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原武汉大学沈祖棻教授的遗著《宋词赏析》，沈祖芬教授的丈夫程千帆教授认为沈祖棻“这些文章以赏奇析疑为主，故此书以《宋词赏析》为名”。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加拿大华人学者叶嘉莹教授的《迦陵论词丛稿》，叶氏以西方现代意识流的观念赏析吴文英的词。自此，古典文学赏析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流行。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在发行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嗣后，巴蜀书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其他各出版社亦不断出版爱国诗词、山水诗词、爱情诗词、元明清词、传奇小说、明清小说等各种赏析集和辞典，形成古典文学赏析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了赏析文章的规范。

新体赏析文，不同于传统的评点式和感悟式的批评，也不同于近世的文学作品讲解。赏析文的作者一般都是古典文学专家，对流行于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有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艺术的敏感。赏析文的对象是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因此它必须是通俗的、文笔流畅而优美的完整小文，一般在千字左右，长者不超过两千字，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适于受众的审美趣味。

赏析文的重点在“赏”与“析”，特别强调通过对作品的语言、意象、修辞、艺术表现手法、结构、情节、形象、风格的具体分析，并概括出艺术的特征，继而发掘作品思想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文学史的意义。这是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界新创的通俗的古典文学作品解读方式。

古典文学赏析以诗词为主，因为诗词是中国特有的精美民族文学样式，虽然它们字面易识，但因其含蓄、凝练、意境深幽，表现手段独特，尤其是许多作品未留下时地及情事的线索，正如苏轼所说“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故难以索解，甚至有“诗无达诂”之论。然而我们可寻求文献的记载，前人的解评，通过具体的分析而探索作品的意旨，进而鉴赏其古典的艺术，发现其深蕴的意义。作品的解读是文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就诗词而言，若要解读传统名篇的古典意义，必须进行非常艰苦细致的分析，绝非简单的评点和感悟的批评可以解决。

某些作品在题目中留下了极模糊的时地线索，在赏析时必须说明具体创作的历史背景。例如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在解题时必须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加以解说。其历史背景是唐代元和十四年韩愈因上《论佛骨表》遭到贬谪而作。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解题时必须对“建康”和“赏心亭”的地名进行解释，由此而考知其创作的历史背景。某些作品的创作对象和主旨是很难确定的，自来存在争议，例如李商隐的《锦瑟》以诗的首两字为题，实为无题诗，历来认为它是政治诗、悼亡诗或爱情诗，但根据学者对李商隐恋情事迹的考证，可以认为它是爱情诗，而抒情对象是道女宋华阳姊妹，故情事极其缠绵而悲苦。

某些作品在文学史上自来推许为艺术的高标，但对其艺术之精微尚需具体分析。初唐诗人张若虚仅留下一首《春江花月夜》，闻一多先生以为它乃“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此诗虽用乐府旧题，却别出新意，华美优雅，全诗写春、江、花、月、夜，而以月为主，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云、扁舟、楼台、砧石、鸿雁，以及思妇、游子，组成完整的形象，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不仅赞美自然的奇丽景色，更表达了人生的哲理。李白的《静夜思》是五言绝句，仅二十字，前人认为它自然神妙，甚至“妙绝古今”。此诗简短易懂，但它是怎样妙绝的呢，这必须对每句加以赏解，突出其无理而妙，即在其看似违背常理与常情的描写中，反复而深刻地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情感。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是一篇充满神奇想象、艺术风格独特的奇作，其奇幻的意象、拟人化的手法、造语的冷峭、结构的错落绵密，形成了诸美同臻的艺术精品，展现了诗人特具的鬼才。许多作品辞意幽微，我们需要通过对全篇细细寻绎才可能发现作品的意义。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叙述诗人贬谪九江，于船上听长安故倡弹奏琵琶之事，由琵琶女自诉悲苦身世，而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我们对此篇的意义应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去理解，不应以现代社会关系观念而否定其艺术价值。南宋初年朱敦儒的《鹧鸪天》无词题，起两句云“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留下了历史线索。宋末周密在《浩然斋雅谈》里认为此“李夫人”即北宋宣和时期著名的民间歌妓李师师。她曾得到宋徽宗的赏识，经过靖康之难后，隐姓埋名，逃难到江南卖艺。词人于席间偶然识得李师师而产生深沉的历史沧桑之感，当听到旧曲时竟感动泪下，流露出怀念故国的悲痛情感。此词从一个侧面反映重大的历史题材，使人们思考深刻的历史教训，其社会意义也就突出了。

虽然说古典文学赏析热潮红极一时，并且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但伴随着20世纪的结束却依然走向了没落。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近二十年的古典文学赏析者的文学鉴赏，虽然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研究方法，但他们所谓的“回到文学本身”的口号，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20世纪以来以西方近代所谓“纯文学”的观点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的倾向，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恪守所谓文学体裁的三分法；在对文学形式的分析上，把西方近代文学理论所标示的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抒情性、叙事性等当作成功文学的典范，而忽视了中国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和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回到文学本身”实际是强调回到西方近代文学的理论价值体系中，并没有体现“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因此，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应更加注重采用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文献的研究方法，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切近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作者：张承凤，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