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面对华夏同胞众志成城、齐心合力抗击疫情的坚毅勇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和同舟共济、生命至上的人性光辉，如何在艺术创作中贯注真情、直面时艰，如何建构具体创作中的表现角度、语境与姿态，使作品真正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成为每一位投身于“抗疫”主题创作的美术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王珂《致敬奔赴一线的医护人员》纸本设色2020年

纪清远《社区温情》纸本设色68×105cm2020年

谈起这个话题，想起近日有“不读书，连捐助留言都写不过人家”的网络热帖流传甚广。那么相较而言，日本援助中国物资上所书“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果真如很多评论者所说完胜“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吗？国民整体文化素养有待提高的现实当然存在，但我以为这个对比段子聊作自嘲尚可，却并未说到理上：文字有其对象和语境，引用诗文用于传情表意，标语式表达用于防疾抗疫；前者重在修辞抒怀，故能以情动人，后者旨在激励民心，贵在直截有力，二者本来立场不同，用意不同，各得其所，实无高下之分。同理而观，“抗疫”主题美术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鼓舞斗志、抚慰心灵、凝聚人心，这样才能起到助力“抗疫”的作用。正因如此，其创作手法重在叙事、说明和召唤观者情感共鸣，而不在主观感怀和文艺抒情，至少在疫情依然严峻的当下。

卢平《抗毒卫士》纸本设色68×68cm2020年

孙震生《致敬——平凡的坚守者》铅笔淡彩18×21cm2020年

回顾过往，面对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文艺创作历来都冲在抗争队伍的最前沿，并起到了鼓舞斗志、抚慰心灵的作用。这一次，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灾难，同样需要既契合艺术表现规律、凸显艺术本体语言特质，又能激励、触动人们心灵的好作品。但显然，并非所有“抗疫”主题创作都能在艺术表现与情感表达方面达到这样的水准和高度，“抗疫”关头的美术创作乃至文艺创作整体也确实面临着在数量上“铺天盖地”之后，如何能在质量上“顶天立地”、在情态上“脚踏实地”的课题。至少在当下，绘画创作的“照片化”、人物形象与场景的模式化、题材思路的单一化等沉疴与积弊仍然存在，我们回应重大事件与时艰的主题性艺术创作依然任重道远。

马蕾、张彩翼《呦呦鹿鸣》油画坦培拉240×360cm2019年中国美术馆藏

徐悲鸿在1942年的《西洋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影响》一文中曾言“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其时救亡图存、唤醒民众成为艺术创作与宣传的首要任务，“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显然比“为艺术而艺术”更能与时代脉搏共振，更能回应时代命题。时至今日我们更应看到，主题性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特定的语境和语态，亦具有艺术规律与社会功能的复合性诉求，艺术创作者须在拥有相当水平的艺术表现能力的基础上，具备置身事中、感同身受的体悟能力，与整体观照、取精用宏的升华能力，方能创作出回应时艰、引发共鸣的好作品。

冯国豪《赤脚医生—覃祥官》雕塑玻璃钢158×200×120cm2019年中国美术馆藏

|于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