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的金钟奖获奖选手高白在闭幕式暨颁奖音乐会上演绎了王建民作曲的《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图为王建民(左)与高白在演出后合影。(张悦/摄)

王建民是近年来在我国民族器乐创作方面成绩十分卓著的作曲家，在其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中，“二胡狂想曲”被视作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级”创作，更成为二胡演奏家们多次演绎、音乐学者们反复研究的对象。在写《第一二胡狂想曲》之前，王建民曾谱写了大量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但从没有写过一首二胡作品，甚至没写过任何一首跟民乐有关的作品，全部是西洋乐作品。1988年从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两年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教的王建民，应当年南艺的应届毕业生邓建栋的请求，创作了一部新的二胡作品，这部作品在当年邓建栋的毕业音乐会上首次演奏，一鸣惊人。这部后来被亲切地称为“一狂”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一举获得全国第六届音乐作品评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此后，2001年创作的《第二二胡狂想曲》斩获第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银奖(金奖空缺)。2003年的《第三二胡狂想曲》于2006年获得全国第十二届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2009年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又在2011年全国第十五届音乐作品评奖时摘得一等奖的桂冠。

距离《第四二胡狂想曲》已有十年。今年10月，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成都举行。金钟奖二胡比赛的决赛阶段，作为参赛选手的必演曲目，王建民受金钟奖组委会委约创作的《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在贵阳交响乐团的协奏下惊艳全场。对于这部最新二胡狂想曲的创作，作为金钟奖二胡比赛评委会主任的著名作曲家王建民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艺术报：您每一部狂想曲都有一些意象以及地域的特色。这次创作的《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您所赋予它的一个意象是什么呢？

王建民：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从一开始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展现的西南风情，地域特色就很明确。写完“一狂”实际上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以后如有“二狂”“三狂”就采取这种地域性划分的色彩来写。因为中国的土地特别广袤，而且民歌以及民间音乐特别丰盛。如果我局限于一个特小的品种、一个特别小的地域上来写，可能呈现的音乐风格相对来说会比较单一。所以我就采取色彩区域或者大地域的风格，比如说祖国的西南、西北或者东南，以后可能还会写东北。关于这种区域划分，著名音乐学家乔建中有一个关于中国民歌色彩区划分的论述，实际上中国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一起或者由于不同地域的问题，很多的民歌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有它共同的特征。比如西北那些民歌，我的思考就是西北的，而不仅局限在陕西。

《第一二胡狂想曲》西南特色明显，因为云贵地区尤其特殊，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多，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特点。这其中也有它近似的地方，也有独特的地方。所以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创作很有帮助。有时就可以采取一种杂糅的方式，将在一个区域里面的色彩或东西凝聚在一起形成你想要的风格。此外，还可采取比较纯粹的糅合方式，把这个区域里面最典型的民间音乐化作自己想说的一种语言。比如说《第二二胡狂想曲》它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汉族民歌的调子。但是我设计了我想要的一种作曲方法，自己设计一个音阶，把这个特征糅合进去，以带有某些强化性的、提炼性的写法，提升我自己想要的个人特点，这既是一种尝试也是我所追求的。

中国艺术报：这次您创作的《第五二胡狂想曲》用了您之前创作二胡狂想曲时从没用过的副题，这个用意是什么？

王建民：其实每一部二胡狂想曲都秉承最初的设计理念在进行，《第五二胡狂想曲》也是如此。我一直很喜欢蒙古族的民歌，非常欣赏它的音调，特别舒展，特别辽阔。蒙古族民歌的曲调往往枝干不复杂，但是特别动人心弦。而且蒙古族民歌的特征是起伏特别的大，又特别狂放，我早就锁定了这个区域，就是想有朝一日我要继续写二胡狂想曲系列时，这必定是我选的一个区域。

这次第十二届金钟奖二胡比赛，决赛阶段需要一个新作品，这种委约创作新作品其实是金钟奖举办以来的一个鲜明特色，推新人的同时也推新作。中国音协去年找到我，我心里还不是太有谱，后来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又来问我有没有时间写，我说我应该可以写，一个是写作时间够，另外一个其实这个作品我心里也是酝酿很久了。

今年年初正式开始动笔，大概耗时八九个月，连上总谱和配器，差不多到今年9月中旬才完成。我以前创作的四首二胡狂想曲都没有副标题。今年我为了强调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祖国的赞美特别加了一个副标题，就是“赞歌”，这既契合了蒙古族民歌的风格，又是赞美祖国的这样一曲赞歌。我写东西一贯的原则是不喜欢用现成的素材，绝不套用现成的蒙古族民歌的曲调，我脑海里积累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有很多。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恰逢金钟奖二胡比赛这样一个重量级比赛的契机，那么创作《第五二胡狂想曲》既要有时代感，又要契合中国音乐顶级专业大奖的精神，同时还要倡导主旋律的方向。其实，我从写二胡狂想曲开始就契合了这种精神，那就是表现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气派。为什么用狂想曲而不是别的方式？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二胡虽然是一件民间乐器，我争取提升这件乐器的品质。

中国艺术报：《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是一部20分钟左右的中型作品，您在构思整部作品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王建民：我要进行难度上再提升的历练。另外对演奏者或者选手的考验，主要体现在时间上。要知道在台上拉5分钟和10分钟不是一回事，超过10分钟的演出对选手和表演者心理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五狂”最难的技术都是在15分钟之后，甚至有两三分钟是极难的，这跟狂想曲的题材特征有很大关系，狂想曲的题材特征最后一段必须是炫技。

最初我考虑用狂想曲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曲式的多样性，狂想曲一般都是多段体，刚好跟我们中国民间音乐的多曲牌有一定的相似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狂想曲表现出了以前的民乐所不具备的某种实时性的特点，这也是我将民间音乐提升和展示中华文化大气派的具体做法。另外无标题也是这个考虑，传统音乐有一段时间的创新太过于注重标题，其实有很多无标题曲目在精神上传递的东西并不输于有标题的作品，因为它给人提供的想象空间更大。在这届金钟奖的决赛阶段，选手演奏的“五狂”嗨翻全场，我就是要造这种势，我就是要给人一种感觉：二胡不是一件土乐器，它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中国艺术报：您做了这么多年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系主任，对传统和现代的看法是怎样的？

王建民：虽然我在民乐系待了那么多年，我对传统和现代、传统与创新的看法一贯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传统要继承，一种是传统在继承中得到充分的浸润之后发生质的变化，有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另外一种是纯粹把这些东西作为展览放在博物馆里面，这是一个文化遗产。但是当我们要将这些用到我们的教学中的时候，我们传统的东西一定要给它注入新的东西，注入新的诠释方法。比如：走音、破音，我们去模仿那个东西干什么呢？真的是没有必要。所以我们既需要传统，又要在传统基础上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是我对传统的看法。

当代的创作其实就是一个创新和根的问题。我们写东西的真正来源还是传统音乐、民间养料。如果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一知半解，那么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肤浅或花里胡哨的，内心的东西就会缺失。所以在这点上我特别敬畏传统音乐，我很愿意到传统音乐、民间养料里去学习。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把这些传统元素进行消化或创作的时候，技术至关重要，我们作为学院派，写作的方法、写作的技术，乃至写作的曲式等都至关重要。但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底线，就是我创作的作品旋律得好听。

中国艺术报：您觉得新的好作品对我们整个民乐的发展有着什么样重要的作用？

王建民：无可估量的作用。艺术是靠作品创新、作品涌现和作品精湛度而呈现出的发展史。西洋音乐的发展史如果没有贝多芬这些著名作曲家，整个发展史就是断流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史实际上并不长，而二胡的发展也只不过是百年而已，这个百年二胡的概念应该是从刘天华开始算起。那么我们这辈的作曲家所担当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努力创作契合这个时代的作品，在现在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一些印记。我每次在创作的时候抱着的信念就是——我是专业的，是学院派，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当了十年多的民乐系主任，我有责任推动这个学科往上发展。

中国艺术报：很多人都希望您能够写到“九狂”，说您的心里有很多小火焰还在酝酿，您是怎么想的？

王建民：创作的时候确实要在心里面走过很长时间，就像一道大菜要煮很长时间才能煮熟，或者说需要慢炖。从“四狂”到“五狂”刚好整十年。这十年间一直不断有人问我“五狂”什么时候出来，我说一定会出来的。我心里其实一直在酝酿，所以这个东西说不准，我想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