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宋 伟(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柳建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悠久的历史与沸腾的现实，为文学塑造富有中国特色、本土经验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人物提供丰沃土壤。文艺工作者贴近大时代的灵魂脉动，表现历史剧变中人的命运遭际，塑造萃集时代和人生深刻内蕴的英雄、弄潮儿、普通人等形象，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正逢其时

张江：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希望大家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时，特别提到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的塑造问题。他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这既体现文艺创作基本规律，也切中当下文艺创作的某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反思提高。

典型塑造是文艺创作中心环节

吴义勤：文艺作品需要通过典型人物讲述故事、揭示主题，并以此来吸引受众、感动受众，因此，人物形象塑造的得失就成为一部叙事作品成败的关键。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谈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艺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从中外文学发展史来看，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始终是叙事作品创作的中心环节。优秀的叙事文艺作品，因为成功塑造了典型形象，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笔下的阿Q、巴金笔下的觉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曹禺笔下的繁漪都是典型人物。当代文学经典成功塑造的朱老忠、杨子荣、梁生宝、江姐等新人物形象，也都以鲜明时代性和丰满性格感动成千上万读者。

相比之下，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不小差距。在典型人物形象塑造问题上，我们经历过理论的混乱和认识的误区，也走过不少创作实践的弯路。改革开放前，文艺创作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过简单化、机械化倾向，“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主题先行”“理念先行”等认识误区影响文艺作品人物刻画的质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艺和先锋文学兴起，反典型、反英雄、去崇高化、碎片化、符号化等创作理念开始流行，人物形象塑造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被轻视，有作家公开宣称在作品中不塑造人物，即使刻画人物，也拒绝人物的社会性、时代性、历史性，而一味专注于人物潜意识和欲望心理的挖掘描写。由此，“大写的人”变成“小写的人”，是非善恶完全被“零度情感”取代。

面对当下高歌猛进的时代和波澜壮阔的生活，“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既是新时代给文艺家提出的新任务，也是当代文艺家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典型的要义在于典型化地表征时代

张江：典型的要义在于表征时代。从文艺本体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艺术应该是也必然是与时代贯通的，而不仅仅是只与“自我”相通的“内化品”。它浓缩时代、折射时代、呼应时代，成为时代的意义表征。从文艺创作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典型环境也好，典型人物也好，都应该在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历史人物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社会历史属性是它们的天然属性。

宋伟：“典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关键概念。恩格斯曾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评析艺术作品价值的最高标尺。长期以来，围绕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探讨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内涵。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典型”问题的理解依然存在“狭隘化”倾向：将“典型”仅仅理解为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等写作手法，导致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广阔社会历史视野。

所谓“社会历史维度”就是强调文艺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强调文学艺术在宏阔的历史意识观照中承担社会关怀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以这样的视角来理解“典型”，尤其是理解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命题，就会使其获得应有的理论内涵。具体而言，文艺创作者只有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独到的艺术眼光和卓越的艺术能力，才能以艺术审美方式塑造时代人物、折射时代精神，真正做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新时代文艺创作者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期待，在这样的历史视域中，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经典。

典型人物是文学史醒目坐标

张江：一段时期以来，有人把“典型”和“类型”相提并论，要用“类型化”取代“典型化”。事实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无法互相替代。类型是文学细分的结果，它对应市场取向和受众趣味，是大众文化工业的产物。典型对应的则是文学作品的内在品质和高度，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得失的重要指标。只有类型没有典型，中国文学无法实现向“高原”甚至“高峰”的迈进。

柳建伟：什么是文艺高峰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成功塑造出一个或若干个典型人物形象的作品。鲁迅如果没有塑造出阿Q这个不朽典型人物，今天恐怕难以站在中国百年文学最高处。曹禺如果没有塑造出繁漪、陈白露这两个一言难尽的典型人物形象，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百年话剧史上的顶尖人物。《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都成功塑造出典型人物群像。

外国文学史同样印证这个论断。没有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这四个悲剧人物，便没有莎士比亚戏剧之王的地位；没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便没有说不尽的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典型人物是文学史最闪亮、最醒目的一个坐标。没有这个坐标，就不能成为吸引全世界目光的文学胜景。综合考虑，典型人物一般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特征：代表的广泛性、性格的独特性和心灵的深邃性。代表的广泛性是指文学人物能够代表一个群体，折射时代精神；性格的独特性是指文学人物的性格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心灵的深邃性是指文学人物生动立体，富有精神内涵。

习近平同志抓住文艺创作要害，号召作家艺术家着力创造典型人物，为中国文艺铸就新的高峰。当代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社会生活天翻地覆，为新的文艺高峰积累肥沃土壤和丰富营养。作家艺术家们若仔细研读生活，遵循文艺创造规律，一定能创造出一批可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形象。

塑造新时代典型人物

张江：典型塑造是文艺创作的伟大传统，成就了众多经典之作。对作家艺术家而言，典型塑造能力是核心竞争力，是作品艺术高度决定因素之一。同样，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也取决于当代文艺家塑造新时代典型人物的创作实践。

张志忠：文坛景象变化纷纭，创作之道却一以贯之，以典型形象成就经典作品，是总括中外文学史的重要经验和伟大传统之一。

改革开放后，经历欧风美雨激荡，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不少文艺创作者也曾对“文学是人学”命题产生怀疑，但时代的驱使、创作者的醒悟，又将文学从形式至上和惟新是趋的竞赛中拉回到以人为本的基点上来。如果说先锋派和现代主义思潮曾经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文学的思情和形式探索的边界，那么，在一个螺旋式发展的更高层面，作家们最终又回到塑造典型人物这一创作着力点上来。路遥写出一心想进入现代文明施展才华的青年农民高加林和孙少平；莫言写出“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抗日豪杰余占鳌；王安忆于富家少奶奶欧阳端丽和弄堂里走出来的王琦瑶等女性命运中揭示大上海的沧桑浮沉，都是以人物立足的代表。

文学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对人的社会活动和心灵世界进行全方位展现。文学不妨揭恶，但主流仍然需要弘扬人类良知、求真向善爱美，需要在艰难复杂环境下彰显人类顽强意志和牺牲精神，需要表现人类穿越浩瀚历史而走向未来的强大信念。就像雨果所言，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文学就是要为读者描绘这心灵的广阔、精神的博大、人性的壮美，以情动人，将心比心，提升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境界。

悠久的历史与沸腾的现实，为文学塑造富有中国特色、本土经验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人物提供丰沃土壤。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间中华民族为追求民族复兴前赴后继，可歌可泣，挽狂澜于既倒，回天地于深渊，为文学提供巨大表现空间。人与时代一起成长，贴近大时代的灵魂脉动，表现历史剧变中人的命运遭际，塑造萃集时代和人生深刻内蕴的英雄、弄潮儿、普通人等形象，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正逢其时。

张江：在典型形象塑造上，当下作家艺术家面临这样的境况：一方面，沸腾的现实、火热的生活为典型塑造提供无比鲜活的素材；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时代的发展变化导致社会的复杂性、环境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都空前增强，将这种纷繁复杂转化为有效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无疑是更大的挑战，需要更高超的本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