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你知道《当代》是如何诞生的吗？你知道《当代》名字的由来吗？在《当代》创刊四十年之际，与大家分享老主编孟伟哉在《当代》创刊二十周年时所写的回忆《当代》创刊过程的文章，共同走进那个美好的年代。

孟伟哉，男，1933年12月生，山西省洪洞县人。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原主编、《当代》主要创办人之一。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太岳第八纵队军政干校学员，连队宣传员，一八0师文工队副分队长、师政治部宣传科见习干事，五三八团宣教股见习干事，师政治部秘书。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5年2月26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

《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

文|孟伟哉

文章原刊1999年第4期

五十年前，共和国开国大典之际，我是解放军一个连队的宣传员，驻扎于陕西宝鸡、蔡家坡附近一个似乎叫“五龙坡”的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同时也是陇海线上一个小车站的站名。我们连队所属的大队直属六十军军部，任务是收容我军伤病员、接受新兵、处理被俘之敌军官兵，所以叫“预备大队”。1949年七八月间，我们接受处理了一批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开国大典那两天，我调180师宣传队。当我到军政治部接受谈话领取介绍信时，人们正兴奋地议论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情况，热烈兴奋。我们远在关中秦川，却仿佛身在北京，亲历开国大典之盛况，这大概是听广播看报纸加上自己想象的结果吧！——心向北京。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1月，部队从川西北上，沿1949年进军四川的路线返抵宝鸡，从宝鸡乘火车东行，在河北沧县泊头一带更换武器装备，于1951年3月中下旬进人朝鲜战场。这时我是师政治部宣传科见习干事、《战士生活报》助理编辑。离得那么近，很想看一眼共和国的首都，战情火急军令如山，我们并不遗憾地从北京身旁远去。——保卫祖国，保卫北京。

在战场上，我们有一个理想：胜利后到北京参加凯旋阅兵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这个浪漫而壮丽的愿望，鼓舞大家勇敢战斗，流血牺牲。——北京，是共和国的心脏，是战士心中的圣地。

第一次到北京是1956年3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那是因为我1953年5月在朝鲜前线负伤致残不宜归队，1954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发表了最初几个短篇小说，被天津作协推荐才得出席。从未想过这样进京，纯属偶然。

1958年10月，大学毕业，和妻子一同被分配北京，她去一家新闻单位，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后为语言文学系)任教。从这时起成为北京正式居民，一晃四十二年矣！

国家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个人的历史也有了新的一段。人在时代潮流中。我又开始写作了。

个人作品的清单不必开了。这里，我想特别讲讲《当代》这份大型文学杂志的诞生。

1973年7月，在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度过四年，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7月12日回京，13日，大雨滂沱之中，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被分在“第三组”，受诗人李季和作家葛洛领导。这个组是准备筹备恢复因“文革”停刊了的《人民文学》杂志的，由于“四人帮”不放行，此事胎死腹中。毛泽东准许《诗刊》复刊后，我到《诗刊》工作一年多，仍受主编李季、副主编葛洛领导，任编辑部主任。一次，议论诗歌如何与群众结合如何发挥更大社会作用时，我建议可以搞搞朗诵会。这是我在部队时的一种体会。在战地，由于器材场地种种限制，宣传队员们常以激情朗诵方式演出，铿锵有力的朗诵，颇为振奋人心。建议得到李季首肯、葛洛赞同，在他们领导下我做更多具体组织工作。比如李小玢这个报幕员的选定，就很偶然。那时，许多文艺团体瘫痪，人我们不熟，报幕找谁呢？李小雨说她可以推荐一个人，带来的就是某纺织厂员工李小玢。在东四南大街85号出版局二楼一间空房里，由葛洛和我当“考官”。李小玢倒是声音响亮胆子不小落落大方，彩排走台似的报了一个开场白，被我们认可，她就算考取了。其实正式演出时，她的白色高跟鞋都是现借的，鞋比脚大。李小玢后来被调入中央级某艺术团体，据说曾享有“中国第一报幕”之美称，成了名。我讲讲这个小掌故和内幕，是想说，她的命运就是这样偶然改变的。这些活动开展起来后，我们和瞿弦和、周正、金乃千、曹灿、曹伯荣、殷之光等等一批人成了朋友，这些真正的专家行家艺术家，走上了前台。

那一段多次举办的诗歌朗诵演唱会，令我深感以一个刊物的名义搞活动之方便及时和灵活。

1979年春末，经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党委书记周游、副书记孟奚口头同意，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并报请当时的出版局的陈翰伯、王子野诸领导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着手创办《当代》杂志。创办这个杂志的建议由我提出，但最后敲定这件事，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1977年11月，我在红山口军事学院写完《昨天的战争》第二部，结束创作假，回社报到，同时明确职责，领受任务，面见总编韦君宜和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屠岸。诗歌朗诵演唱活动的效应记忆犹存。交谈中明确我仍任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我建议社里办一个刊物。当时的设想是办一个兼发作品和评论的刊物，刊名或者就叫《作家与作品》《作品与评论》，目的是吸引作家，活跃编辑手段，繁荣创作，类似五十年代创办《收获》那种意图。我提出我的建议，韦君宜未表态，事情就搁下了。

1978年夏季的一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的砖墙上，有人贴出一份油印刊物，刊名《今天》。看了《今天》的内容，我感到人文社应当办一份刊物，当时脑子里蹦出“当代”二字。为此念头，我又跟韦君宜建议几次，终于，最后一次，她表态了，说:“你去跟文井谈谈，看看他的意思。”

领导人角度不同，摇头点头都不容易。相比之下，提建议的人更自由些。韦君宜一直不曾摇头，但她终于松了口，这是好兆头。

我头一次跟严文井谈，他也谨慎，不摇头也不点头。我建议的条件是，只要你们社长总编仍保留我副主任的职权(当时我说的是“指挥权”)，只给我一个助手，不要钱不要办公室，依靠现代部(当时还是较大的部，未分室)大家的力量，这刊物一定办得起来。大约第三次跟严文井谈时，他反复问：“你真有决心？你真有信心？”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说：“那好。我同意。”他又让我再去跟韦君宜谈。

严文井赞同，韦君宜无异议，我又将他们二位的态度报告周游、孟奚。他们说，社长总编同意就可以做决定了。

一天，社党委开会讨论此事，鉴于我是建议人，通知我列席会议陈述理由。口头陈述后还要一份书面报告存档，我在会场当即写出，党委委员们据此形成决议：办。

党委决定后以社的名义书面报告出版局，此报告由我起草韦君宜改定以手抄稿报送。在这份报告上，似提了两个刊名，一为《当代》，一为《当代文学》。第三天，陈翰伯、王子野那里即先以电话通知韦君宜说同意，并赞成用《当代》这个刊名。韦君宜叫我到她办公室传达了这些，还说，翰伯、子野要这个刊物杂，突出一个杂字，要学吉林省新出的很厚的《社会科学战线》。

这时，我想，差一点儿，《当代》这刊名被别家用去。由于在人文社酝酿时间较长，吉林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新苑》之前，其编辑赵宝康曾来过北京向我约稿，我曾写信建议他们用《当代》之名，因为在人文社，严文井、韦君宜虽授予我终审权，我只是他们的下属和助手，只有建议权，不知道建议之事终究能否落实。

现在好了，一切程序完备，我便请李景峰、叶冰如协助，积极策划创刊的编辑出版事宜。

请严文井社长为创刊号写一篇文章，意即社论。严文井将他前不久在人文社于友谊宾馆举行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加整理拿了出来。请韦君宜总编写发刊词，宣明宗旨。韦君宜以给出版局的报告为基础作了修改，载于刊首，未署名。刘玮正选编台湾短篇小说，提供了两篇作品，我选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赵梓雄的话剧《未来在召唤》当时在京演出反响强烈，稿本由曲六乙推荐。等等。

热情化为行动。这些，其实都是在做发稿编辑和责任编辑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荣誉和荣耀，只为在思想解放的热潮中，在领导首肯之下做成一件事而高兴。

在创刊号编定之前，我曾两度编出目录，打印出来，分送每位社领导和现代部领导屠岸、李曙光审阅提意见，倒是没有人提出异议。

创刊号编定后，经请示严文井、韦君宜，印刷七万份一销而空。第二期，仍由严文井、韦君宜拍板，印了十一万份，供不应求。第三期印了十三万，每期递增，最高时达到五十五万。后来回落，长期稳定在二三十万。

创刊号实际出版时间是1979年7月，因定为季刊，是朱盛昌建议把时间标成6月。此建议被采纳。

编第二期时，一个差错促使一位作家早日出名，他就是史铁生。

李景峰说，按他的计算，第二期送印厂五十二万字，这是富富有余届时可压缩的。当一校样回来，实际少了三十来面，他误算了。情急之下，我找到北京崇文区文化馆送给我的内部刊物《春雨》，还有别的区送的小报急找合适的作品补充，结果看到史铁生的一篇《之死》。看着不错，将有的段落作了推敲小修，将题目改为《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刊出。听说这作品刊出后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史铁生遂引人注目。从《春雨》上还选了一篇“益智小说”(题目和作者名均记不起了)，分两期发表。

这份刊物办成功，人文社新建一个《当代》编辑室，我任主任。我提升副总编后仍一度兼任主任，朱盛昌任副主任，后升任主任。

这刊物出了头两期，社里让时任副总编的老作家秦兆阳分管，我们在内部称秦兆阳为主编，由我负责日常工作。1985年底我出任社长，和秦兆阳共同任主编，朱盛昌继续任副主编，请退居二线的严文井、韦君宜、屠岸任顾问，并正式标于扉页。何启治任编辑室主任。和经验丰富的仁厚长者秦兆阳合作主持这份刊物六七年，和先后任职参与《当代》编辑工作的同事的合作，是我觉得格外美好愉快而有价值的时光。

《当代》创刊号发行后，好像是美联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新动向加以报道。文长千余字，载于大参考。它特别指出刊物发表了在台湾的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猜测有什么内幕背景。

背景嘛，就是中国的大气候，内幕嘛，就是几个普通编辑的操作，连社长严文井总编韦君宜都不曾干预的。

从1979到1999，《当代》出刊二十年了。二十年，尽管人事变迁，《当代》却仍是风帆一面。二十年来，《当代》发表的作品，何止成百成千，从当代》登上文坛者，何止成十成百！《当代》本身是一角历史，编者作者研究者都心中有数。

《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

199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