做好生活上不太适应的思想准备。”

尽管已经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基本已经不管具体事物，但虚岁八十的樊锦诗现在大部分时间依然驻守敦煌。尽管八十了，但樊锦诗开玩笑说，“我才79，但马上就要变成八零后了。”她还说，尽管在敦煌待了半个多世纪，她还没有完全适应那里的生活。“我经常打喷嚏，一起床就打喷嚏，他们听到我的喷嚏就知道要起床了，说我的喷嚏是起床号。一回到上海，就好多了。”

对于许多热心民众来说，敦煌还能保存多少年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樊锦诗说：“那就不好说了，我们现在尽量用数字技术保存，然后用科技手段修复它，如果科技用得好，寿命会延长。如果用得不好，那修复可能反而是破坏，但你要不修就更坏。”

至于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敦煌到底能维持多少年，樊锦诗心里也没有答案。“谁知道啊，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人去，招了那么多人硕士博士，就是为了尽量想办法让它保存得久一点。”

在以前的采访中，樊锦诗向媒体表达，不要总写她，她的故事很简单，多写点敦煌，她称自己只是一个过客。“我是个过客，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活着。但希望莫高窟可以一直在。一个过客一个过客，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当这一段过客就要把它当好。”

敦煌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范泉也参加了发布会，他有过20年在研究院接待处的工作经历，他讲到为什么这次志愿者的主要岗位是讲解员。“从1980年代开始，凡是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接待部，这是个基础。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守护它干什么？你要学别人教给你的知识，通过讲解，你自己再查缺补漏。比如游客问你，为什么壁画会变色，你不知道，那你就会想，我要去学。通过这样的方式，所有在敦煌待过的人更加了解敦煌的文化。”

范泉也谈到在敦煌招募志愿者的困难和需求。“敦煌市离敦煌研究院有25公里，这样远的距离导致我们很难招到志愿者。现在游客每年都在急剧增加，去年是135万，接下去可能会突破200万，我们的讲解员人手就不够。莫高窟是很脆弱的，作为讲解员，我把你领进去，还有一个监督和保护的责任。”

除了保护和研究之外，范泉也特别关心怎样把敦煌打造成文创产业。“现在所谓的敦煌的文创，都是把壁画、彩塑末梢的东西取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目的。文创的内涵是什么？敦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好好研究和思考的。很多人都说你们要做文创太容易了，但是出来的成果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出彩的，都是比较肤浅的。”

“我在敦煌讲壁画”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 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发展基金、上海名道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起， 首批招募10人，为期6周，旨在通过系统性敦煌学知识赋能，培养守望者上岗莫高窟，为源源不断涌向敦煌的观众演绎精美壁画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