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筚路蓝缕，从新中国成立到走进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行，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作用，不断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报本期起推出“70年文艺观察”栏目，聚焦70年新中国文艺变迁，展示文艺创作辉煌成就，鉴往知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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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散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较之传统的家国情怀，无疑更加深切地凝聚了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宗奉感与自豪感，也必然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性和人民性。

共和国散文是共和国的产物，它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车轮，已经走过70年的非凡历程。立足共和国70华诞的重要节点，回望和盘点共和国散文，我们自会有多种多样的发现、收获和感悟，但其中最让人激情澎湃，浮想联翩，久久难以释怀的，当属浸透于大量散文之中，并拍合着散文发展而不断延伸的那种深切、恢宏的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主题表达。

诚然，对于国人而言，爱国主义并不陌生。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爱国主义，贻人以强烈的精神陶冶与生命洗礼。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须看到：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今日之共和国毕竟有着根本区别，后者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充分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与制度的优越性。这决定了共和国散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较之传统的家国情怀，无疑更加深切地凝聚了国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宗奉感与自豪感，也必然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性和人民性，因而也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细致梳理和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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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光辉足迹；高度关注共和国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浓墨书写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条战线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劳动者；赞美为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劳动，成就非凡的英模人物。这些都成为共和国散文的重要内容。

共和国70年风雨兼程，就整体而言，是前进的、凯旋的70年。置身这样的时代，一切向往光明美好的散文家，自会生出浓烈的民族自尊与爱国情怀，进而水到渠成地转化为对祖国的歌颂。其常见内容大致有二：

第一，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光辉足迹。毛泽东是共和国的缔造者，自然也是共和国散文浓墨重彩的抒写对象。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由毛泽东视察黄河切入，描绘了人民领袖对于黄河治理的高度关切。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透过毛泽东的故乡之行，展现了人民领袖谦逊、朴素、亲切、深挚，与人民心心相印的道德风范。方纪的《挥手之间》，定格毛泽东在延安上飞机赴重庆谈判的场景，彰显了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天下为怀。刘思齐的《泪中的怀念》，陈晋的《文章千古事》，丁晓平的《韶山来信》，刘上洋的《高路入云端》，从不同的角度走近毛泽东，托举起其精神天地与心路历程。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荒煤的《病房中的亲切会晤》《真挚的关怀》，曹靖华的《永生的人——怀念周恩来同志》，尧山壁的《隆尧地震亲历记》等，透过亲身经历，具体细致地再现了周恩来可亲复可敬的感人形象，梁衡写出《大有大无周恩来》《周恩来让座》《又见海棠花开》等作品，表达对总理的景仰，其中前者通过“大无”(无私)与“大有”(大智大勇大才大德大爱)的对比生发，完成了主人公崇高人格的立体写照。梁衡的《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朱增泉的《统帅》，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丁晓平的《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小平同志，其分别取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长镜头，汇成主人公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引领中国进入历史新时期的壮美画卷。

贺捷生是贺龙之女。其创撰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仰望国旗》《故里桑植帅魂归》等系列作品，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讲述了父辈的坚定信仰和英勇斗争，以及家乡人民为共和国诞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曹靖华是瞿秋白的生前好友，一篇和着泪水与激情的《罗汉岭前吊秋白》，矗立起为开辟“新土地”而从容就义的共产党人。张嵩山的《彭德怀最后一次排兵布阵》，季羡林的《怀念乔木》，迟浩田回忆张爱萍的《为人顶天地，豪气逐风云》，柯岩缅怀曾志的《人的一生，都在路上》，江子的《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均透过富有历史感与现场感的描述，将真实鲜活的艺术形象留在人们心中。孙犁、魏巍、艾煊、丁宁、菡子等，都曾是红色军旅的一员，出自他们笔下的若干篇章，或钩沉将帅身影，或打捞战友踪迹，其人物和故事尽管各有不同，但同样传递出昨天的峥嵘、奇崛与曲折、悲壮，让人感受到共和国的来之不易。

第二，高度关注共和国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浓墨书写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条战线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劳动者。共和国历史上有一系列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节点，它们久久牵动着民族记忆，同时也化作散文家对祖国的铭记与感怀。刘白羽的《沸腾了的北平城》，把宏观统摄和细微探照融为一体，极具现场感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后，威武雄壮的入城式。杨刚的《给上海人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以见证者的身份和书信特有的亲切自然的笔调，生动传递了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菡子的《从上甘岭来》，新凤霞的《赴朝慰问》等，撷取不同侧面，为抗美援朝留下情真意切的场景。杨朔的《戈壁滩上的春天》，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的黄埔村》，靳以的《黄浦江的早晨》，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等，立足多条战线，再现了共和国最初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景。从维熙的《十月的记忆》，柳萌的《这个秋天没有乡愁》，从“我”的命运变化入手，昭示了拨乱反正，春回大地的重要信息。陈忠实的《不能忘却的记忆》，折射出农村改革所走过的坎坷路程。韩少功的《笛鸣香港》，张守仁的《澳门，我并不了解你》，不仅完成了对香港、澳门的文化解读，而且表达了两地相继回归带给国人的喜悦与自豪。朱增泉曾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现场指挥，其笔下的《一飞惊世界》《飞天记》，为这一伟大工程留下了生动翔实的历史记载。王巨才的《坝上的云》《家在瓦窑堡》《在时空隧道里，我思绪纷然》等篇，正面状写中国大地的改革浪潮，其充满温度和亮色的笔墨，堪称社会进步的大雅正声。彭学明、李春雷、陈涛、塞壬等作家的一批近作，把正在实施的规模空前的扶贫工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地区的生活变化与命运改观推向前台，从而传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前进足音。

与追踪共和国前进步履相呼应，赞美为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劳动、成就非凡的英模人物，亦成为共和国散文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甄为民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魏钢焰的《忆铁人》，徐迟的《哥达巴赫猜想》，陆幸生为红旗渠建设者立传的《“人工天河”，屹立太行》，孙德宏讴歌环卫工人高尚职业操守，抨击拜金主义的《寻找时传祥》，马万里讲述“杂交水稻之父”报效祖国的《袁隆平，用一颗种子改变世界》，杨振宁回忆自己同学、“两弹元勋”崇高人格的《邓稼先》，周建新记录航空报国英雄罗阳“用生命擎起舰载机”的《生命八昼夜》等，因为具备丰沛的历史真实性和时代典型性，所以成功展现了共和国脊梁的风采。一批道德高尚，造诣精深的作家、学者、艺术家，进入散文的人物长卷。艾青的《忆白石老人》，汪曾祺的《老舍先生》，铁凝的《怀念孙犁先生》，以及卞毓方笔下的季羡林，叶廷芳笔下的朱光潜，林非笔下的荒煤，高洪波笔下的冯牧，李舫笔下的李雪健，韩小蕙笔下的蒋子龙，王国平笔下的汪曾祺等，均调动作家久藏的记忆与认知，凸显了主人公的精神天地、人格特点与独特贡献，进而告诉人们：共和国也是一片文化生长的热土。梁晓声、王宗仁、习习长期关注工作和生活在基层的边防战士或普通劳动者，他们精心塑造的人物群像，常有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气质，令人肃然起敬，久难忘怀。

共和国70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当历史的曲折来临时，作家们以主体的真诚与强大超越了客观环境，写出了乐观向上、瞩望未来的篇章，因而迄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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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时代馈赠，越来越多的作家在风景描写中引入环保意识，生态视角，水绿山青，万物和谐，成为作家们面对大自然的殷切呼唤与由衷放歌。

在作家心目中，共和国不单单是一个文明昌盛的政治经济实体，同时还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是这片土地上的山岳河流，日月星辰，绿树红花。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中国散文模山范水的传统源远流长。惟其如此，共和国成立初期，散文创作虽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物、新气象为主，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通过状写山水之美来传递社会新变的作品。如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丰子恺的《庐山游记》，菡子的《黄山小记》，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等。其中后者以绚丽多彩的笔触，描绘出新疆大地特有的“江山如画，人物风流”，展现了“祖国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成为长久传诵的名篇佳制。上世纪50年代后期，散文的文体意识和抒情元素得以强化，从而直接催生了一批寓爱国情怀和时代精神于自然万物的作品，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曹靖华的《洱海一枝春》《艳艳红豆寄相思》，艾煊的《碧螺春讯》《太湖漫游》，袁鹰的《青山翠竹》，郭风的《叶笛集》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在这类作品中，杨朔的《茶花赋》《荔枝蜜》《雪浪花》等，自觉将诗歌的艺术手法和审美元素融入散文的人物塑造、场景描绘、篇章结构和语言修辞之中，着力营造诗的意境和品质，从而精彩亦精致地表达了作家对祖国，对时代，对劳动和劳动者，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赞美，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时期以来，呼应着全社会大自然观念的确立以及旅游经济的兴起，聚焦大地风景，感怀生命还乡的散文创作空前繁荣，蔚为大观。梁衡从捕捉山水魂魄到寻觅古树精灵，审美对象发生了变化，不变的是精神和艺术境界的“只求新去处”；林非放飞云游大地的灵感，其笔墨所至，既让山水有了生命，更使思想长了翅膀；陈世旭以丰沛的才情和瑰丽的诗笔，奏响大自然之歌，一时间，山峦、森林、草原、湖泊的鬼斧神工，洗尽了都市人的狂躁与疲惫；彭程与风景自然对话，一向含蓄、沉静、收敛，同时又勤于拓展，富于变化，正像他文章标题所示：“心的方向，无穷无尽”；鲍尔吉·原野状写河流草木，除却想象灵动，文思飘逸，还有一种草原人特有的神性萦绕其间，让人在赏心悦目之余生出敬畏……显然是遵循内心的驱使，一些被都市文明裹挟的作家，开始将浓浓的乡愁注入风景自然，于是，一片片曾与生命耳鬓厮磨的原乡故土跃然纸间：贾平凹的商州风情，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张炜的半岛今昔，郭文斌的宁夏民俗，葛水平的沁河晨昏，徐迅的皖地景物……都因为主客体之间一种无法切割的情缘而撩人心绪，感人至深。应当是得益于时代馈赠，越来越多的作家在风景描写中引入环保意识，生态视角，水绿山青，万物和谐，成为作家们面对大自然的殷切呼唤与由衷放歌。李存葆、徐刚、苇岸、哲夫、李青松、郭雪波、梅洁、艾平、苏沧桑等，均在这一领域付出了艰辛努力，捧出了精粹之作。

中国大地是地理的、自然的，也是历史的、人文的，共和国70年的建设与发展，更是为自然地理的中国披上了历史人文的盛装。因此，在描绘百态千姿的自然风物的同时，探访辉煌壮丽的人文景观，倾听其历史跫音，发掘其文化意蕴，也是共和国散文家传递爱国情愫的重要路径。在这一维度上，问世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郑振铎的《长安行》《春风满洛城》《郑州，殷的故城》《金梁桥外月如霜》，秦牧的《社稷坛抒情》《天坛幻想录》，翦伯赞的《内蒙访古》等，堪称早期硕果。这些以历史文化阐发见长的作品，由于承载了作家特有的锦心绣口与知识学养，以及他们对新中国的高度认同感与责任感，所以拥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进入新时期，秦牧礼赞首都夜晚灯河之美的《长街灯语》，黄秋耘连接屈原和闻一多爱国精神的《行吟阁遐想》，佘树森彰显民族智慧、气魄与才干的《紫禁城驰笔》《如果你到长城来》等，赓续了历史文化散文的脉动。稍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相继问世，作家的哲思文采不仅深化了人们的历史认知，而且成就了富有新意的散文样式，于是，历史文化散文走向繁荣。王充闾的《国粹——人文传承书》《诗外文章》，朱增泉的《战争史笔记》(5卷本)，李敬泽的《咏而归》，李元洛的《唐诗之旅》《绝唱千秋》，祝勇的“故宫系列”，李舫的《纸上乾坤》，刘汉俊的《刘汉俊评说历史人物》等，都是该领域质文兼备的扛鼎之作。这些作品虽有着不同的关注对象、学术重心和文体探索，但又有一种共同的旨归——立足时代意识的制高点，经过扬弃与重构，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显然，它们负载了更为深沉的爱国主义，从而为坚定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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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一定的空间或心理距离回望祖国，能够更加客观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好和美，中国的优越和进步；正因为如此，那些具有域外视野，属于国际题材的散文，成为观察和体味共和国散文家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窗口。

有事实证明：人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爱，既不是先天赐予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它的生成除了有赖于国情和国运的支持与呵护，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条件：某种异国视角或一些域外体验。事实上，拉开一定的空间或心理距离回望祖国，不仅能够更加客观也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好和美，它的优越和进步；而且有助于人们蓦然发现自己心藏的一份牵挂、依赖和向往，即对祖国的大爱与深爱。正因为如此，那些具有域外视野、属于国际题材的散文，成为我们观察和体味共和国散文家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窗口。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值得留心：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条件，走出国门，融入世界，这使得他们能够相对深入地打量和认识异域生活，同时比较从容地体味和咀嚼自己的异国感受，从而写出具有跨文化色彩的散文。刘成章因亲情的呼唤一度寄居美国。这期间，他写下《家山迷茫》《域外迎春》《乡土结》《中国屋》《想的念的是中国》等一系列作品，或勾勒中国人在美国的同胞情谊，或讲述孩子们珍存的红色情结，或描绘异国风景引发的故乡思念，或笑谈一句乡音唤醒的往日情景，而其中最有分量的潜台词则是：越是来到美国，就越是忘不掉中国！同样是因为血缘的牵扯，韩小蕙亦时常穿行于中国和英国之间。其近作《聆听李伟友》，便记录了她在英国的“遇见”，作家透过“他者”对中国的向往，有效皴染了今日中国亮丽的国际形象。

第二，有的作家具备较长的国外经历或较深的异域因缘，而这种经历和因缘又饱含着屈辱与磨难，这决定了他们由衷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站起来的祖国。而这样的渴望一旦成为现实，他们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为祖国放歌。民国时的李健吾曾在法国留学。当时因为祖国孱弱，他饱受嘲讽、误解和歧视。共和国的成立带给他莫大的欢喜与振奋，为此，国庆一周年时，他在《解放日报》发表《我有了祖国》一文，历数心路历程，道出最强心声。紫风自幼生活在侨乡，丈夫秦牧也是华侨，因而对华侨生活很是熟悉。一篇成稿于1978年的《祖国的爱》，以天安门广场和歌曲《祖国颂》为背景，陈述了三位华侨在时代巨变中的命运沉浮，最终告诉世人：华侨永远不再是海外孤儿，他们背后屹立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陈慧瑛的《梅花魂》提供了另一种情况的华侨经历：“我”出生于星岛商界巨富之家，外祖父是颇有声望的爱国侨领。新中国成立后，“我”随母亲回国。临行时外祖父以家传的墨梅相赠，希望后代像梅花那样做人。“我”大学毕业后赶上十年动荡，生存和工作异常艰难，但“我”始终珍藏着外祖父的墨梅，并以梅花的秉性激励自己，与国家共渡时艰。正如作家所写：梅花“浸透了几代海外赤子对祖国圣洁的爱情；它在祖国苦难的时光，给了我不寻常的热能和可贵的信念！”这样的作品同样让人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力量所在。

第三，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学养丰厚、视野开阔且勤于思考的作家，立足地球村现实和全球化浪潮，开始用一种冷静客观理性的目光，进行中外文化的审视与考察，从而形成了更为妥切也更为雄辩的祖国观感。坚信行者无疆的余秋雨，在完成“足以与中华文化构成对比”的中东之旅后，写下《上世纪的最后一篇日记》。在这篇文章中，作家无意炫耀中国文化，也不想否认它的某些“沉疴”“弊端”，但站在喜马拉雅山面前，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发出“千年一叹”：“对于你背后的中国文化，我在远离她的地方才读懂了她。”中华文化自有属于它的千秋魅力。肖云儒在中国西部文学和文化研究上深耕多年，成就卓著。近年来，他以70多岁的高龄，三度走出国门，一路西行，踏访古丝绸之路。这期间，他将目不暇接的种种发现和感受写进《丝路云谭》《丝路云履》等著作，其中最让他体悟深刻、念兹在兹的一句话则是：“走不出中国难体会中国的好”。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或许会想起余光中。这位深爱大陆的台岛作家，曾把生命踪迹印在世界许多地方，及至年龄渐老，他在文章中写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从母亲到外遇》)尽管这只是一种形象的喻比，但内中包含的作家对祖国的情感与评价，还是令人怦然心动。于是，我们想起了作家深情吟唱的“乡愁”，想起了他一次又一次面向故土的告白：“汉魂已深，唐命已牢”“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协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