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和贾樟柯“同框”了，出人意料。一位是文学评论家、作家，一位是导演，看似并无搭界，两位“大佬”居然还有交集？

如果搜索外界可知的联系，也可寻得蛛丝马迹——李敬泽祖籍山西，贾樟柯是山西人；李敬泽从文学评论家转身成为“新锐作家”，贾樟柯也一直热爱文学，从未停止过书写；两人不谋而合有过同题创作，李敬泽写《夜奔》，贾樟柯写《我的夜奔》；去年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热映，李敬泽新书《会饮记》中也有“江湖”，与此同时，李敬泽是贾樟柯电影的忠实观众，而贾樟柯也是李敬泽新书的“理想读者”。

《会饮记》中，李敬泽用12篇深邃缥缈的散文构建了12个与众不同的精神世界，从白天到夜晚，从江湖到哲学，从历史到未来，以极其自由的思想和笔触，关照苍茫宇宙的兴衰成长。也因为这本《会饮记》，两人终于坐在了一起。2月22日，由“晓岛”艺术共享空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等联合主办的“江湖与柏拉图——李敬泽、贾樟柯对谈《会饮记》”在“晓岛”举行。李敬泽与贾樟柯惺惺相惜，默契十足，由《会饮记》而畅谈江湖，谈故乡，谈对当下文学和电影的感受，对“江湖与柏拉图”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与世事的思考，活动由青年评论家、《会饮记》策划编辑季亚娅主持。

关于江湖：“你以为身在江湖，其实是心里有江湖”

去年一部《江湖儿女》讲述别样热血情长，也将“江湖”再次普及给国际观众。江湖乃中国独有。在做电影翻译时，翻译告诉贾樟柯：你重起一个英文名字，江湖这个词在英文、法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它太中国了。电影中最后出现的江湖是拼音JiangHu。

这个江湖是什么呢？贾樟柯说道，“江湖确实也说不清，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这就是语言之外的东西”，它的内涵太丰富了，比如指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动态关系，你可能就是对方的一个江湖，江湖是人相遇、相认、离别的地方。“从电影的角度看，它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是共同的秩序，这种秩序里有对命运的偶然性的体恤，所以江湖中人互相理解，理解的是这种命运的偶然性，这是非常复杂的语言之外的东西，我们只能用‘江湖’代表这种人山人海里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江湖。”

《会饮记》里也有一个江湖。收入其中的《夜奔》最早的名字就叫《江湖》。李敬泽说，江湖太大了，真是无从说起，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解，每个人不同时候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各种各样的工作，各种各样的状态，但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包括身份、工作、社会地位、收入等等拿掉，“这种情况下，那些最基本的、指引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依然还觉得生活有意义的那样一套东西，我们所相信、所期待、同时也期待着别人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那就叫江湖”。因而，所谓相忘于江湖也好，身在江湖也好，江湖说的并不是一个地理空间位置，“一定要说江湖在哪儿，江湖还是在心里，你以为身在江湖，其实是心里有江湖”。

关于故乡：“我们都有另一个故乡，那就是我们的文学或电影”

“故乡”在远方，也在骨血里。李敬泽籍贯山西，实际上没有真正在山西生活过，也说不了山西话，但每当李敬泽听到贾樟柯电影里的山西口音时，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对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就意味着江湖，那样一个遥远的山河、风土、故人的感觉就出来了”。

“作为文学家，或者作为一个导演，我们每个人都有另一个故乡，这个故乡可能就是我们的文学或者电影。”贾樟柯说，初读《会饮记》，脑子里突然冒出两组词，即书信共和国和文学共和国，尽管书中大部分以“他”为人称，但读时总觉得像读一封封信，书信体的信。李敬泽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想了那么多事情，见了那么多人，他能从古希腊联想到当今，从萧红联想到宋徽宗，在文学共和国里自由游走，这样的时空跳跃，是文学带来的一种超能力，这种超能力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智慧，在古今中外索引式的线索中找到世界内在的秩序，拥有对内在秩序的整体性的意识。书中有一篇讲到“地听”，贾樟柯指出，古人讲“天视地听”是掌握宇宙尽在其中的能力，这本书就有这种能力，《会饮记》带来的不仅是文学之美，更美的是一种“天视地听”的自由度。“只有把文学作为故乡的人，熟知每一个词语，熟知文学和哲学线索里发生过的沟沟壑壑，就好像走过田野、走过道路一样，他了解故乡的每一座山川、大地，他才能够这样自由，他的故乡首先是文学。”

关于文学与电影：如果复制摘抄经典，真实的生活感受会在电影里逐渐消失

《会饮记》最让贾樟柯感动和醒察的，是它有非常敏感的实体性的生活感受。他分析道，“书中写到很多现实遭遇，我们都误过飞机，六个小时不起飞，经历过网络慢，别人发来的东西一直打不开，在那儿转圈儿，但我们没有延伸出来我们的感受。而他的很多文章的意象和想象是从实体的当下的真实感受扩散开来，同时又有能力带给我们跟古人、跟典籍、跟已有的生命遭遇之间的呼应关系，带来历史的观点，这是《会饮记》给我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之所以强调实体感受，因为贾樟柯看到电影行业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近一两年呈现出的创作状态，很多电影是从经典电影中复制来的，甚至一些影迷电影就是组织起来的摘抄本，真实的实体生活感受正在逐渐消失。“我们拍一部像谁谁谁的电影，拍一部警匪片、一部惊悚片，很多都在不停地重复空间、人物设置，从电影到电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首先选择的表达方法应该是从实体的生命经验发出的需求。”电影只有100多年历史，文学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会饮记》引经据典却为什么打动人？正因为其内在的丰富性是从现实实体经验出发的，你能看到它的来源和上升轨迹与过程，它是有根的，是综合了文学想象的翱翔和实体感受的一种互动。

“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其实最最简单不过是天、地、人这三件事而已。”李敬泽谈道，《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山河”与“江湖”，说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山河的眼光，也就是当我们在看着人们冗长的日常生活，看着一个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时，同时我们还能见出一个山河来，看到天，看到地，看到在天地尺度下的这个人和这颗心。《山河故人》，好在有天有地有人。他指出，我们对于世界的普遍联系，对于世界的总体性感觉，都不是抽象的，天和地也都不是抽象的，它是天地之消息，是非常微妙地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作家，实际上是把这些消息给编织起来，使得我们原本混乱无序的世界和生活变得有形式、有意义，种种暗处被照亮了”。

贾樟柯中学时便已在《山西文学》发表作品，现场也谈到了自己与文学的一些渊源。他坦言，年轻时是文学青年，写得确实还可以，山西省作协想要栽培他，办了读书改稿班，他也在班里改小说。但他很焦虑，因为当时学习差，“我倒是想搞(文学)，但没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可以降低分数招生”，而艺术院校特别是美术院校是可以降低分数的，于是他就学了美术，后来又喜欢上了电影。当时选择考北京电影学院，山西省作协一位老作家非常生气，那个年代搞文学的人觉得搞电影不行，没出息，他怎么搞电影去了？贾樟柯压力很大，怀着谋生的想法去学了电影。他表示，电影与文学媒介不同，有不同的抵达，文学有影像抵达不了的地方，电影也有文学抵达不了的地方，二者各有优点，“我直到今天都非常热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