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的《两只蝴蝶》在《新青年》公开发表后，被公认为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祖。如今，当我们为百年新诗辉煌喝彩时，面临着下一个百年如何开端的问题。就在诗人和评论家继续以西方诗学来为中国新诗作注脚时，关于新诗的纷杂争论，让我们意识到如今正是重塑中国新诗坐标的良机。

甲午战争爆发后热衷于西学的王国维，在短短十年后，完全回到中国古典诗词的怀抱。中国新诗百年中曾经出现过的重要现象，可以在我们古典诗歌的母体中找出其滥觞。于中国新诗百年之际蓦然回首，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一直伴随我们成长的生生不息、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诗词。

盛唐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大时代，气象万千、光辉灿烂。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李白，就是因为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他的诗学无疑就是那个大时代的诗学。李白驾鹤仙去距今已有1256年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这是21世纪的大国复兴，是大时代的优秀民族的重新崛起。因此，我们需要李白的“新声”，我们需要大诗人的歌唱，也更需要山川江河田野大地上充满美丽的诗篇和自豪的情怀。一句话，大时代才有大诗人，优秀的民族才有美丽的诗篇。

在下一个新诗百年的起点，我们充满对新时代中国新诗的热望：我们的大诗人是不是该出现了，我们的优秀诗篇是不是该春暖花开了。唐人殷璠在他选编的唐人诗作《河岳英灵集》中提倡：“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安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在今天的大时代，我们的诗歌神在哪里、气在哪里、情在哪里，是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我们的雅体是不是“雅”的，野体是如何“野”的，鄙体“鄙”成了什么模样，俗体“俗”到了什么程度，这都是时代的诗学问题，但也是时代的精神向度问题。一个大时代一定有它的神采；一个优秀民族一定有它的气韵；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有它的情怀。因此，我们在谈论李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当代诗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以及与我们诗人自己的关系。只有“神来、气来、情来”的优秀诗篇才称得上大诗作。这是当代诗学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是当代诗学的时代课题，也是当代诗学千载难逢的机遇。

殷璠又说：“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对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学的准确评价。一个优秀的诗学体系，必然是自律的，又是开放的。李白诗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对传统诗学的继承和创新。新诗的发生，是中华民族在屈辱中抗争的诗学表现。新诗在百年前一出现，就选择了与已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决裂的态度。新诗搭上了现代性的大船，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前进。可以说，百年以来，新诗的每一天都是与民族命运相歌相泣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诗与唐诗一样，也已经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资产和精神资源了。但是，在全球现代性的今天，我们有责任构建一条“新诗回家”的精神通道。我们要让21世纪的诗歌带着丰硕的果实回到民族的大地上，种在李白长眠的土地里，让它再次绽放鲜艳圣洁的花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次创世纪的诗学之花盛开。

让新诗回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精神作怪。那是因为新诗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是用别人的乳汁滋养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母亲贫困、屈辱，我们吸吮不出甘甜的乳汁。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新诗已经带着和外国诗歌差不多的面孔回到故乡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需要我们脚步坚定，自信从容。因为我们必须回家，接续上李白的神、气、情。这是一个世纪的文化任务、诗学课题。季羡林先生曾有疑问，新诗的路是不是走错了。我想，他不是在否定新诗，而是他看到了新诗的问题，他要求新诗应该具有“神来、气来、情来”的民族要素。这个“神”是民族精神之神，这个“气”是中国大地之气，这个“情”是人民苦乐之情。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新诗写作的不足之处。庆幸我们的新诗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我们实际上也已经不堪忍耐了，因为，我们的诗性越来越缺失，我们的情怀越来越不足，我们的诗人渐渐只满足于像外国的谁谁谁。事实上，现代性带来的人类困境，已经让西方世界的诗歌与大众脱节，与灵魂相远。他们的问题正在或者已经成为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新诗还没有摆脱他们的气味。所以，是时候考虑新诗如何再开始另一个百年之程了。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新诗的另一个百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中国诗人的世纪工程。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一种时尚的和消费的文化复古运动，也不是重新操持那种古语、古韵的八股诗学手艺，而是要回到李白的身边，回到母体的怀抱。最重要的是，回到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维度——一千多年前李白的盛唐诗学不就是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的诗学创新中走出一条新路的吗？

诗歌的作用，是对生命的审美，是对时代的审美，是对人性的审美。诗人们有责任练好手艺，写出“神来、气来、情来”的具有时代诗性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