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在讨论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之前，有必要对这一命题的概念内涵以及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作简要分析。

在文艺事业中强调“人民性”是我党一贯的文艺方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再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将“人民”作为一切文艺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一定的文艺观必然反映了特定的哲理内涵。在上述文艺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一方面，要看到“人民”的内涵具有共通之处，即这里的“人”都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人民”的范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范畴，蕴涵了阶级的概念，工农兵是“人民”的主要代表。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则体现了人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同构关系。“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在这里，“人民”是具体且可感的。

“人民性”命题所处的历史语境也发生着变化。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时，我党面临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动员人民的问题，故其文艺观是如何让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面临的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另外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则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崛起路上发展综合国力的需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当下中国音乐的发展现状，本文认为，当代音乐创作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对当下社会现实情感给予深度把握

音乐艺术最重要的本质以及最鲜明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情感性”。音乐比任何艺术都更善于表达情感，更善于“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好的音乐作品总是具有直指人心、直达灵魂的强大力量。正所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音乐这一特殊性天然地决定了音乐的创作必须以呈现人的情感为旨归。作曲家应将自我灵感与所体验到的、当下社会整体上呈现的现实情感进行有机地结合，凝练为作品要传达的艺术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作曲家个人的“小情绪”，而是社会大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所苦所乐，以及由个体的鲜活的情感汇聚在一起而产生的社会总体情绪。从实践来说，就要求音乐创作者要高度关注当下的“人”——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命运给予“入身、入情”地关注。感受活生生的“人”，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所拥有的喜怒哀乐，并将这种感同身受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呈现出来。

中国古代经典文艺理论对这一创作规律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如“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古今中外的经典艺术作品无不如此，最终才得以经久不衰。音乐的发展历史也表明，任何时代的经典作品都关注了国家命运、反映了人的心声，都与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精神和情感状态息息相关。23岁逝世的聂耳，用“简单”的音符，谱写了“时代的最强音”。而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谱写的《黄河大合唱》，从延安窑洞传遍全国，激励了无数中国人奋起抗争、保家卫国。在战争年代“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在和平年代，它又成为了穿越时代、凝聚人心的文化符号。

历史经验一次次地表明，仅仅纠缠或聚焦于个人自我情感独白的作曲家是无法写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作品。也正因此，体验社会情感、关注“人”的状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最首要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以人民为中心”需要破除“技法迷失”并呈现深刻的音乐内涵

中国的专业作曲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际，从学习西方起步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地深入，在全球化的冲突和交融中，中国和西方的所谓“信息落差”在不断缩小，至今日已经抹平消失。试问，当下还有什么类型的西方作曲技法是中国人没见过、没研究过、没使用过的吗？此外，拜中国丰富多样的传统音乐文化所赐(比如民乐的特殊音效)，当下中国音乐创作在技法的“现代性”层面，比起“西方的先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多国外的音乐学者在听完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之后，都惊叹于中国音乐创作的“前卫性”和“先锋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依然还“唯洋是从”，像西方当代某些音乐创作者那样，执迷于所谓的“技法突破”，做着苦苦追求“音响效果”的游戏？追求表面声效、理念先行的创作态度在西方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其所带来的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音响空洞贫乏、思想单调肤浅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反思。然而，我国的某些作曲家却依然还处于“以洋为尊”，徘徊于追求“新奇怪异”为创作目标的阶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可笑的遗憾。正是在出发点上，本文认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在创作的手段、技法、形式方面，应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重新反思。

第一、重新审视当代中西关系。音乐的创作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的文化精华。吸收外来、为我所用是创作的应有态度。但是，在审美的旨趣和审美的追求上，是基于何种标准来创作？是迎合西方少数人的标准？还是满足广大中国人的审美需求？这是需要深思的。当代中国作曲家应做何种选择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第二、再度审思技法形式与音乐内容的关系问题。音乐创作中，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音乐表达服务的，背离这个原则，所有的技巧和手段将变得毫无意义。纵观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绝不存在仅有形式和技法的标新立异而经久流传的。那些打动人心、永不过时的作品，总是包含着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内涵，总是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

因此，在创作中，要将内容和形式进行艺术性地深度融合，用恰切的形式表现深刻的内容才是作品的首要目的，而不是仅仅追求形式本身的标新立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要克服浮躁这个顽疾，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创作中处理好技法的批判与借鉴、吸收与创新等几对关系，以深刻的音乐内容为中心，努力创作出满足广大人民审美需求的音乐精品。

>>“以人民为中心”需要抒写中国文化精神与讲好中国故事

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影响力并不是简单对应的。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直至1600年前后，GDP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即使在腐朽的清末，GDP依然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洋务运动让中国经济在鸦片战争中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得到迅速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更不必说，中国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迅速飞升至世界第二位。

种种数据显示，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中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从来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然而，历史也表明，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带来综合实力的提升，文化影响力才是持久和深远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求中国作曲界要将抒写中国文化精神为审美立场，以写出有着独特艺术魅力和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为追求。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背景下，创作出符合时代特质，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中国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音乐作品。

总之，当代中国音乐创作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作曲家不断地思考，如何用音乐艺术通过对精神的“内化”，引发大众深切的情感共鸣，从而实现引导功能，产生“塑造灵魂”的作用。从体验社会情感、打磨形式技法入手，真正做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最终创作出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一流作品。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然而，脚踏数千年中国音乐文化的沃土，目睹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音乐文化取得的惊人进步，我们有万分的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见证中国音乐凤凰涅槃的突破，并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奏响最绚丽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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