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子全家福 (油画) 1928年 徐悲鸿 龙美术馆藏

花(油画) 1946年 秦宣夫 私人藏

留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文化史中最富时代特征的现象之一。在美术领域，留法艺术家大多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以油画、素描、雕塑为主要研究科目。在那里，他们既接受到了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美术的教育，也带回了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美术带来了传统书画体系之外的油画、雕塑、素描、色粉、水粉等新的美术类别、新的美术观念，甚至与之相关的新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活跃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群体之一，奠基、开拓、改变、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

1月12日至3月3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龙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展览用一个主展——“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及三个专题展——“他乡之乡：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山之石：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雕塑”“饮水思源：留法艺术家的法国老师们”，展出40余位留法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影像资料等，为观众全方位展示了这一时期这群留法美术人的美术面貌。

一个孵化器般的艺术团体

当年这群艺术家满腔热情地走出国门，踏上去法国留学的道路。身在他乡，面对新的艺术观念与思潮，他们该如何更好地学习艺术，又该如何将所学知识回馈给祖国？1933年4月2日，常书鸿、刘开渠、曾竹韶、王临乙、吕斯百、唐一禾等一批留法艺术生，本着“需要一个更紧密的、更纯洁的艺术团体的组织”，出于“互相了解、互相研究的真诚的态度”“自由地评论艺术界的现状，艺术上的问题”的目的，在巴黎常书鸿寓所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并得到迅速发展。

艺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专号——展柜里这片边角已经破损、文字依稀可辨的纸张，正是当时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员向国内传播西方艺术发展的重要载体、杂志《艺风》的封面。1934年8月和1936年11月，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两次通过《艺风》刊发《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专号》《现代艺术专号》，向国内系统介绍了西方各种艺术流派和各国艺术发展情况，并从不同角度对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进行了阐释，播撒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种子，被评论界称为“划时代的论述”。仅常书鸿、陈士文、郑可、刘开渠、王临乙五人在《艺风》各期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就达90篇。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也成为世界现代艺术在国内的重要传播者，对推动中国现代绘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大批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员陆续回国，投入到保家抗敌的历史洪流中，同时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的积极推动者。直到1945年3月24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第58次大会举行，学会重新步入正轨，才进入又一个活跃期。滑田友、潘玉良、常玉等学会成员，用各自的艺术实践积极探索中西合璧的艺术道路。他们的艺术成就越来越受到法国主流艺术圈的关注和认可，同时他们持续把中国艺术介绍给西方并产生影响，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从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学会活动一直延续了20年，先后聚集了常书鸿、滑田友、潘玉良、吴冠中、赵无极、吕霞光等111名旅法艺术家。展厅里，他们的名字被一一记录在“光荣墙”上。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是一个艺术团体，更像是一个孵化器，从这里走出的艺术家对中国20世纪艺术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文明迁移中的重要纽带

上世纪，中国艺术家在法国书写了现代艺术最美好的篇章之一。在不同技法要素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的迁移过程中，中国艺术家和法国艺术家建立起的联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艺术家是到法国求学，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与法国艺术家形成“师承”关系——自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吴法鼎、徐悲鸿、林风眠一代，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吴冠中及刘自鸣这一代留法艺术家身上，无论是在美术技法上还是在美术理念上，无不印有法国画家的痕迹。

不论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中国人在法国出场的主要阵地，抑或在巴黎的自由画院，如格朗旭米埃画院，年轻的中国艺术家都与其法国老师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如让·夏布与刘开渠，亨利·布沙尔与曾田友等，这不仅仅影响到他们如何掌握素描、油画或模型制作的技法，更影响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思考，例如对美、艺术以及艺术家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等相关问题的理解。

法国画家帕斯卡·达仰-布弗莱曾是徐悲鸿的导师，他曾这样描述艺术学习：“艺事至不易，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徐悲鸿听从了导师的教导，他拒绝趋慕浮夸，实现了更博大的艺术及教育规划，而该规划甚至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同样，吴冠中曾激动地提及让·苏弗尔皮对自己在构图方面的影响以及安德烈·洛特对自己在色彩方面的影响。

遥想100多年前，这些年轻艺术家怀揣艺术理想的初心，登上波尔多斯号邮轮，经历一个多月的航行来到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他们不畏艰难，努力求索，在艺术上研究西方的造型和融合规律，也从文化的角度体悟西方美术的历史文脉。他们是一批艺术的“朝圣者”，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西方艺术和美术教育的系统与方法，更是振兴中国艺术和美术教育的激情与理想。“数以百计的中国艺术家虽然前往一个国家，但他们的取用多维而丰富，回国之后他们艺术的发展形式是多元多样的，形成了百舸争流的格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极强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也正是由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艺术胸怀，使得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美术有了一番文质俱新的图景，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培植了厚实丰沃的土壤。”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