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6日， 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承办的“二十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论坛”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次论坛，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哲学家、策展人与教育者齐聚一堂，共同梳理艺术与教育的前沿信息，共同辨析当下艺术中发展之要素。此次论坛由问题、提案、超越、论辩四场构成，四场圆桌会议场场相扣，通过对当下艺术/教育问题的展开和提案，开启对超越困境的哲思和建构。

第一场圆桌论坛在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开幕词中开启。许江教授在开幕词中说， 今天的艺术教育正史无前例地接近全球境域与本土关怀的共生格局的中心，也是严肃人文关怀和时尚娱乐潮流共生格局的中心。艺术一方面要克服市场化带来的平庸，另一方面要警觉过度的封闭，囿于某种既成的方式。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高士明说，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他引用中国美术学院创办者蔡元培的话，强调“艺术教育要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高士明透露，在中国，每年有8万艺术考生，只招收1500人，这个状况已经维持了10年以上。10年前的时候，当时的考生只有3、4万人。巨大的规模使中国的艺术教育具有不同的意义。我们需要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讨论艺术和教育，来思考和筹谋它的未来。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的主题发言对当下虚拟-现实共筑的世界提出了思考。范迪安认为，人类文明是由科技和艺术两个翅膀推动的，从古代希腊到文艺复兴，是由艺术的先决先倡推动了科技；但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超过了艺术，艺术的锋芒有时候被科技掩盖了。今天，艺术要和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交融。

他举例说，美国大学的STEAM计划正是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加在一起的融合教育。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美院连续举办了科技艺术季的活动，促成具体的合作。比如说企业家来和我探讨如何在新能源汽车设计到充电站、和艺术的结合的可能性。“无人驾驶汽车在中国已经不是神话了。这些汽车不仅是以新的性能吸引人，还需要有新的造型、新的产品美学等。我想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对艺术院校来说应该会带来新的时代。”

“在一个具体的领域中眺望别人的领域是很困难的，今天整个学术的发展最容易就是迷失了方向，看不到自己脚下真正的立足之地。”范迪安认为，“在文化信息的交往中，中国艺术家已经比西方的艺术家有更宽阔的空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处在巨大的变革中的现实条件。”

范迪安继续分享了这几年央美的艺术教育方面的改变。他注意到，西方的艺术教育从战后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模式，意思是不管进入哪一种学校，其实是在一个抽象艺术的起点上实施教育，这令很多从中国学生不适应，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到国外学习，不得不抛弃了他原来在中国的那些具像的基础。但中国模式是“现实+”，“这些年央美尤其加强了学生对社会感知的表达。例如，近年就会把鲍勃·迪伦的歌词作为考题，以《答案在风中飘荡》为考题，希望学生调动他的文化思考。”他继续说，“还有考题把收入、健康、培养、自由、信任作为关键词，请学生用这些关键词做图像的表达，这个系统性的思维也是让学生能更多地在其他领域里有所收获。”

艺术家与作家、英国《Engage》杂志主编费莉西蒂·艾伦的发言认为教育体制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英国教育史就是贵族阶层和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博弈，例如，1980年代撒切尔的教育政策在全球化刚流行的语境下显得尤为民族化。她认为，英国的教育越来越分阶层了，且往往用经济的话语引导人才培养，让他们能够进入到一个企业化的产业世界。这刺激教育者重新思考教育的公共商品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艺术和艺术教育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比过去要更难获得认可，更难打造品牌，与此同时，艺术家非常脆弱的就业情况和艺术讲师的就业情况也受到了威胁。也有女性逐渐丧失对艺术贡献的依据和迹象。在英国政府政策使得高等院校的艺术系岌岌可危，例如技术和科技去取代他们，而剩下的艺术课程结构越来越死板，教室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高。时间非常短，方法论肤浅，评价教师和机构的方法越来越刻薄，这是在影响甚至在伤害教育机构与个人之间的信任，这是对规范式思维的一个挑战。

艾伦一直关注女性在艺术界的角色，刚开始的时候，女性能够在院校讲艺术是非常少见的，女性一直要与机构和社会环境进行谈判，才能让他们的作品受到尊重和认可。现在经济的脆弱性，使得所有的年轻艺术家都能感受到这种不安全感。

她强调现在的政治减弱了个人之间的信任，我们需要经过人与人的交流重建信任，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文化之间，或者是民族国家之间，或者是机构之间的，我们在展开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寻找中心转移的落脚点，如何寻找合作伙伴，如何利用我们的权力。需要质问，我们排斥女性，排斥少数民族，排斥孩子，这是符合谁的利益呢？

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理论家贾可·西赛尔在讲座中说，艺术教育的未来在他看来有三个选项：第一，可以认同主流，积极地参与其中，这是一个乐观主义的选项；第二是反对它，这是“政治正确”的版本；第三，可以拥抱这只老虎，也就是聪明的选项。他说，现在艺术院校已经变得非常疲劳。例如，艺术院校已经成为了一个一直去试着说服别人自己多么有批判性的地方，但我们在过去的30年可以看到人类的社会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在艺术、音乐的教育方面，却没有跟上这300年的改变步伐。现在更多的院校已经成为了创意经济的加油站。

他建议，在本科教育阶段可以鼓励那些本来不能进入艺术学校的学生开放一扇门，从硕士角度来说，要去设计试验性的项目，利用不同的媒介材料，邀请不同学科的本科研究生，通过团体的学习，将跨学科的方法混合在一起。最后希望艺术家能融入不同的职业，像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电影学家一样，渗透到社会的不同角度。

瑞典马尔默艺术学院副校长玛伊·哈萨格介绍了马尔默美术院的MFA项目。无论是艺术教育家或者是理论教育家，瑞典的艺术教育是都把个人的实践放在第一位，把教师的身份放在第二位，这样他们可能不用教条主义地去讲课，反而有一个开放的、对个人角度十分包容的心态去讲课。在瑞典，学生需要能够自我主导地学习，个人可以选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并且有能力分析和评价自己学习的结果和成果。能自我学习的学生对院校也是一种挑战，比如他们会选择哪些讲师要讲，哪些教师会教。

为了解构院校的传统的权利结构，马尔默美术院要求教师需要得到学生的邀请，才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工作室。学生和教师建立信任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说到信任，她认为，学生可以领导自己的艺术进步，而不是教师领导。老师不会指挥学生，他们自己要为自己的作品质量负起责任。

艺术空间应该是多样化的，每年有不同艺术实践的交流，每年有新的学生，他们都带来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偏向和自己的艺术实践，因此马尔默的项目每年都是不一样的。项目的实施也是跟随进展实时调整和变通的。

她接着讲述，学校不是学习的专属场所，它不是一个自闭的、封闭的世界，它是一个更广阔的学习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已。课堂不是主要的学习场所，生活才是。学校、课堂、培训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应有的角色，但是它们都不能脱离服务人生中学习的主要目标。马尔默对于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只有一半的受访人认为艺术是可以被教育的一个能力。

第一场论坛的主持人、牛津大学博士、艺术史家兼画家曹意强总结说，这场讨论的演讲者，都是国际艺术界或者国际艺术教育界的一些核心人物。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它的变化速度和变化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创造性教育。”

他认为，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的评估标准是沿用了工业革命时代所创立的一套标准化体系，要求大家遵从某一种规则和指标，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今天就出了问题，这种标准化的遵从体系，它在决定着我们的学术标准，也就是创造了一种教育的错觉，这种错觉扼杀了我们的创造性。

第二个问题是学科等级制度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把学科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两种，有用的到今天被称之为科学、数学，正好跟古代的教育观念是相反的，无用的也就是人文学科无用，人文学科里面也分出了等级制度，比如语言、哲学都放得比较高，而艺术是放到了整个等级体系里面的最底端，最不受重视。在中国这个问题也特别严重。

“教育必须有学术能力和艺术自信完美的结合，因为学术能力是基于假定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已知的那些知识，而艺术自信是基于创造性的敏感性，它激发想象力，激发创造力，激发创新能力，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曹意强总结道，“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艺术产生于人类的智慧，而通过艺术，人类处理世界的一切事物。 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竞争当中，艺术教育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