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九月初八(10月16日)，李希凡先生应邀出席了我们北京曹雪芹学会举办的重阳雅集。先生虽然行动有些不便，但在女儿李芹的陪伴照料下，依然愉快地参与了五个多小时的座谈、聚餐等一系列活动。席间，我老伴儿毛秀月看到李芹对老爸的精心照顾，对李先生说：“女儿这样孝心，您真有福气！”先生愉快地回答说：“我有三个女儿……”而我此次见到先生，除了几句问候，几乎没有交谈——在我的潜意识里，以为这样的聚会、交谈的机会，日后还有很多、很多……然而，然而谁能想到，此次见面竟是永诀！仅仅十三天之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将近四十年前，在成都的一次关于《三国演义》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身材魁梧的李希凡先生。先生在会上、会下都说了什么，今已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几位年轻的与会者在会下开玩笑说，千万别和李希凡先生住同室，他的鼾声太大了……但是，“李希凡”作为两个“小人物”之一的名字，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读中学时，就已经很熟悉了。在学校的阅报栏前、图书馆里，都读过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但那时，仅仅是感到很有兴趣，却并不理解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的“小人物”的文章在学术史特别是红学史上所具有的开一代新风的价值与意义。

后来，到大学读中文系了，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研读文学史或文艺理论，都可以从李希凡先生的著作中得到教益。特别是在研读《红楼梦》专题的时候，感触尤甚。前人的红学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而一旦阅读了李先生之文，则确有别开生面之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愿意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面对很多具体问题的时候，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阐释，应该说还并不成熟。因此，可以说，李希凡先生当时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红学研究，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的一种示范。在李先生笔下，《红楼梦》既不是一部供人“猜谜索隐”的闲书，也不是仅仅描写谈情说爱的言情小说，而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先生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审美价值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精微的阐释。这一切，无疑给《红楼梦》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显示了一条正确阅读与研究《红楼梦》的道路。我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读李先生之文、之书，确实受益殊深，激发了我对红楼艺术探讨的热情。

我们称赞、敬佩李希凡先生对红学的贡献，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绝非是李先生的“全部”。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和种种复杂的文学现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关于古代小说、戏剧和鲁迅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为我多年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8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来，开展了无数次相关的学术活动。我与李先生也有了多次会面的机会。朋友们一向赞扬李先生为人宽厚、心地善良，对朋友、后学时时给予热情的帮助。但先生绝非“一团和气”之辈，我亲眼见过他怒斥某些无视历史事实、信口雌黄的论者，在原则问题上，先生绝不“宽厚”。我觉得，在学术研究上，李先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尊重历史，即把很多复杂的过程，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予以阐释；二是坚持自己认真思考、研究过的确认为正确的观点。特别是第二点，是很令人敬佩的。先生直至晚年，依然毫不隐晦自己是“毛派红学”。在学术界，观点的多元，是正常的，但“风派”的无聊，却当另论。而李先生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风雨雨的客观形势，都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唯物史观，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品格，充分体现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理论自信”。我想，我们今天在悼念李先生的时候，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先生的这种品格。

李先生走了，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记得在几次与先生闲谈的时候，他都说过：“你与(胡)文彬是属兔的，我也是属兔的，大一轮……”是的，无论从学识、成就和年龄上来说，先生都是我的师辈，我将永远记着这位老师的一切，他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