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纸本水墨)董小明

“对于中国画的革新，小明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身体力行。他的水墨画，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被誉为‘用思想作画的画家’。墨荷是小明近年的新作，画家用当代的审美观阐释传统的精神，笔墨间蕴藏着浓厚的文化素养。在布上绘制水墨，是画家对传统表现手法的一种崭新探索。”

“小明亦是一位卓越的美术活动家。他从青年时代起从事美术事业，曾担任全国美协的领导工作，主持过各类画展及学术活动，历任全国美展总评审委员、全国美协艺委会委员，担任画院院长、美术馆馆长，并致力于国际美术交流。他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成就斐然。”

这两段话，出自中国美协名誉主席、著名画家靳尚谊为董小明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画展的序言。

1948年出生的董小明，自幼学画，16岁入读中国美术学院附中，1968年参加工作，从1985年当选中国美协理事，担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参与主持全国美术展览和艺术委员会工作。到1991年在人生的“高光时刻”毅然选择南下深圳“再创业”。1992年，适逢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圳的发展包括文化、文艺事业又一次迎来时代的机遇。此时，资历虽“老”但年富力强的董小明意气风发、乘风破浪，在深圳的近30年岁月里，他不仅是一位画家和美术活动家，还先后担任深圳画院院长，关山月美术馆馆长，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名誉主席，以及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等，更成为深圳文化改革与发展建设的领军人物和重要见证者。

“还是想做一个画家”

记者：您1985年开始担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为何在1991年选择南下深圳？

董小明：从北京到深圳，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这还要从我怎么到北京谈起。我从小学画，“文革”中断了在美院附中的专业学习，被“发配”到县里，却给了我接触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机会。那时，我组织群众美术活动，自己也创作了不少反映生活的作品，参加了省里和全国的展览。可以说，我的美术生涯正是从此开始的。“文革”后我调回杭州，到浙江省美术创作办公室参加全省的美术组织工作，并且继续从事创作和在美院版画系学习。1984年，全国美协恢复工作，中组部、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组抽调我参加中国美协临时领导小组，我又到了北京。在第四届美代会上，我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担任了书记处书记。那时我太年轻，才35岁，有幸与华君武、蔡若虹、王朝闻、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等老一辈美术家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给了我一个年轻美术家成长中最好的学习机会，那是值得我一生珍惜的日子。

我从第六届开始参加全国美展工作，当时的全国美展格局已明显适应不了美术事业发展的需要，就像一件上世纪50年代做的衣服，到上世纪80年代时太小了，穿不下了。第七届全国美展实施了一次重大改革，按画种分展区展出，增加了容量，也增强了专业性。而且在展览筹备过程中结合创作，发动组织了各画种的理论研讨活动，对“文革”后全国美术创作从思想到实践的正本清源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美术创作的大步前行。我作为分管展览和艺委会工作的书记，兼任全国美展办主任，亲历了中国美术的这一历史进程，了解和参与全国美术发展的进程和国际交流，在工作中得到了特殊的专业滋养。

只是，在紧张热烈的工作之余，根本不可能进行版画创作。然而一个画家，两个月不画画就像生病了一样。我只好见缝插针画一些儿童文学的插图和绘本，只要有一张小桌子就行，拿得起、放得下，工作完就画一点。那时创作出版了一批作品，20世纪80年代，我获得全国“儿童画十佳”画家荣誉。我的儿童绘本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和国际书展，在国内外发行，当年创作的一本《崂山道士》(穿墙术)2013年再版，还入选了“中国最美的书”。也算“歪打正着”，这些夹缝中挤出来的东西，也填补了那些年我创作上的空白，丰富了我的创作成果。

在中国美协的工作，还让我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结下了缘分。第七届全国美展筹备期间我到深圳考察，感受到这片热土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和具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并决定把水彩分展区放在深圳。期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跟我谈深圳的文化，有许多共同语言。之后他就动员我到深圳来，还到北京做了很多工作，并把我太太从杭州请到深圳考察一周，深圳领导对文化工作的诚意令我感动。我觉得到深圳可以做在北京没法做的一些事情，就毅然决定南下，做文化上的“开荒牛”。

“深圳的文化，其命唯新”

记者：到深圳后，是先到画院当院长？

董小明：没想到，到深圳的第一天，李灏书记就告诉我，你先在市委宣传部挂个职吧！我来深圳的工作就是建设画院，不能事与愿违！我则执意与书记约定，“画地为牢”，不再担任其他行政工作，就此实现做一个画家的愿望。然而，之后深圳文化发展的形势迫使自己难以置身事外，很快又陷入更多行政工作和创作的两难之中，此情常为北京的老朋友们笑谈，无奈，这就是我的“宿命”吧。

记者：您作为深圳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亲历者和文艺事业的领军人物，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董小明：改革开放这40年，深圳是很出色的，堪为一个先行者。它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成果，文化发展也是其中重要内容。深圳的历史文化积淀非常薄弱，改革开放前也几乎没有比较成型的文化建设。当一座现代化城市快速建设和崛起的时候，文化的缺失就凸显出来。因此，深圳的历任领导都认真践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把人才当作发展的宝贵资源，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推动年轻的深圳文化取得了超常规的长足进步。我参与了这一进程，感同身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圳的文化建设在全国是出彩的，在很多方面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产生了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很多亮点，也催生了很多优秀作品。

首先，深圳的文化发展植根于改革开放的热土，与时代同步，收获了观念上的成果，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当时提出了十大观念，这些观念本身是一种文化的成果，同时它也成为文化发展的一种基础，这些观念影响和引导了深圳文化砥砺前行，深圳文化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创新。

其次，开放、包容、创新，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40年来深圳文化能够长足进步，与经济同步前进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很多当时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在深圳能够做。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深圳的文化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

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是深圳各项事业，包括文艺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深圳的文化重视观念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在实践中它是将体制创新和艺术的创新同步推进的。这片文化历史积淀薄弱的土壤，历史的巨变使其成为一个新时代文化发展资源的富矿。在深圳建设文化，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深圳文化，其命唯新。创新，是深圳文艺家共同的宿命。

深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创造了很多能够代表当时中国文化转型的先例，深圳文化率先实践的很多工作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比如，在城市发展中大力建设文化设施。上世纪80年代建设了深圳博物馆(老馆)、深圳图书馆(老馆)、深圳大剧院、深圳科技馆等八大文体设施；90年代建成了关山月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画院；2000年以来，又陆续建设了深圳音乐厅、深圳图书馆新馆、深圳博物馆新馆、深圳书城，以及大运体育中心、深圳湾体育中心等一批重大文体设施。今天，深圳文化设施的改造提升和建设仍然没有停步。又如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改革，深圳也先行先试。像深圳交响乐团的改革就在全国领先，第一家实施拉起幕布来招考演奏员，实行音乐总监制度，到俄罗斯招聘优秀演奏家，走出国门到国际著名的音乐厅去演出。深圳音乐教育从引进人才到培养人才，孕育了像李云迪这样能够获得国际钢琴比赛大奖的青少年演奏家。还有，深圳画院实行的客座画家和签约画家制度，也率先有效地实现了美术专业创作机构的改革。

深圳这些年的文化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直接推动下，它的群众文化、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快，而它的专业艺术发展相对滞后。今天的深圳早已甩掉“文化沙漠”的帽子，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文化绿洲”。然而，有“绿洲”无“大树”，缺少优秀人才的“大树”、精品力作的“大树”。四十不惑，迈进成熟时期的深圳文化和每一位文艺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要有新作为，不能沉溺在过去的40年里。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值得回味，但是更值得总结，在深圳文化再一次出发的时候，应该直面和思考这些问题。在新时代中国文化版图中，这片“绿洲”应该生长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参天大树”。

记者：与此同时，您作为一名美术家，多年来不仅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美术活动，对于水墨画的革新和国际推广等也贡献很大。

董小明：1988年，我在中国美协工作的时候与中国画研究院共同策划了“北京国际水墨画画展88”，这是改革开放后由国内举办的第一个国际性美术展事，改变了当时中国美术国际交流处于被动的局面。选取水墨画种，意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1992年我已来到深圳，与中国画研究院和中国美协共同蕴酿在深圳继续举办。我们又打造了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和深圳水墨论坛，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画革新和向世界弘扬中国艺术的平台。通过近30年的努力，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画家学者在这个平台上得以交流，对传统水墨艺术融入当代、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在中国的南方形成了一个水墨艺术的中心，也为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积聚了艺术资源。

“大部分的画都是晚上画的”

记者：请谈谈您本人的艺术创作，包括一路走来的创作状态和艺术理念。

董小明：作为一个画家，我长时间以来深感惭愧和无奈：境遇所累，想得很多，画得太少。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参与推动传统水墨画革新的工作，提出和研究一些课题，也引发了我自己的水墨画实践。墨荷，是我持续十多年的画题，每天夜深人静时，用画水墨画来洗涤心灵上被一天繁杂纷扰的事务蒙罩的尘埃。开始时我把画荷当作是与自己心灵的对话，珍视为在精神上留给自己的一片“半亩方塘”。因为没有想到出版和展出，作品尚有一丝今日的文人画气息。1999年，联合国总部邀请我去做关于中国水墨画的演讲，由此促成了2001年在纽约的“董小明墨荷展”。之后，我几乎坚持每年应邀在国外的美术馆举办个展，以此逼着自己不断创作。近年来，开始尝试用一些新的材质、工具和方法做水墨画。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中国水墨画的革新，在都市水墨这个概念和学术方向上，可以说是旗帜性的。请谈谈您提出的“城市山水画”和“都市水墨”是怎样的关系？

董小明：上世纪90年代，传统中国画探索变革的前行轨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一座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重合，产生了“都市水墨”这一传统水墨画当代革新的课题。年轻的深圳画家敏感于时代，以其特有的文化自觉和创新意识，在反映改革开放火热生活的“深圳画家画深圳”创作活动基础上，率先提出和实践了“城市山水画”这一中国画革新的课题，举办了国内数十位山水画家和理论家参加的首届城市山水画创作和研讨活动。继“城市山水画”的实践后，我们进而探索水墨画与都市的关系，在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等平台上，持续以“水墨与都市”“都市水墨”为题，深化和拓展了这项艺术实践。20多年来，这一课题在全国画界乃至众多海外艺术家中产生了反响。

记得在第一次城市山水画研讨会上，我们拿出了深圳画家率先实践的城市山水画作品。我带头画了第一张城市山水画《辉煌》，用彩墨表现建设中的深圳夜景。一张小画，今天已经成为那个火红年代的美术记忆。

2016年，中国国家画院审时度势，将“都市水墨”作为传统中国画当代革新的重要课题，建立都市水墨研究所，在这个课题的发源地深圳开展工作。我希望，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都市水墨”探索实践，能够成为通向传统中国画当代革新大道的一条可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