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白致敬

——读莫言仿歌行体《黄河游》及其他

一

壬寅之初,得赵丽宏转示莫言旧诗多首,当头一篇,正是《黄河游》。

诗的前段写他乘坐黄龙遨游太空,发现“天宫寥廓多寂寞,人间狭小自有情”,于是从云头俯瞰,见黄河犹如一缕金线蜿蜒于山海间,风云追逐,光影盘旋。再思月中桂树荣谢,犹如人间生死轮回,喟叹“富贵荣华如粪土,爱恨情仇似云烟”,唯有黄河奔流不息,“啃岩咬山、搬石挟土、兼容并蓄、经亿万年、绕九千弯、流一万里,终成地球之奇观”,其间以一系列的上古神话描绘了黄河的状貌。诗的中段写他终于来到河畔,时值庚子10月,山色烂漫,河水湍急,排浪滔天,一片激越壮美景象。接着笔锋随河的走势而渐远渐宽,寥寥几笔写出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滋养、对北方文明的奠基、对历代社会的奉献,同时也写了历代黄河流域的灾难特别是战争的悲惨。继而转向听觉兴发,从如雷的浪涛声想到了光未然、冼星海的杰作,以千钧壮歌深入人心,激励同胞奋起抗争,争取自由赢得解放,只可惜自己未能够参与。此段描述形象壮丽、线索奇诡、情意喷薄,应是全诗最好的部分。诗的后段随黄河冲出太行、进入中原,直至流入渤海,“头上雪峰吞玉屑,尾摆东南造桑田”“冰雪白,黄河清,点点滴滴都是情。黄土厚,黄河浊,泥浆涌动水无波。渤海蓝,黄河黄,蓝黄交汇大文章”。莫言更遥想十万年后,黄河依然浩浩汤汤,人间早已是天青海晏、天下大同了。全诗题旨通贯、形象生动,而思路和笔法却跌宕起伏、变化莫测;七言为主夹以五言、四言和三言,歌行体的外部特征显露无遗。

莫言旧诗内容多为对民族、历史、地理、家国、人生的感怀,题材上天入地、溯古追今,笔触行空探海、开阖纵横,以强大的想象力和文字力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先人的感恩、对自由的期盼,贯之以儒道合一的精神脉络。同时因记游诗的数量较多,给人以强烈的游历和怀古的印象。我以为在他的各类诗体中,以《黄河游》等仿歌行体为最佳。当然他还有不少的律绝小令,如《遥望柏林禅寺》:“驻足凝神听梵音,柏林禅寺柏森森。写诗最忌雕虫句,学佛应持童子心。知道死生皆定数,方能笔墨见高襟。当头棒喝吃茶去,大义微言梦里寻。”思锐笔精,尾联尤奇。又如为赵尚志烈士所作七律:“白山黑水建奇功,剑影刀光气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躯投江海化蛟龙。身经百战心不改,体被双分目未瞑。题罢碑铭拍案起,生为豪士死英雄。”慷慨悲壮,读之肃然。但有道是“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转引自李跃龙《品读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世纪》2022年第1期),受此影响,我对莫言的一些律绝,诸如“雪岭金峰惊世美,玉龙梅里二灵山。神仙境界高天际,只能仰望不可攀”(《玉龙梅里》),“滚滚大河一万里,累累黄土九千层”(《百福图缘由》)的失粘、失对以及个别七律中的失韵感到些许惋惜。莫言对此十分清楚,他在自撰联“殷墟学甲骨,岳庙拜英灵”后,特意写了“此联如用新韵则工整无拗,用平水韵则‘学’字出律矣”的话。“学”字好改。故可断定不是不知,而是不愿——不愿把精力和时间多用在“雕虫”的调谐上,更不愿为此妨碍了直感的喷发、性情的流露所导致的呆滞,进而导致的“为文而造情”的问题。此乃莫言的选择,至于作品的“是非”则不作考虑,那是别人的事。《黄河游》已声明:“我爱写歪诗,屡被高人讥。白马青牛难同槽,玄鹤何须问黄鸡。”自嘲是莫言旧诗的常客,此言与其说是序言,还不如说是宣言。

二

我之以为莫言旧诗中以仿歌行体为最佳,正是与其律绝的相比较而言。因为就算这些律绝的格律毫无瑕疵,但内容基本上不是纯叙纯议,便是夹叙夹议。前者如《安阳学字》:“驱车千里赴安阳,灿烂文明看夏商。问卜烧龟求吉兆,铭心刻骨变珍藏。灭秦兴汉依三老,识字猜图靠四堂。圣地我来寻启示,生花妙笔赋华章。”后者例子颇多,已有前引律绝,不再另举。按“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宋严羽《沧浪诗话》)的传统和普遍观念,宋之“情理结合”不如唐之“情景结合”,也不如六朝之“情性结合”、先秦之“情志结合”;以此看《黄河游》,情胜于理、情景结合的特征较为明显,兼有情性结合、情志结合以及明清之情趣结合的味道,故得上述判断。有道是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其缘由大致有四。

一是从诗体看,歌行体属于古体诗,七言为主杂言为辅,在格律上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尤其是篇幅的随意和音韵的多变,为叙事、议论和抒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特别是用韵的宽泛和平仄的不拘,给作为小说家的诗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如前所析,这正是莫言需要的,也是最为舒适的。二是从音乐看,歌行体属于旧诗中极重要的音乐性体裁。古人认为,歌行体“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宋姜夔《白石诗话》),“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明徐师曾《诗体明辨》),这恐怕是莫言赞同的,更可能是希望践行的。而作为山东人,莫言若是歌咏的话,必为北方音或普通话语音,难怪他作起近体诗来多用中华新韵而非平水韵。从《黄河游》看,既有“放情”和“杂而无方”,又有“驰骋”与“疏而不滞”,能读能歌,颇得歌行体之体用要义。三是从语言看,歌行体主要脱胎于汉乐府,语言的通俗性不因从百姓口头到文人笔下而多有改变,这是一条忠实的传承之道。此正是莫言喜欢的,也是最擅用的。他常自称“俗人”,在写诗、作书、游历时说得最多,应该不是漫发议论。因而“许我俚句填新词”“试以村言唱七古”便成了他既具古典性、又有时代性的十分舒坦的写作了。有了这个理念,什么“脑洞开”“百事通”“小车不倒只管推”“谁若再黑河南人,让他扫地到汤阴”“写诗写赋写歌词,划天划地划肚皮”等等,俗言无忌、令人莞尔。顺便一提,我对旧诗用俚语的态度是“去读《诗经》”,只要够了胆将时间线作最大的拉伸,则俗与雅、浅近与高古是可以在某些场合会合、同存的。

四是从源头看,歌行体始于六朝,主要从汉乐府中脱变、衍化而来。众所周知,六朝诗最高妙处在“吟咏性情”,此乃时代赐予文学的恩惠,以拟乐府为主导而成的歌行体,自然包括在内。虽不能说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压抑与生命个性的张扬、文学艺术的喷发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但的确,六朝正是那样的时代,清谈、狂饮等一系列以情性对抗内在理性和外在环境的行为,蔚然成风,造就了一批大诗人、大杰作。也许正因黑暗、污浊的衬托,人性的光辉、思想的爆炸、诗歌的奇诡便显得特别的珍贵,于是那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袒腹’的时代”(曹旭《六朝诗学论集》),会令后世真正文人的灵魂向往之、归属之,就像游人赏荷只见花而绝不见泥一样;特别是那些情胜于理、情性融合的文人,只专注这明而选择完全忽视那暗,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又何况诗穷而后工,莫言所说“不入苦海莫论诗”,应是同样的意思。需要补充的是,在那样的时代中作诗是危险和苦恼的,而在神往那个时代中作诗则是安全和快乐的,这种妙处是互相交织并只能用诗来表达的。

三

然而歌行体的成熟与鼎盛,是在唐代。前有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有李白《少年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后有白居易《琵琶行》、韦庄《秦妇吟》,堪称满目珠玉,遍地琳琅,不由得后人仰视而生依附之愿,何况盛唐正是所有人的梦中家园。

既然唐代歌行体名手佳作极多,何独向李白致敬?因我猜莫言好酒甚至贪杯,有“今夜酒酣新度曲”“我借酒意语多狂”“酒肆逢太白,奉酒乞华章”等句为证;至于《黄河游》,更是开门见山地道出了“饭后鼓腹游黄河,酒酣狂歌吐胸臆”的创作缘由。一个做诗的人,又是那么好酌善饮,他的第一偶像应该是谁不言自明,这应该是莫言的愿望,也成为了本文的标题。从他的《黄河游》《鲸海红叶歌》等仿歌行体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快乐与“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痛苦及其两者的变化、关联都坦白地表达了出来。我以为这与他的小说将现实,尤其是现实中的丑恶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只是内容形式的不同,没有精神本质的差异。莫言旧诗记游题材较多,也与李白诗歌相契,字里行间可见李白入世出世精神的表露,还有游侠纵横的传达。总之,李白的入世愿望和报国情怀、出世情绪及超脱精神,还有绝不走别人老路的独立自由的豪放情绪、浪漫风格,在莫言的仿歌行体中多有展现,还有不少词语如“噫吁嚱”、句式如“当断不断终难断,欲说还休休更难”,都有明显的搬运和脱胎痕迹。前引《黄河游》中一连六句的四言,更是莫言自称向李白致敬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同样寄情诗酒,莫言应是为了追求无论微醺还是大醉,开口即吟、提笔成诗的率性而为、浑然天成的创作境界而向李白致敬的。

然而古来诗歌的大家巨擘极多,岂仅向李白致敬?从莫言的几首仿歌行体看,兼有高适的雄劲、杜甫的沉郁和白居易的流利,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是一位真正的文人应有的博采众长和兼收并蓄。可见莫言“向李白致敬”,并不意味着只向李白致敬,而是向李白所在的盛唐致敬,向唐代之前的时代致敬,向所有“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人诗作致敬——包括屈原、曹植、阮籍、郭璞、二谢、陶潜、鲍照还有唐宋巨擘,向所有能让生命意识发扬、文学艺术璀璨的时代和诗人致敬。

这里需要多提几句的是鲍照。六朝拟诗盛行。萧统《文选》收了大量拟诗并编成了一个系列,内有谢灵运以及陆机十二首、江淹三十首等。值得玩味的是六朝对拟诗的“评价很高,完全不同于今人的评价”(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客观地看,六朝拟诗作为向前代诗峰的致敬,既有不成功的沿袭,更有成功的创造,一面“在不断的拟制和摹写中强化了上古诗歌的审美理念,一面“最终在文化历史和合力中演变为一种审美范式”(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我以为一个“拟”字,可视为通往文化自觉的一条必经之路,只是多数人走了绝路,少数人则开了新路。鲍照成功地开了一条新路——通过拟诗尤其是拟乐府,他成为了歌行体的创始者,也成了李白的致敬对象。杜甫赞李白“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可见鲍照对李白的影响之大,这种影响不仅包括了题材、体裁和风格,更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相怜的命运感叹。鲍照拟诗很多,其中《拟行路难》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酌酒以自宽,举杯高歌行路难”,《代白头吟》的“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代放歌行》的“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都是自身命运写照,也都可在李白的歌行体中直接找到下游。后人评“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清冯班《钝吟杂录》),可为确论。

的确,李白所致敬的又何止一位鲍照呢?别忘了“俊逸鲍参军”的上联“清新庾开府”。李白还多次赞美屈原“词赋悬日月”、陶潜“君与古人齐”,又高呼谢灵运的“宿处今尚在”,更自喻谢朓称“中间小谢又清发”,其效仿、取法、活用、升级上述诸家作品的例子,数不胜数。由此判断,如果莫言追慕的是李白的追慕,那么他摹仿的是李白的摹仿、致敬的是李白的致敬。综上所述,莫言的旧诗尤其是仿歌行体,是在向能够产出伟大诗人杰出诗作的时代的致敬,就在这个过程中,莫言找到了一种做惯了小说之后,仍泻不完、止不住的激情灵感及文字所寻的“别裁”渠道;一种做完了小说之后,对小说不能言、无法及所作的“体外”成全——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腹笥余词意未平”所寻觅到的最合适的复古承载体。

(作者:胡晓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