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如何走向和谐共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研究者来说，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兼收并蓄、包容理解，进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实课题。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5000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东西文化的互鉴与包容

追溯起来，中外文化的交流肇始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来佛教中国化，并创造性地成就了中国的禅宗。古代中国人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欧洲很多地方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那个时候，不少西方哲人相信，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但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剧情反转，古代农业文明无情地被西方工业文明所打败。本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落后是正常的事情。但因为中国曾经是“老大帝国”，外来的刺激比想象中更为强烈。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经过割地求和尤其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蔑视、排外的心态逐渐被畏惧的心态所替代。中国人开始深刻地反省，觉悟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大体是技艺的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试图变法自强，却沦为简单地“政治抄袭”。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正式宣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民主的一次重要实验。孙中山接受西方政治民主传统中的民有、民治、民享观点，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主义，启迪民族意识觉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可不幸的是，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仿佛预示了20世纪中国步入现代化之路的艰难和坎坷。在此大背景下，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问题乃是根本的问题。于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尝试对中西文化异同展开深入探析。不久，冯友兰怀着东西文化这个世纪难题，又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过一番对比、引进和消化，“五四”时期人们愈发清晰地看到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发展和变革产生的不同影响。

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融合说”不同，陈独秀将东西文化和文明看成“古今之别”的差异。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为了追踪近世文明的潮流，必须取法欧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继陈独秀之后，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盘西化论。那个时候，不管是“极端派”还是“保守派”大体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文化之最大错失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有关“五四”的批评之声时有所闻。其中，激烈者莫过于一些港台学者。他们认为，“五四”人物使用传统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形式主义式的全盘否定传统，并断言“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对此，我们不能表示苟同。

事实上，正是“五四”一代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先进价值或理念介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真正迎来了一次现代文明的启蒙和洗礼。这批人是那个时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是他们不懈的努力才使古老中国逐渐走出泥潭。同时，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学输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汲取到了更为深厚、广阔的人类精神养料，进而得以重新焕发生机、获得新生。

所以，中西文化虽然有冲突，但交流更为重要。相互学习、借鉴、包容就是和解，就像现在的中美关系，表面上看是经贸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对话。由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实践，无疑是破解矛盾、对立乃至冲突的最好钥匙。

古今文化的承接与转型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老庄、孔孟、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大批思想大家。对于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合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应当看到的是，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时有回潮，且经常和民粹主义结合，严重干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当然，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诉求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值得发扬。由此，在看到冲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可能达成和解的方面。

进一步来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明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岁月中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中国文化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其他兴起的文明发祥地，如古希腊罗马甚至近代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一直走在自己的大道上。当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中华文明却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着自己的灵魂。

中国传统文明的灵魂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和智慧：儒家讲仁义与礼制，道家追求自然与无为，禅宗崇尚顿悟与超越。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华民族就以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传统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还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由此，总结提炼出了“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以及“治国先治吏”、正己修身、居安思危等治国理政智慧。这些都能给人以重要启示。

应该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益处。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明年，即将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们不由得思考：“五四”的雄文还在，“五四”提出的任务和使命是否已经完成？一个基本原则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