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咏阁作品

 中国人自古有爱马、咏马、画马的传统,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岩画、画像石、卷轴、雕塑等形象印记中,都有马的形象。从汉朝墓室壁画到魏晋时期顾恺之《洛神赋图》中象征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车马绘画,作为背景的马,形象逐渐丰满,逐渐从配角成为主体。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马题材已然独立成科,正式进入中国主题绘画序列中,鞍马画也成为中国历代画家最为喜爱的传统题材之一。中国人画中的马不仅是带有时代气息的审美意象,还是审美主体的思想隐喻,亦是中国文化形象审美的重要部分,折射出民族信仰和精神自由的范围。可以说,中国马文化的传承和审美视野从古绵延至今,深刻渗入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

 自张骞出使西域,于大宛发现汗血马,中原王朝就一直不断追逐汗血宝马。汉武帝将自大宛进贡而来的大宛马称为“天马”,并作《西极天马歌》,言曰“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天马”元素成为汗血宝马的最初印象。对优良马种的不断追求,是农耕民族以西北游牧民族为参照的生存所需和主体期盼,也是力量外射的豪情,马形象逐渐从普遍意识中超越,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形象概念和古老印记。

 刘咏阁在诗书画等领域多有研究,在广袤的历史视野中,他看到了汗血宝马与华夏悲欢的密切联系,以及汗血宝马背后的象征意义、意象可能与文化符号属性,因而从20世纪末首次提出“汗血宝马绘画”这一新概念后,便一往无前地沉浸于“汗血宝马”的殊相创作,挖掘其殊相背后的文化艺术理念,并在对艺术的想象中以汗血宝马的奔腾颂扬对家国的深刻情怀。

 作为中国第一位专门研究汗血宝马绘画创作的画家,刘咏阁在梳理马文化历史的基础上,深入马绘画的传统,研究绘马的表现技法,他敏锐地发现,时代发展的步伐和审美期待的导向为汗血宝马不断叠加和丰富了精神层面的隐喻性和文化属性。走进历史的记忆,汗血宝马是保家卫国的重要屏障,是奋进昂扬的战斗精神,是人才济济的精神自豪,是富足的肯定,是盛世气象的热情展现。他在其编著的《汗血宝马绘画教程》中明确提出:“汗血宝马绘画既不是追摹上古时的大宛马,也不是为土库曼的阿哈尔捷金马画写真,其本质是表现汗血马的‘文化符号’。”因此,在对汗血宝马绘画的取意上,他竭力跳出“泥古”“摹古”的束缚,转而加深对汗血宝马身上这种“文化符号”的投射,并加强了家国同构的理想表现,将个人精神范围升华到家国主义与民族情怀上。

 刘咏阁汗血宝马的形象定位,是在参照各代范本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丰富的艺术处理,他从古籍画卷中细细琢磨汗血宝马的各种形态及精神特质,并进行了主观精神性的诗意表达。在他的汗血宝马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发扬,他继承了传统中国画中画马所注重的笔墨精神,同时又兼容了西方的造型意识和形式要求,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时代审美特征,创造出马头高昂、四肢修长、步伐轻盈、矫健有力、体态优美、英姿凛然的汗血宝马轮廓形象,以及有象征性、寓意性和心理超越的汗血宝马审美基调。可以说,刘咏阁的汗血宝马笔墨形象是他在马种共性的基础上加强了中国本土马文化的家国概念,在视觉形象上进行了归纳概括,强化、突出和直观表现了宝马的共性特征与背后的隐喻性,将汗血宝马的视觉形象与崇尚家国的审美期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红装墨相”的汗血宝马审美意象——红肤绿眼、丰胸肥臀——跃然而出,让人耳目一新。

 他以“红装”调动观者的视觉联想,唤醒“汗血”在视觉表征上的情感认同和符号化的印记。在昂扬红色渲染下的汗血宝马,带来的直观意象是绚烂和淋漓的;而大量墨色的介入,又让深深浅浅的红色有了深度。“红与黑”两种具有中国传统神秘色彩和功能暗示的多维运用,或泼或染,强化个性而简化形式,汗血宝马的筋、骨、神、态紧密相连,这种笔墨的全新“墨相”也将其艺术创作中对于传统笔墨形式的表现意味及形式特征作出了时空上的延伸与创新,为其“红装墨相”水墨语言做出自我诠释。在总体取势上,他的马以直立为主,马肢体间的对比和动势予以强化,整体造型修长而劲健有力,带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写意抒情与自由心性。正如《汗血百骏图》《血红雪白林木深》《胡杨撒秋零》等佳作,于视觉形象中加入了他精神上的真实感怀、老辣用笔有机形成的笔墨节奏、出众的对于诗意空间的营造,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写意标志的意象空间。

 具体而言,刘咏阁画的汗血宝马以大写意为表现手法,其中有着他对中国写意传统中形、色、墨、气等技法的继承,个人诗性表达,以及对西方写实绘画造型的理解和现代艺术表现语言的融合。画面留白与色墨聚散,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的表现主义艺术、印象主义和抽象艺术的语言,营造出似真似幻具有浓郁诗意的画面氛围;在勾勒马的轮廓时,他以草书入画,书写性的用笔往往一气勾勒,或概括或夸张甚或抽象,已然跳出汗血宝马的躯体形象,马蹄甚至极度概括成墨点之态,形成昂扬前行的动势,将画面情绪逐步推进,富有激情与装饰感;在主体形象情感充沛、猛烈的动静之外,他的用笔用色带有极强的动静对比之美,笔墨的虚实、浓淡、枯润、轻重、粗细在墨气挥泄之间,突出了马画的意向性特征,简洁而丰富地表现出汗血宝马的体态之美与空间张力;他更以自作诗与书法介入画面,他的诗颇得唐人题马画诗的趣意,以诗意写画意,也为其笔下宝马增添了人文厚度,而以诗入画,以书入画,也为汗血宝马形象增加了人格化内涵表达,完成了图式上象征意义的表达。如《英雄泣血》《红装墨相图志》《三色图志》等作品,汗血宝马的整个形态都成为其表达情绪的音符,表现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带来狂风骤雨般的声势与情感宣泄。这种表现性的情感化色彩营造出气贯长虹之画面感,色墨的配合形成简洁单纯却又异常饱满的画面节奏,堪得写意渲染之趣、率真之美和潇洒逸气。

 他的这种专属技法的实践,固然是其精湛技法的呈现,更是其自觉从古典文化情结和语言根脉中升华而来的神圣意识和情怀源泉。他以大写意笔墨技法呈现出来的昂扬而饱含诗意的汗血宝马新姿态和盛世气势,是他对历史的仰慕与思索,亦是他对时代的赞歌。正是这种对马绘画题材所蕴藏的精神内涵的升华,汗血宝马的激情生命力和典型特征就成为他展现浓郁家国意识的载体,承载着他积极入世的审美态度和肩负历史责任的审美期待。个人的艺术追求、汗血宝马的理想化形象与家国、时代的塑像结合,让他在充满意象的造型中,对汗血宝马的文化属性和家国属性作出更加立体的思考,对汗血宝马的审美期待作出了新的定义。他在《汗血宝马绘画教程》中,整理出一套关于汗血宝马画法的理论体系,详尽细致而又创造性地将汗血宝马绘画的艺术形态与理论工具书合而为一,将其诗、书、画三位一体的绘画理论与表现形式阐述得生动形象,为描绘汗血宝马的理想形象提供了另一种审美标准,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