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一个心重的人才可能成为作家
“母亲说,我是一个心重的孩子”
我的任何写作,包括小说、散文、随笔等等,都是从个人出发,也都是从内心出发。写作是这样,我的讲座也是这样,也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然后才走向社会、走向听众。
从个人出发和内心出发,就会举到自己的一些作品的例子。2016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小心》。这篇小说是以我的一个小弟弟为原型写成的,我写了一万多字。
我的小弟弟1959年出生,刚出生就赶上了三年大饥荒,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导致他得了软骨病,也叫佝偻病,都四五岁了还不会走;又因为他驼背,腰上鼓了一个大包,只能坐在地上用手支撑着自己,用屁股往前挪。
我母亲一直为我这个小弟弟发愁,连路都不会走,长大后怎么生活?我曾多次听到我母亲对我的小弟弟说“你死了吧”!
我印象很深,有一天下大雨,我和弟弟在家里看书,这时候我母亲就对小弟弟说,“你站起来,走两步,让你姐姐、哥哥看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走。”
这时候,我的小弟弟就两手扶着膝盖,他站起来的时候腿哆嗦得像风中的树叶,就赶紧扑到我母亲的怀里。我母亲抱着他就开始劝他,说你还是死了吧,你这样长大也是哥哥的累赘,我死了以后谁管你呢?
这时候,小弟弟满眼含着泪水,无话可说。
我小弟弟最后还是死了,大约六七岁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端午节那天,我放学回来,走到屋子后头就听见家里的哭声,我就意识到完了,我的小弟弟肯定死了。进家一看,果然是。母亲和姐姐都在那里哭,而且我没看到小弟弟。
他死后,母亲给他钉了一个简单的木头匣子,已经在地里埋掉了。
母亲姐姐都在哭,我想我就不哭了,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应该坚强一些,就不哭了。但是我没有忍住,最后还是哭了。
这一哭就不得了。想起过去的往事,想起我不带他玩儿,想起我和他争吃的,越哭越伤心,最后哭得浑身抽搐,手脚冰凉,昏厥过去了。
我母亲一看这情况很害怕,本来她的小儿子死了,大儿子不能再出问题了。就赶快喊来我们村里的一个略通医道的老先生,过来给我扎了一针,我才缓解过来。
我一哭就哭得昏死过去,让我母亲得出一个结论,她说我是一个心重的孩子。所以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临死之前她给我们村里的婶子、大娘交待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看着我这个儿子。”意思就是别让他哭得太厉害,不要再让他哭得昏死过去。这是后来我的婶子、大娘给我说的,让我不要哭得太厉害,说你的心太重了。
一个心重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心重是什么东西呢?
有人认为心重可能是心眼小,可能是爱钻牛角尖,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想不开、放不下造成的一种心重,甚至说心重可能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心理状态。
记得我在煤矿上班时,有一次,我妻子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车子撞了。从那以后,她只要回家晚,我总是担心,情绪就容易起伏,很久缓不过来,直到她平安到家。
我觉得一个人的心重,还是关乎一个人的敏感,关乎一个人的善良,关乎一个人对责任的一种承担。从这些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心重,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反而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以此推之,我认为很可能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心重的人,而不是一个心轻的人。如果一个人他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一个心重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也可以说心重是成为作家的必要素质。
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心重,有的人就是心轻。心重的人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都能够表现出来,比如说心重的人关门都比较轻,就是心重的人手轻;在桌上放一个茶杯,他都会轻轻地,不让它发出声音来,由此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心重的人。如果他关门“咣”的一声,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一个心轻的人,不是一个心重的人。就是说,心重的人动作都是轻的,心轻的人动作都是重的。
那么,一个人的写作和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说,每个人的作品都是一个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诗。也就是说,作品是精神的形式,是心灵的外化,或者说是灵魂的形式。有什么样生命的质量,有什么样生命的力量,有什么样生命的分量,他才能写出相应的有质量、有力量、有分量的作品。
有人可能会说,生命的质量、力量、分量,是不是把生命量化的办法?不是的。我们通常说的量化是一种数字化的、物质化的东西,我所说的生命的质量、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分量,指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指的是灵魂上的东西。
生命的质量就是一个作家的人格,实现了五个标准生命才有质量
什么是生命的质量呢?我认为,一个作家生命的质量,指的是一个作家的人格。如果作家有很高的生命质量,至少应该包含五种因素或者五种标准:善良的天性、高贵的心灵、高尚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志。
善良的天性:
一个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个恶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从本质上来说,作家的写作是劝善的,是用于改善人性和改善人心的,因为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了使人和社会变得更美好,从本质上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人的心灵和灵魂。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使人性变得更善良,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东西。
文学作品既然有一个劝善的功能,就要求每个作家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而敏感,因为善良才能发现善良,并且会发现恶。
对有些善良,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发现、不敏感,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哪怕是一个小善,他都会发现。对于恶的东西,作家的心灵会颤抖,他会对恶也特别敏感。所以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作家才能变得善良,同时自然会揭露恶,鞭挞恶。
作家有时候会写一些恶的东西,揭露一些恶的东西,这正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正是希望人心变得更善良,希望社会变得更美好。
我还认为,作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行善的,当然这个行善不像一些慈善家、企业家,或者是拥有很多财富的人的行善方式,他们的行善是通过物质的手段,通过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来行他们的善行和善举。这些慈善家也好,有财富的人也好,他们的行善我觉得总还是有限的,或者说总是不能持久的,因为物质财富总有用尽的时候。但是一个作家的行善,通过他的作品来行善,我觉得会更长久一些。
如果有一个好作品,像我们的唐诗宋词、《红楼梦》,都有让人心变得善和美好的作用,它会长久地影响我们。
因此,善良是根本的天性,这是对一个作家最低的要求,也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要求。一个善良的人,可以不是作家,但一个恶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很多人曾经问我:在社会上,你是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的?我就说了一个“善”字。与天为善,与地为善,与人为善,有了这个“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高贵的心灵:
一个作家的心灵高贵了,他写的东西就不会低下、不会流俗
我说的高贵,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和贵族是不一样的,主要讲的是心灵。
一个人哪怕身在底层,但是他的心灵有可能是高贵的;一个人拥有很多财富,或者说他身居高位,但是他的心灵不一定是高贵的。心灵的高贵和人的财富与地位不是成正比的。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做到心灵高贵的,或者说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高贵的心灵呢?我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具有人文情怀,始终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理解生命的宝贵、生命的短暂、生命的不可重复,一直非常尊重生命,就会保持心灵的高贵。
也就是说,一直是把生命本身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把生命作为一个手段,这样的心灵就是高贵的心灵。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奉行和亲政策,这就是把生命当手段,而不是当目的。但也有例外,如昭君出塞,王昭君是自愿的,而且换来了50余年的和平。因此说,她的心灵是高贵的。
让自己的心灵高贵,说起来简单,但做到并不容易。
在当代社会,很多人一不小心、一坚持不住就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一种手段来使。有些人拿生命去交换,出卖自己,有的出卖自己的肉体,有的出卖自己的灵魂等等。
这就是把生命当手段,就是没有做到始终把生命当成一个目的,一旦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了手段,就失去了这种心灵的高贵。
作为一个作家,要保持心灵的高贵,始终把生命的宝贵看得高于一切,始终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始终把生命本身当成一个目的,这样才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心灵的高贵。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从我们的心里出来的,如果你的心灵高贵了,你写的东西就不会低下,不会流俗。
高尚的道德:
真正做到了“仁者爱人”,就不失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生命要有质量、人格要高,就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道德。
高尚的道德,要求是很多的,现在我们强调重德。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从道家到儒家,还有佛家等等,我觉得从本质上讲,都是崇尚道德的,或者说都是讲究德育的。
比如儒家讲究“仁者爱人”,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教诲。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些教诲,真正做到了“仁者爱人”,真正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不失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这些说起来简单,但是内涵非常丰富,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如果做到了,这个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悲悯的情怀:
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终保持悲悯的情怀来关注受苦的人
从人性上讲,每个人都有悲悯的情怀,这个悲悯的情怀对作家的要求更多。
你始终要有同情心,要有恻隐之心,要提前看到生命的尽头,有慈念甚至有悲念。大慈大悲也是一种悲悯,按照我的理解,我希望把它理解为人往往是先有悲,是大悲大慈。有时候,一个人经历了大悲后他才会产生大慈,才会产生慈念,使人变得慈祥起来。
很多大诗人、大作家,他们都有着悲悯的情怀,或者都有着慈悲的情怀。因为他们往往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尽头,有着强烈的生命的意识,知道生命的短暂,知道我们终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会回头看,回头看之后就会产生慈念,就会回想起过去很多事情,看得开了,会觉得好多事情都是不必计较的。
比如苏东坡写过一首描写月亮的诗,“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东坡通过看月亮就想到,如果今生今夜不能长好,明年明夜何处看呢?明年的月亮很可能就看不到了。他通过这首诗,写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人生的无常。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产生一种悲的想法,然后就会心生慈念。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楼梦》中,曹雪芹写林黛玉的《葬花词》,写的就是青春的遗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通过这首诗抒发自己对人生短暂的一种看法,“一朝春尽红颜老”,然后是花落也不知道,人亡也不知道,就是两不知。
生命失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从有知的世界到未知的世界,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天上打雷我们也听不到,下雨我们也听不到,雾霾、噪音想听也听不到了,都没有了。
苏轼和曹雪芹,都有着很深的悲悯情怀。我们作家也是,只有自己具有悲悯情怀,才会对一花一鸟产生悲悯情怀,对人世间的一切就心生爱意,就特别宽容。我写作的时候,总有想哭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好的状态。哭泣有几分,灵气就有几分。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类都离不开困境。人到世界上是吃苦的,是受苦的,所以说到什么时候都有受苦的人,都有可怜的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人,都有值得关注的人。
因此,作家一定要眼睛向下,始终保持悲悯的情怀来关注这些人。
坚强的意志:
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们打倒不了我
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意志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有三种基本力量:体力、智力、意志力。体力也可以分为三种力量:承重力、耐久力、爆发力;智力也可以分为三种力量: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意志力也可以分为三种力量:抗压力、持久力、胜己力。
我们通常比较重视体力和智力,对意志力往往不大重视,因为意志力是一个虚的东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从事文学创作也好,科研也好,还是其他的工作也好,这三种力量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意志力的支持,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
意志力是什么呢?意志力就是我们精神的力量。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心劲儿,再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我们战胜自己的力量。
我们通常说,船的劲在帆上,人的劲在心上。一个作家走多远,能不能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体力和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力的比拼,就是看你的意志力坚强不坚强。
唐僧和几个徒弟比,甚至没有徒弟的能耐大,但唐僧却领导着他们。为什么?因为唐僧的意志力很强大,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当下这个时代,对于作家的意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人们都被社交媒体所绑架。吃饭看手机,刷牙看手机,上厕所也看手机。据说,北京的地铁站台里,每天都能捡到手机。因为上下车的旅客,一拥挤,就把手机挤落到站台里了。
现在特别喧嚣,人人都得了数字焦虑症。短信几分钟不会,电话几分钟不回,人就坐立不安。静下来,是写作的先决条件,只有静,才能发现自我。因此,这是考验我们意志力的时代。作家要不被嘈杂的世界所扰乱,要不被名利、是非、男女之事所干扰。只有排除这些干扰,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有时候,我对我自己的才华也产生过怀疑,自己的才华怎么样?能不能写出好作品?能不能成为一流的作家?好多作家也对自己产生过怀疑。但我对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我相信我的意志力永远是坚强的,或者说我的情感可以是脆弱的,看一个感动的东西,禁不住就热泪盈眶,我看我写的小说,看着看着眼睛就湿了;但是我对我的意志力始终充满了自信,就是相信能够自己战胜自己。
比如,我已经连续很多年,坚持在每年的大年初一起来写东西。大年初一是什么概念,年三十和家人一块过年团圆,放炮、包饺子,会弄到很晚。但我每年大年初一的四点半准时起来,很快就会进入到写作的状态,这时候外面整个城市是一片沉寂。
我以前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有的记者就会问,你是不是要当劳动模范,我说我不是想当劳动模范,我就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意志力是不是保持着。
起来以后,我会在笔记本上记上一笔,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按时起来,还是战胜了自己。人们常说“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延伸来讲,一生之计在于什么呢?一生之计应该是在于早。再延伸一下,一生之计在于勤。这就是我新的感悟。
我特别强调意志力,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意志力的参与,不要忽视我们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就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力量,或者说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不被自己战胜,别人是战胜不了我们的。
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主持人对学员说,你们要想写出好的煤矿题材的作品,就要打倒刘庆邦。我挺不爱听的,后来我就说,如果我自己不被自己打倒,你们是打倒不了我的。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意志力不起作用了,才会被别人打倒。
生命的力量就是一个人思想的力量,
只有做到了独立思考生命才有力量
什么是生命的力量?我理解,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主要指的是一个人思想的力量。
一个人勤学,善思,独立思考又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生命有力量。我们通常说一个人,说他有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就主要是说他不是人云亦云,对社会、对世界、对历史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生命有力量。
中国作家里,谁的生命最有力量呢?如果让我推一个人的话,那我愿意推鲁迅先生。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是小体格,身高还不到一米六,身体也不好,烟瘾很大,鲁迅先生体力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和鲁迅先生掰手腕,一个女士就能掰过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的生命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的生命有力量体现在思想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思想的宽度、思想的广度,鲁迅先生对人性的认识,对国民劣根性持久的批判,我们现在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我们之所以推崇鲁迅先生,就在于鲁迅先生伟大的思想的力量。
在当代作家中,如果让我推荐一个生命最有力量的人,我会推荐史铁生先生。
史铁生是北京作协的副主席,我和他交往比较多,我们同年生,在作协还是同事,我都叫他“铁生兄”。
以前铁生的身体很好,到陕西插队回来就截瘫了,只能在轮椅上生活。我们参加活动,要先把他抬上轮椅,推着他,一起聚会也是把他从轮椅上抬下来,才能和我们一块行动。
铁生身体的力量完全不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得靠别人帮助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史铁生的生命非常有力量。他生命的力量就体现在他的思想精神上。
他作品中的思想的力量与鲁迅先生不一样。鲁迅先生主要是批判,史铁生主要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追问肉体和精神的关系、和灵魂的关系,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生命的意义,写得非常深刻。
铁生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国作协举办了追思会,中国很多的作家、学者、评论家都去了,好多人都是自己要求去的。作协主席铁凝也去了,残联主席张海迪坐着轮椅也去了,她们都争相发言,对史铁生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记得铁凝说,“史铁生成天坐在轮椅上,我们站在地上,如果从生理高度看,好像我们比史铁生高,但是从精神和灵魂高度,我们又跟史铁生差远了,我们比不上他。”铁凝还说,“因为铁生得了病,行动不方便,不能到各地走,也不能出国,而我们这些健全的人,我们可以到处跑,把全国跑遍,甚至还可以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但是我们的视野和铁生比较起来,有时候我们的视野开阔还比不上铁生,我们的胸襟和胸怀也比不上铁生。”从这方面,铁凝肯定了铁生兄生命的力量。
铁生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他的思想上,他对生命的追问追得特别深,因为他特别纯净。铁生身体这么不好,但他的意志力是无与伦比的坚强。后来他病重了,尿毒症之后肾都不起作用了,每个星期要做三次透析,躺在病床上,非常艰难。
我们健全人,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思索,但铁生即便在透析的时候,从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在体外循环,他脑中的血液不足,供氧也不足,这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思索。记得又一次,在手术台上的铁生眼看血栓将血管堵住了,他赶紧喊护士,说你看这血都变黑了,然后把血栓取出来再继续循环,然后他脑子才能思索。
后来他跟我说,思索非常费劲,刚想到一个念头,如果不抓住它,它很快就散掉了。因为他身体有毛病,不像我们健全人,思索以后可以固定下来,他手里抓着一个手机,有了一个念头之后,赶快在手机上做一个记号,不至于使这个思索念头闪掉,然后再对着电脑整理下来,这体现了他的意志力。
他不光是生命力量强大、思想力量强大,意志力也很强大。虽然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他的精神力量非常强大。所以我说,中国当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史铁生,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命最有力量的是鲁迅先生。
有一些作家朋友,拿着最新的作品来找我,让我写推荐语。我看了之后,没办法进行推荐。为什么?因为别人说啥他也说啥,他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是雷同的,没有生命的力量。
因此我说,生命的力量就是一个人思想的力量,就是人要不断地思索,不能人云亦云,对世界应该有独特的看法。思考必须是独立思考,独立是思考的前提,人没有独立是谈不上思考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甚至对每一个人来说,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做到了独立思考,这个人的生命才有力量,这是我讲的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
作家要不断积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写出好作品
一个人生命的分量,肯定不是先天就有的,是经过后天的一些事情,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坎坷,有一些磨难,被人误解过,被人轻视过,甚至被人批斗过,是经过锻炼再锻炼、加码再加码,是通过积累才使这个人的生命逐渐变得有分量起来。
一个作家只有生命有分量了,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他没有什么经历、阅历,没经历过什么事,他的生命的分量是轻的,就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
这个感悟,是我看了沈从文的一封简短的信后悟到的。
沈从文在这封信中说,司马迁之所以写出不朽的伟大的《史记》,在于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和司马迁的生命分量。这不是靠积学所能成就的,它是经过所受的教育的总量相加,然后才有生命分量,才能写出这么有分量的东西。
我觉得他这封简短的信中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他提到的叫“所受的教育的总量”,这个很有意思。通常我们说受到的教育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等,但是教育的总量就开阔了,包括社会的教育、人生磨难的教育等等。加到一起才叫所受教育的总量。
“不是靠积学所能成就”,指一个人有学问可以当学者,但是不一定能成为作家。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来,就是因为他的生命有分量。
提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非常高,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论是从史,还是从文,都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史记》,他的生命的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汉武帝曾给他两条路,一个是砍头,一个是受宫刑,砍头当然容易了,但是受宫刑对于一个士大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有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要完成他的《史记》,所以他选择了接受宫刑。
我去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看过,司马迁受宫刑以后,族人们都不敢姓司马了,改成姓“同”。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或者说是丧失了人生的尊严,但因为有伟大的《史记》,司马迁又赢回了尊严。
在这件事儿上,司马迁有他的考量,他之所以选择了受宫刑,是因为他有他的使命。《史记》之所以被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一部非常有分量的书,首先就取决于司马迁生命的分量。
司马迁是这样,对司马迁作出如此精辟评价的沈从文先生,应该说他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得到的很多间接教育,大多来自于沈从文。迄今为止,我只买过一个人的文集,这个人就是沈从文。
一部好的作品,不是“抓人”而是“放人”。意思也就是说,读的时候,让你浮想翩翩,不能自己,只能放下来,而后接着读。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样的作品,我读着读者就走神,会想很多事儿,只能放下,然后接着读。很多读者见了我的面说,刘老师,您的作品让我爱不释手。一听这话,我只能“呵呵”一笑。
我甚至将沈从文和鲁迅先生作比较。沈从文重感性,鲁迅重理性;沈从文柔软,鲁迅坚;沈从文风格忧郁,鲁迅风格沉郁。
综合比较,沈从文的气场更适合我。
我知道沈从文的经历,知道沈从文生命的分量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是逐渐加重的,才使他成为一个生命非常有分量的人。
沈从文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就当了“北漂”,到北京谋生活,靠写作混口饭吃。有时候作品无法发表连吃的都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冬天穿着薄衣服挨冻,徐志摩看了,送给他一条围巾,他非常的感恩。
沈从文的稿费拿不出来,他就去报馆看发表了没有,去要稿费。当时一家报社副刊的主编对他的作品非常看不上,当着沈从文的面将他的作品用浆糊粘起来,还粘得很长,并指责沈从文说,你这东西还想发表,只能当废纸,并当场把他的稿子攒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去了。
这对沈从文是多么大的伤害和打击,但是他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刻苦,最终还是一步一步走上了文坛,一步一步被文坛认可。一个小学都没上完的人,最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写作课的教授。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要颁给沈从文先生,但当年的夏天,沈从文先生就过世了。沈从文先生与诺贝尔奖交臂而过,一直过了好多年,我国的莫言先生才得了诺贝尔奖。
总而言之,一个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生命就要有分量。一个作家,要不断积累自己的分量,才能写出好作品。
——转自猛犸新闻,记者梁新慧根据刘庆邦先生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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