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美协原主席鲍加回忆：

“黄山会议”，迎来油画艺术的春天

鲍加

大漠千里(油画)鲍加

淮海大捷(油画)鲍加

1978年有个会，决定了中国的走向。

1985年也有个会，在改革开放后的全国油画界乃至美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的油画艺术研讨会(黄山会议)，主张观念更新、强调艺术本体和本质功能与艺术中个性的重要性，成为中国油画家的“泾川起义”“油画艺术的春天”，更成为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它的主办单位很“权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美协安徽分会(即安徽省美协)、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和《美术史论》编辑部——“但起初纯粹是民间发起的油画家聚会。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研讨会的促成，既是偶然，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回忆起八五往事，曾画下《毛主席视察马鞍山钢铁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淮海大捷》等作品、86岁的安徽省美协原主席、著名油画家鲍加特别自豪，“那时并没有想到这个会日后在中国美术发展的道路上会有那么重大的影响”。

开会就是一个朴素想法

为什么会开一个这么“重要”的会？

刚办过的大展不能不提。

1984年初冬，第六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展在沈阳举行，“僵化、形式不多，我们看到感觉很不满意”，鲍加回忆——作品“开倒车”的倾向让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张祖英、陶咏白，中国美协安徽分会借调至《美术》杂志工作的周昭坎及中国美协安徽分会的鲍加都觉得得为油画家创造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咱们美术界得开个会”，在沈阳住在同一屋的张祖英和鲍加一拍即合，“开会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会在安徽召开？

“1980年，《清明》杂志刊登了安庆业余作者石楠写的一部描述潘玉良一生的小说《画魂》，反响很大。但北京的一些画家评论青年作者‘不懂妓院，不懂巴黎，也不懂画’……我们看到有些不满，作者也有很大压力。所以我们希望把潘玉良的画搞回来展览——那可太难了，后来通过文化部与中国大使馆联系，为了逃过法国海关，半夜把画从中国大使馆搬到船上运回来，之后中国美协安徽分会的两个同志去上海港接收，大船进不了港，我们是划着小船去接近大船才把画接回来的——之后我去验收，有3000多件。”鲍加说，潘玉良的画回国前就引起美术界和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小说作者、《清明》杂志、中国美协安徽分会都介入了这场争论。

鲍加说，那个时期的安徽，在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领导下，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比较大，特别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全国影响极大。同样，在文艺方面，安徽也相对比较开放。中国美协安徽分会曾经邀请美国油画家亨利·柯来安徽写生作画，并在合肥举办展览，甚至著名的美国现代派画家罗伯特·劳森伯格也到安徽，“我们为他提供用宣纸制作现代艺术作品的机会，前后达20天。后来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他的作品，安徽泾县宣纸厂的大印都在画面上。这在当年可谓胆子够大。”鲍加说。

没钱怎么搞？

要开会，回京后张祖英去找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靳尚谊，到北京画院找闫振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找华夏、张明坦和晨朋。周昭坎往来于合肥、北京，安排接待、会务，为了买到当年稀罕的大屏幕背投投影机，周昭坎专门到北京西单商场订货，自己押车从北京运到安徽。1984年11月，王路、王朝闻、华夏、朱乃正、张祖英、张蔷、闻立鹏、晨朋、闫振铎、鲍加、靳尚谊组成了筹委会。

鲍加呢？他去找钱了。

“讨论会原定20多人，后来有300多人报名参加，没钱怎么搞？我直接找到安徽省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袁振，他问我‘要多少？’‘至少要10万块’——那时候10万块是个大数目咧——他说‘我先给8万块’，而且很快就把钱转到安徽省文联了。”鲍加回忆。当时安徽省文联为了搞“创收”，将黄山脚下泾川的一个“三线”工厂改造成一座旅游酒店泾川山庄，正为开业找客源，听说中国美协安徽分会要搞这个活动，主动要求把这次会议安排到他们那里开。经过分管“多种经营”的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张锲的协调，泾川山庄与文联达成了优惠接待的协议，保证了会议的如期举行。

“泾川起义”了

1985年4月19日至20日，参加油画艺术研讨会的画家、理论家与媒体陆续从南京、芜湖等地抵达泾川山庄，“来了300多人，光接站就受不了。”鲍加回忆。

来的都是大腕——吴作人、萧淑芳、吴冠中、罗工柳、艾中信、靳尚谊、朱乃正、詹建俊、从美国飞回来的陈逸飞……四代同堂，盛况空前。4月21日的开幕式后，4月22日至26日，小组讨论与大会发言交替进行，会议几乎天天超时，常常到了吃饭时间还散不了会：吴冠中上来就说这次会议是油画界的“泾川起义”，他提出艺术家要和生活的土地“风筝不断线”的观点；艾中信提出艺术创作应遵循自由发展的原则，“要多样，不要一统”；王怀庆认为，过去文化思想受到禁锢，好像一个人装在一个坛子里面，当坛子打破的时候，人还习惯性地蜷在那里，手脚仍不能放开；陈逸飞介绍了美国的情况：美国艺术界流派众多，但流行一般不会超过18个月，每一个画家都要有自己的“商标”——自己的面貌……

白天开会“拖堂”，晚上更加热闹：讲座、录像、幻灯齐上，一直持续到午夜：葛鹏仁介绍日本美术现状，郑胜天介绍西方艺术趋势，钟涵介绍欧洲绘画观念，晨朋介绍苏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油画……4月26日的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给会议“定了调”：会议“各抒己见，这非常好。油画艺术方面的问题，本来就应当各抒己见。油画艺术从来没有规定的形式。油画艺术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更有这个可能性使每个画油画的同志都能各抒己见，都能按照自己想做的、能够做到的去作应有的贡献。总的说，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使油画成为中国的油画，要把中国的油画推向世界，让世界承认中国油画。”

多年后，谈及这段佳话，美术界还有人感慨：这样的聚会，之前文代会美代会才有可能，但青年画家可能没资格参加；而之后，老的一个个走了，不同门派的画家要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艺术也很不容易。因此，说这次讨论会是空前绝后的盛会，一点也不过分。

事情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

打破单一压抑的艺术路线、声讨种种清规戒律、要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艺术家要发扬个性与自由……在油画艺术研讨会后，“发扬创作个性”“创作多样化”的大旗在美术界高举起来，对整个美术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新时期美术创作繁荣的起点。1985年7月，研讨会纪要《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发表，40余篇论文结集为《油画艺术的春天》出版发行；1986年4月，与会画家探索画展“中国当代油画展”展现了题材与形式的多样化；以高等美术院校学生为主体的’85新潮美术开始对美术界形成冲击波；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油画展和1989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已呈现革新之貌；而会议举办地安徽，“确立了中国当代绘画在历史进程中的使命感，安徽的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也逐渐体现出新的审美意识，题材、内容、形式风格多元发展，创作心态更为轻松自由”，鲍加说，“从此，中国美术的发展以清新、活跃和强劲的面貌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舞台上。之后，事情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

油画艺术研讨会也改变了鲍加的创作世界。而在那之后，改革开放让越来越多的画家有机会出国，看看外面的艺术风景。鲍加也被派到巴黎，“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前后呆了一年时间，1986年上半年回国，直到1987年，从沈阳到广东，我在全国做了66场报告，把我在欧洲拍的照片制作成幻灯片给同行看”，1987年他率团去保加利亚，1988年去斯里兰卡，1993年到美国……“改革开放形势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