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像一个筐，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把人性、人道主义上帝化，当作他们学说的渊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对人尤其是个体的人没有研究，只关心物，是机械唯物主义。

——董学文

西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对人的异化危机的关注等，吸引人们用西马来认识我们的社会。而西马在原理上并没有建树，它不批判资本主义，而是革命失败后躲进书斋解构文化的产物，对我国社会现实并不完全适用。

——陈飞龙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赖希、梅洛-庞蒂、萨特、阿尔都塞、杰姆逊……这一长串的闪光的名字影响了中西学界几十年，他们都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 ) 。11月1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文所)主办的第五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评价成为核心主题，祝东力、陈飞龙、董学文、赵文、丁国旗、蒋洪生、唐利群、崔柯、冯巍、刘斐等与会，重新梳理了西马的基本特征与理论内核及中国对西马文论的接受状况，探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创新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对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西马化提出警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西马文论正式介绍到中国以来，其中许多重要的命题如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关注，审美救赎功能，技术与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文艺与道德、政治的关系，性别研究等，因其批判的锋芒和理论的新鲜被理论界接受并广为传播，直至现在青年学子中仍旧对西马津津乐道，而对马克思主义则了解甚少乃至退避三舍。因而，为了扭正这种偏颇局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中“西马非马”的声音一直存在。2011年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呼吁学界警惕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强调西马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区别，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应中国化，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西马概念本身是成问题的”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文指出，这个词汇的发明只是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序言中的一个不严谨的解说，他将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青年马克思思想为理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的、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不同流派统统纳入到西马范畴之中。赵文认为，将他们称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可能更合适。学界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过这一看法。董学文也指出，西马像一个筐，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把人性、人道主义上帝化，当作他们学说的渊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对人尤其是个体的人没有研究，只关心物，是机械唯物主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自认为是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西马的一面大旗。

董学文认为，西马并不能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是有所偏离的，如反对主客二分，反对认识论，用存在论代替实践论认识论等，很多都是将西方的一种思想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上，如“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西马的分支之一。

尽管如此，西马却在国内学界流行数十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唐利群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她指出，西马对市场化、对消费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张扬有助于分析作品，所以运用得多，但是西马也像一把双刃剑，用西马解读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则是无力的。在市场经济时代，西马的可操作性也许是其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无建树才导致西马盛行。对此，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陈飞龙强调，阶级性、意识形态性、人民性、党性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成就。西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对人的异化危机的关注等，吸引人们用西马来认识我们的社会。而西马在原理上并没有建树，它不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躲进书斋解构文化的产物，对我国社会现实并不完全适用。“我们现在放弃了阶级意识，放弃了党性原则，我们的文艺都在张扬人性、人道主义，按照资本的逻辑走，注定要娱乐化、商业化。 ”因而，他呼吁，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千万不能丢，要重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董文学、赵文也再次强调，研究西马要深入化、具体化，中国借鉴西马有当时的时代因素，应防止文艺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

而在对西马的态度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马等西方理论进行了大量地引进。陈飞龙认为，现在，我们对西马的研究要从知识体系的认识转到认知角度，即从一般性的介绍和知识获取如西马分哪些流派等，转到对话、批判地看西马。并且，西马的认识体系要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丁国旗则认为，对西马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西马也是西方文论之一种，应让它回到学术研究中成为资源之一种，维护西马文论、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并在学习与反思中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洋为中用，融会贯通。