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产量虽然不高（196首）、写作年龄不长（十年），却是百年诗史标志性人物、受众最热捧的诗人之一。

输入关键词从中国知网搜索，有相关硕博论文152篇，期刊文章1796篇，研究专著（含传记）47部（海外也有40部）。可以说，新月派的首席诗人从眉毛到脚趾头，都被“搜刮”了一遍，所以要从90年的徐志摩研究中写出新意，谈何容易。

近日，第五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节期间，“新月志摩”徐志摩诗学研讨会在海宁举办，此次研讨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几篇有意思的论文。

燎原《徐志摩诗学断想》有两点深得我心。一是公众一般都是以自己的直觉，对一首诗做出认领，可能是浅层的，但又是本能的，表明这首诗作必然有其获得人心的道理；但我们的批评系统总是以理论化的所谓深刻蔑视这种直入人心的直觉，造成评价的巨大落差。徐志摩得到受众长久拥趸的现象，值得批评界好好探源与反思。二是徐志摩的“细嗓子”式文本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关键在于徐诗人神秘的根性；在于赤子的单纯、任性、不世故。他再次证明，诗人本质是天赋性的。强制不得、伪装不得、刻意不得。徐志摩可以成为检验纯真诗人的一面镜子。

向卫国《徐志摩诗歌的当代接受简论》用了“五个一”，即一项调查、一次争论、一点分析、一些回顾、一个预测，全文价值在于问题意识：西（川）、王（敖）之争。前者决然断言：从世界化或国际化的眼光看，徐志摩们都是落后的诗人，因为西方诗歌早已现代或后现代化了。后者坚持：“浪漫主义诗歌所提出的关于自我，世界，自然和想象力的基本设想，仍然代表了现代世界中关于诗歌的最强大的话语。”——这就从中拎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诗学命题：如何看待主动改造了的浪漫主义或曰“新抒情主义”。在笔者看来，当代诗学中抒情主义的复活，是对铺天盖地泛滥叙述的一种反弹和维修，是对抒情与叙事重新取得平衡的努力，当然，也是对徐志摩具有源头性贡献的肯定。

孟泽的《徐志摩诗学》侧重从诗人的眼光、视野、襟怀、性情去辨识徐志摩的感性诗学。包括“艺术只是同情，平衡只是发现”的说法，是早期新诗理论中极其高明的见解；包括以“内在的音节”去领会“诗的真趣味”的本体观；包括心灵对“新诗”的感应伴随自我省思与自我诘难；包括对“新诗”的期望，一方面肯定了“新诗”与民族精神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近于宗教性的信仰情怀，大大高扬了现代人道主义理想和独立审美精神。藉此将“诗化”人生态度与“美文本”铸造成真切的感性诗学。在今天大讲思辨、智性的当下，徐志摩真切的感性诗学仍具有重大的承传价值。

王东东讨论的是徐志摩的另一种“民主诗学”。王东东论述了徐志摩将浪漫主义的诗学原理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建构自由主义式的民主诗学：体现在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绅士化的“平民观照”、“扩大净化的人道与同情”、自我抒情之声趋同于“叫化的声音”、个人性灵支点上对社会内容的某种敞开，等等。由此引申出中国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前者注重自由民主观，后者注重平等民主观。所以说，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有限度的民主诗学，而革命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无限度的民主诗学。无疑的，民主诗学的成立，为过往被否定被忽略的“去政治化”做了一次扭转，给徐志摩总体诗学平添了丰厚与富实。

与民主诗学不同的是徐志摩的爱情诗学。被夏汉命名为——《爱的世界里的“死亡”举证》。经过三段环环相扣的分解：相爱中，以死相许的死亡矫情；爱之后，失望或绝望中的情死；为爱赴死的高贵宿命；结合徐志摩一生最为刻骨铭心的遭际——性质与结果迥然有别但本质结果是一样的遭际，我们清晰看到徐诗人为爱奉献一切——心灵、肉体、生命，使得“爱至死”，激发出诗人源源不绝的创造动力。夏汉在文化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层面上肯定爱与死亡的呼应与举证，在徐志摩身上达到极致。让我们再一次从诗性与诗学的底座上，领悟爱在创造活动中的永恒的内驱力。

卢桢以《旅行者的眼光》提供了徐志摩总体诗学另一个不太受关注的分支。“行走的缪斯”复现域外物态风情，吐露即时感思，在文化比较中完善表意空间，包括“速度”体验、“跨越”大洲体验、浪迹“自然”体验，均参与了诗人的精神主体与文本建构。“孤独”游走的妙处，西洋绘画、摄影、电影的受益，诸多跨界经验的吸纳，及互文尝试，培育徐志摩对美的感悟，也锻造他对世界的理解模式，更促成他对新诗内部诸多要素的建构。卢桢虽然只给出了5000字雏形，相信假以时日，他能够如愿完成徐志摩的“游历诗学”。

在上述四种诗学之外，张立群则从传记的特殊角度考察与梳理近40部徐志摩传。他综观徐志摩传四个发展阶段，对其进行三种题材分类：“学术研究型”“阶段关系型”“小说故事型”。五种形式分类：“纵向式”“总分式”“倒叙式”“纪传体式”和“图传式”。其总体成绩与效用是“全面展示”与“整体再现”。但徐志摩传的生产与消费也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制约，部分徐志摩传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会降低。因此他做出三项提醒：首先在追求真善美的前提下强调材料全、理念新、观点准确以及传记家的写作伦理始终摆在第一位。其次，应不断更新徐志摩传的史实，以求与徐志摩相关材料的发掘、整理和徐志摩研究同步。第三，注重徐志摩传之间的比较和“徐志摩传”与相关人的传记比照。

最后谈点徐志摩的鉴赏。吴投文通过6000字的细读，对《雪花的快乐》做出了一个奇妙的结论：它“是一首倾向于含蓄而低徊在生命暗区中的诗，隐隐照见生命中的沉哀与伤痛”。这样的见解可谓力排众议，独树一帜。想起笔者在《百年新诗百种解读》一书中也曾选入该诗，但做的是另一番完全相反的诠释：自始至终以雪花自比，赋予雪花自由、纯洁、美与快乐的内涵；自始至终以快乐为书写动力，充满潇洒的气质；自始至终以“飞扬”为形象特征，前后共用九次，由此带动整个诗歌的旋转、升华。应该说，像“雪花”这样比较清澈明朗的文本，不应该出现南辕北辙的分歧与误读，但是它的出现再次说明徐志摩诗歌世界的丰富与多种可能。

而在《再别康桥》的“冷饭重炒”中，邱景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几百篇相似教案与相近评论中脱颖而出，难度不可谓不大。他硬是用上万把字的篇幅，采用原始方法，依托考古学刷子，拂拭层层沙土，步步推进，自然而平实地直取“寻梦幻灭”的核心，如同蔡其矫系列的细读展开，具有靠谱的证据链效果。

沈奇的最后发言成了本次会议的压轴：出于独有的才华与气质，更出于独有的精神底色与人文位格，徐志摩短短十年，出入“时代”语境的内外，却由于“单纯的信仰”（胡适语）和“无机心”（郑振铎语）的人格使然，形成风格化的新诗探索道路，和新诗诗人形象。虽因英年早逝，未能形成系统理论，但他对新诗初期发展的一些思考与言说，至今仍具有穿越性的借鉴与研究价值。他说出了为我们和其他诗人所未说出过的存在的诗性；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多样的表意方式。

徐志摩研究经历了三到四个时期，特别自1979年卞之琳“翻案”（《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大陆多种开放的新观念新方法，带来新视角、新发现、新评价。随着进入教材的徐志摩风生水起，徐志摩研究“焕然一新”。本次研讨会虽没取得重大突破，但在问题意识与徐氏诗学的分支发掘上初露端倪。换句话说，这是15年来5届徐志摩诗歌节唯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毕竟为往后徐志摩诗歌节的“深化”跨出重要一步。今后，在这一靠近大众普及的“显学”上，如何杜绝选题重复、避开结论大同小异、更新方法老旧，寻求更多新意——徐氏对当代诗歌的启示与对徐氏局囿的突破，仍是我们继续开掘的话题和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