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的“遗嘱”设立茅盾文学奖以来，就注定了这个奖项的不平凡。归其原因，不仅由于茅盾先生在当代文学界的权威地位，也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权威大奖来操作的。它每4年评选一次，至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十界，在这十届之中，茅奖评选出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影视改编中“炙手可热”的宠儿，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少年天子》、《白鹿原》、《长恨歌》和《暗算》等，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基本都成为当年的热播剧，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随着影视的广泛传播，这些原著小说也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热度不断上升。众多茅奖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除了小说本身很优秀、可读性强外，也有一些其他因素。

小说成为影视改编的潮流

对于新时期中国小说创作来说，影视改编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传播媒介也应运而生，成为文化消费主义兴起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消费文化倾向的影视作品。

除了茅奖作品被大量的影视化，小说与影视的合作早有端倪。198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与中国先锋作家合作密切，张艺谋分别改编了莫言、余华和苏童等人的作品，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影视化是文化消费的途径，也是文化消费的形式。

在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视觉文化开始流行起来，“读图时代”到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文字形式，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影视化的传播，传统的阅读甚至遭受到了挑战，小说的影视化实际上也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成为满足当今受众需求的一种方式。

小说与影视本就关系密切，一方面，小说为影视创作提供素材，国内外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很多都源自于小说，如《红高粱》、《霸王别姬》、《战争与和平》和《肖申克的救赎》等；另一方面，影视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技法。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茅奖作品从外观上就十分贴合影视改编的要求，电影改编所涉及的叙事样式主要有两种：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故事片，事实上，小说里只有长篇小说是适宜电影改编的叙事样式。另外，与电影文学改编密切相关的是现代长篇小说，主要是其中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现实主义小说，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时空连续的真实幻觉，提供了一套叙事的成规与惯例，因此会更受电影改编者的青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茅奖的获奖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与现代电影改编理论十分切合。

因为茅盾文学奖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奖项，作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关注度，这与现下流行的大IP+影视改编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选择茅奖作品进行影视改编也是有益的。如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在《当代》第一期刊载后，就受到了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古华收到了来信数百封，文艺界的师友极为热情，先后有多家报刊发了有关消息、专访或评论。《芙蓉镇》本身具有一定的名气和广大的读者群，导演谢晋选中拍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该电影也捧红了当年的刘晓庆和姜文，成为我国经典的电影之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茅奖作品乘着这阵东风，屡次被影视改编选中。但是选中频率之大，也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茅奖作品自身美学特点

茅奖作品自身所具有的美学特点，也是十分适合影视改编的。

首先，茅奖作品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情节性。

茅奖的很多获奖作品都有“史诗般”的品格，这些大历史本是阅读性较弱的文本，但是创作者无一例外的选取了“大小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视角放在大历史下的小人物的生活与经历，以小来见大，描述历史长河里小人物的浮沉，这样既增加了故事性，也增加了小说的阅读感受。

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小说以陕北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路遥的创作视角主要放在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身上，从这两兄弟身上的经历来看中国历史的巨变。

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的升沉起伏为主线，在历史的背景下描写梁家三代人不同的命运变迁，故事曲折，里面的爱情也让人动容。

麦家的小说《暗算》，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达到一种平衡，那些关乎密码、破译、间谍的神秘故事，深深吸引了普通读者。这种“新智力小说”和特情小说成了《暗算》的两副面孔，扣人心弦的情节不仅打动了茅奖评委，更打动了导演。

总体观之，茅奖作品无疑都是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与情节性，故事引人入胜，打动读者，因此很受电影改编的欢迎。

其次，茅奖作品中叙述的画面化。

说到叙事的画面化，不得不提到莫言。张艺谋第一次读到《红高粱》时就被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所感动，产生了要把小说拍成电影的冲动。而莫言之所以把小说放心的交给张艺谋拍，“是考虑到小说里的高粱地要有非常棒的画面，只有非常棒的摄影师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构建小说之初，最令我激动不安的就是《红高粱》里面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不断展现着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小说家在小说创作时，脑海里就已先形成画面，下笔的小说也就有很强的画面感。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很多画面描写：金灿灿的河水，浮在湖面上的阳光，如落在地上的云朵一样的驯鹿，穿白袍的桦树，像云像树又像河流一样的苔藓……除了作者创作时对画面的描写外，在茅奖获奖作品中，部分小说就采用了一些技法使叙述更有画面感，比如很多小说就采用了结构的蒙太奇的手法，即通过“镜头”间的剪辑和组合产生全面的印象，典型的例子便是刘心武的《钟鼓楼》，在小说中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就使用了时间和空间的蒙太奇手法。

同时，一些获奖作品也倾向于多种艺术方法的交互与运用，特别追求声音、色彩、动作、旁白，以及其他戏剧演出、雕塑、舞蹈等艺术手段，形成造型的综合化。比如2000年的茅奖获奖作品《长恨歌》，就很受大小荧幕的欢迎，分别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不但直接谈到照相、拍电影之类的现代产物，更是使小说叙述更加“电影化”，关于“弄堂”、“流言”、“鸽子”、“闺阁”的描写，就十分的具有电影的镜头感，比如“绿苔、黑铁栏杆、黄绣、飞在天空里的成片飞鸽”等等，构成了色彩斑驳、动静结合、现实与梦幻错杂的“荧幕世界”。

影视化并不能威胁小说的存在

虽然电影电视的改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影视并不能完全代替小说。如果说20世纪电影成功地在社会功能和文化消费的层面上取代并不断地排挤着长篇小说，那么，电影作为如此年轻的叙事艺术，尽管在理论上具有无限广阔的素材资源，但其自身的叙事传统毕竟是如此的短暂而单薄的。电影要在有效的时间内讲清楚一个故事，因此主题尽量要单一，导演想表现的东西越多，观众所接受到的信息就会越少。在电影拍摄中，很多导演从小说千头万绪的内容中抓住一条线索进行改编，根据这一主题线索把故事讲完整了，电影的拍摄也就完成了。而小说相反，一个小说的文本可以尽可能多地注入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且还会有许多言外之意。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可以用大量的手法进行描述、渲染和铺陈，把小说创作得深入细腻，而电影拍摄却并不怎么好拿捏，十分考验导演的功底。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通过一个女人40年的故事来表达一个城市的传奇与命运，并寄予了作者对这种沧桑变化的哀伤，带有很强的挽歌情调。但是关锦鹏导演的《长恨歌》，在上映时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原因是电影的拍摄和表达流于表面，把一部有独特内涵的作品拍成了王琦瑶的荒唐情史，失去了小说原有的神韵。同时因为王琦瑶这一形象深入人心，让郑秀文这一香港演员来演一个上海的弄堂小姐，许多读者并不买账，因此票房也并不理想。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小说也在不断的改进、吸收与融合，适应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在现代社会这个快节奏的带领下，小说的创作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小说的叙事风格也更加简明化，这在阅读时会让读者产生快感，而无以往的累赘之感。这在茅奖作品中就有体现。陈忠实在写《白鹿原》时，他就已经认识到小说的式微，“唯一的出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读者的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考虑到这一问题，他将原本所构想的上下两部进行压缩，在内容上进行删减，语言上进行调整，把两部变为一部。在读《白鹿原》时，很明显就会发现其小说的语言很是轻快和简明。陈忠实在写作时多用叙事语言，没有过多的描写语言，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会有顺畅之感。在小说创作中，除了语言的变革，小说的技法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小说创作会与影视相互借鉴，吸收影视剧中蒙太奇、特写镜头等手法，使小说创作也更上一层楼。因此小说是不可被替代的，我们依然可以期待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