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社区党建党课出发而发展起来的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微光》《曙光》已率先在四川成都、河南洛阳落地开演,作为“光”系列三部曲的前两部,两剧将戏剧和党建、红色主题和沉浸式戏剧融合,焕发出新时代文艺载道与艺术创新创造的新活力。无独有偶,江苏苏州常熟沙家浜的《春来谜局》、山东临沂沂南县的《沂蒙四季·红嫂》、河北邯郸涉县的《再回太行》、江西南昌的《那年八一》、四川雅安的《安顺记忆》等类似的革命题材与实景沉浸式戏剧的融合,相继在各地绽放,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

沉浸式戏剧《微光》(图片来源:“成都京剧研究院”微信公号)

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发掘本土革命文化题材,凝练出荡气回肠的革命主题,其中既有接地气的地方民风民俗、文化符号,也有沉浸式场景体验、人物角色扮演互动的崭新戏剧形式,这些丰富的元素汇合为新的艺术创造。如此一来,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可以将革命文化的大众化魅力更好地释放,推动文艺大大方方、有力有效地载正道、扬正声;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在新时代接受语境下,与时俱进,抓住年青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心理特征,发展出深入民心的新艺术,进而拓宽艺术创造路径,实现主旋律和通俗文艺形式的结合。

事实上,革命文化本身具有充分的艺术空间和题材吸引力,革命文化与通俗文化并非具有截然对立的界限,相反,在文艺史上恰恰具有许多结合相得益彰的先例,并成为一种深厚传统。“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话剧的引入与推广,都旨在将启蒙的精神和大众化的形式相结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普罗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成为核心模式,也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度畅销,代表作家蒋光慈便有名言:“恋爱是最浪漫的事,而比恋爱更浪漫的事便是革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工作与大众化并提,要求将“普及”与“提高”结合,将新文学新文艺和文学艺术传统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倡导方向下,《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成为革命历史与传统通俗小说形式改造相结合的成功代表作。

红色革命主题早已被经典化,新的传播就面临着“影响的焦虑”,作为历史后来人的接受者们不免具有旁观隔阂感,甚至于挑剔、冷漠、逆反,而沉浸式体验的代入感、历史的现场感正是对此的对症下药。“沉浸”的核心要义在于,作为局外人、后来人的观众变成剧中人、变成革命当事人的过程性。参与者通过情感投入、体验投入,打破戏剧的舞台空间、历史时间之墙,通过场景沉浸,从当代都市生活、安逸生活逐步进入到八九十年前的革命时代、血与火时代,实现从情感淡漠、麻木到逐步复苏,从看客的挑剔到当事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的主体“复活”或建立。

从虚拟历史场景的沉浸到真实主体性的参与,虚中有实,这个实就在于虚境中所焕发出的信仰热情。所以这种“沉浸”过程并非简单的知识性接受,更是情感性的投入,是沉睡的使命感、信仰感的“复活”过程。情境的沉浸性与觉醒的真实性越鲜明,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的现实意义与艺术价值就越难能可贵。

红色主题与沉浸式戏剧的融合焕发出新活力,这不只是艺术创新创造的成功,也获得了市场和社会资本的青睐。继《微光》的成功范例后,《曙光》吸引了洛阳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等多方力量的加盟,在力量大聚合基础上,艺术的精益求精和社会影响辐射力都光芒大放,已成新的“洛阳纸贵”之景观。在“印象”“又见”“只有”等系列的旅游景观实景入剧后,红色历史题材竟也可实景入剧或者造景入剧,而观众的角色扮演和深度互动创造活力解放,这带来观众主体性由静入动的功能重构、观众与演员的身份重构、戏外戏内的景观界限重构,以及生活与表演的观念界限重构,这些均从艺术形式到观念带来对戏剧传统虚拟之墙的新突破。

既然化通俗入大义是一条有效路径,那么我们可以推动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更进一步发展,比如慎重把握其中的娱乐性成分,增加更浓厚的历史语境中的沉重严肃体验感和代入感,强化由游戏进入实景实情的同情共振,继而达到真正的身份认同,实现革命情感的新时代迁移。还可以增加做任务的难度,增设奖励项,从而增加游戏的成就感和震撼性记忆等。

(作者:白浩,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