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总书记回忆起了一件往事，他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人民作家柳青以其毕生的奋斗，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为了纪念柳青的业绩，弘扬其精神，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柳青在皇甫》一书。我参与了此书的出版策划，读过多遍书稿。我感到，这本收录当年与柳青一起工作，与柳青有过接触，与《创业史》的创作、出版有关的众多人士回忆文章的纪念文集，以大量具体而生动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不同侧面和典型事迹，对我们走近柳青、了解柳青，有很多帮助与裨益。

扎根于人民之中

柳青在皇甫村安家落户的14年，人们通常看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这样的看法没有错，但是只有这样的认识还不够。柳青从北京回到西安，从西安下到皇甫，都基于他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要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刻自醒与高度自觉，主导了他毅然决然地下到皇甫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而且做到了完全和彻底。

《柳青在皇甫》中的不少文章，都谈到柳青有关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清醒认识。韦昕的《两个“尖端武器”》里谈到他1959年去皇甫村看望柳青时说到一些人对柳青的“自动下放”的不理解，柳青以肯定的语气回答：“作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针对一些人要多走多看的说法，柳青又回应说：“到处去看看，我不反对，但最好是在生活中扎下根去，深入生活，解剖麻雀，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社会嘛。”郭盼生的《夜寻王家斌》里说到他去看望病中的柳青，谈及在皇甫的14年，柳青坚定地说：“我还是一句老话：要真正体验生活，必须深入生活；要塑造英雄人物，必先塑造自己。”柳青在不同时期所给出的这些说法，道出来的都是颠扑不破的文学真谛与人生真理。这种清醒的认识、坚定的信念，构成了他落户皇甫、扎根人民的根本动因。

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郭盼生的文章写到，因为柳青“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工作投入的深切与忘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才配得上叫“扎根”。

徐民和、谢式丘的《在人民中生根》一文，有很多有关柳青在皇甫的描述：“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柳青“与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村里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也是个庄稼人。”这里实际上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柳青已经把自己“农民化”，也等于实现了“去作家化”。他在改造旧有的自己，重塑全新的自己。这也是柳青落户皇甫村的本意所在，扎根人民的最大收获。

与人民一道前进

柳青把文学看成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也把自己看成建设者和劳动者的一分子。这使他在皇甫村的14年，深入生活不只为了创作，工作范畴远远超出文学。李若冰在《柳青是个大写的人》的文章里特别指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柳青)都是自觉地到人民中间去生活，直接参加人民的斗争实践。”“在长安县，他和农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变革现实，为长安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不做皇甫人的座上宾，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既与人民一起生活，又与人民一道前进，这是柳青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全新诠释与独到发挥。

许多人在文章里都谈到柳青以积极建言和深入工作的方式，给村民、村貌带来的改变。安于密的《安家皇甫村》讲道，“柳青自始至终参加了王家斌胜利农业社的试办工作，为长安县的农业合作化建树不小。”说到柳青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不写稿子，只在烟盒上列个提纲，但讲得通俗生动，引人入胜，下面的人们听着听着就身子往前倾。”张家谋等人的《皇甫塬畔话柳青》，在讲到柳青不仅“百事问”，而且“百事管”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柳青跟着农民往塬上送粪，一路上“气喘得歇了好几次”，领略了农民的过分辛劳之后，他提议“在塬上建立生产点——把饲养室、打麦场搬到塬上。”这一提议得到群众拥护，随后就很快在塬上建立了20多个生产点，减轻了农民的生产强度，也提高了粮食产量。还有一个是滈河北岸的农民在河南种水稻，来去渡河不方便，柳青就建议修一座大桥，从此“联通了滈河南北，便利了群众生产”。就这样，柳青为皇甫村尽心竭力，皇甫村也因柳青而面目日新。

关于柳青捐赠《创业史》全部稿费一事，王峰的《无私奉献捐稿费》详细叙述了个中细节，并全文引述了柳青就捐赠稿费一事写给王曲公社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说明稿费捐赠的数目与用途后，特别提出一定不要“宣布”和“宣扬”，显示了柳青只想办实事、不想务虚名的高风亮节。据知，王曲公社利用这笔款项办起了农械厂，在大社分家之后，农械厂的这处房屋与房产划拨给王曲医院，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在皇甫村扎根落户的14年，皇甫村改变了柳青，使他变得更有主体能动性和超强战斗力；而与此同时，柳青也在以他的呕心沥血和夙夜在公，深深影响着皇甫村的人们，渐渐地改变着皇甫村的土地，出色地践行了与人民一同生活，与人民一道前进。

为人民树碑立传

柳青落户皇甫，把自己融入农村现实，扎根于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再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积累素材，提炼感受，进而创作小说，检验作品。这样一个从生活到创作的实践与写作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在生活中与人民同心同德，在写作中为人民树碑立传。

《创业史》如何生成于皇甫村，“梁生宝”如何引动了柳青，许多文章都从不同侧面记述了其大致过程，那也是来自于皇甫村的沸腾生活，出自于皇甫村的各色群众。冯鹏程、邓攀的《慧眼巧识“梁生宝”》里写到，柳青在1953年秋季听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说到王家斌的事迹，想起曾在晒谷场上见过这个小伙子，不卑不亢的王家斌当时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柳青放下手头正在写的《恨透铁》的稿子，立刻就去滈河南岸找王家斌，“在家斌的草棚檐下，整整交谈了一个上午”。王家斌不幸的身世，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憧憬，“深深地牵动了柳青的心，自此以后，柳青时刻注意王家斌的行踪。王家斌在乡上办事，他就在乡上了解；走到区上，他就到区上了解；王家斌到外地做报告，他就跟踪到当地打听；王家斌到县上开会，他就反复问县里干部，他在会上说了啥，啥动作，啥神态……把外界对于王家斌的反映，一丝一毫都记在心里。”因为在跟踪观察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目睹了这个农村青年的可喜成长，觉得他身上葆有时代新人的气象，柳青在《创业史》里以他为原型，饱含激情地塑造出梁生宝的典型形象，把这个向人们大步走来的农村新人写得血肉饱满，读来令人为之感动，为之纫佩，也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典型形象。

晓扬的《人群之中找原型》谈到《创业史》里的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时说道：“在《创业史》里，细心的人和了解柳青的人，都会在书里找到梁生宝、冯有万、姚士杰、任老四的模特，他们的生活原型就是皇甫村的人，西王莽的人，王曲镇的人。”可以说，柳青的《创业史》，基于皇甫村14年的生活感受与人生体验，把众多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兄弟，化为作品里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写他们走向新生活的行进情形与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说，他是以写作为农民代言，以作品为人民立传。

《柳青在皇甫》一书中的不少文章，都写到柳青的《创业史》发表之后受到农民读者的普遍喜爱，柳青病逝之后皇甫人的巨大悲痛以及恒久不断的深切怀念。这一切都信而有征地向人们表明：为农民代言，必为农民所铭记；为人民立传，必为人民所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